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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秋水:民国有本男子奇书,叫《管理妻子法》

大家-腾讯新闻  · 公众号  · 美文  · 2017-04-13 17:29

正文


文 | 庄秋水


▍一


无意中发现治妇女史的学者游鉴明介绍一本有趣的小书,此书藏于中研院近代史所的郭廷以图书馆,于是托一位小友帮忙借出复印,可惜已被人借走。好在游的文章介绍极详尽,大概面目一览无遗。这本小书出版方是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年代不详,根据文本分析,当是1930年代,由惕庵主人编辑。这本名叫《管理妻子法》的奇书,在卷首开宗明义针对新时代妇女:


现在好了,女子是从束缚中解放中解放出来了……,女子往往施出她们的报复手段,对于丈夫,使他难堪,试看新时代的女子,哪一个瞧得起男子的。她们心中差不多是女权高于一切了。


鉴于此,惕庵主人深感危机,“若不设法自救,丈夫踏在皮鞋的高跟下,永远没得翻身”,因为“现在的丈夫,几乎完全不知管理妻子的方法”。通观这本有趣的小书,简直就是一个民国版“驯悍记”。在“卷头语”之外有八个单元,作者挥斥方遒,与“敌”(妻子)周旋,总结下来,不外四大主题:敌人的弱点所在;敌人为何强大;变敌为友之管理之道;变敌为友之管理之术。


在论及妻子的弱点时,作者直指都市摩登女性。因为女人“意志是薄弱的,好胜心是特重的”,因此容易沾染坏风气,“金钱的需索,衣饰的供应,也不管你的经济力的够得上够不上,总是伸着手的要”。此种环境下,妻子轻者轻视丈夫,使丈夫难堪,重者甚至于离婚。至于造成妻强夫弱的原因,作者认为“惧内”是一个主因,造成惧内又有两种可能,一是妻子天生“悍泼”,一是妻子挟爱情以令丈夫。用惕庵主人的话说,如果“做丈夫的对于妻子漫无限止的施用爱情,被她窥破了你的心理,这要挟便是第一步的手段”。


可以想见,这位惕庵主人以“意志薄弱”、“悍泼”、“善妒”等负面特质批评人妻,如果是置身于21世纪的网络社会,将会收获暴风骤雨般的板砖。尽管他摆出不敢“擅自侮辱女性”的姿态,但他把妻子当做需要管教的对象,丈夫应该像“管理机器的技师”,或马戏团的驯兽师,懂得如何操控机器或猛狮,无疑还是套用了传统两性之间家长-附属这样的结构模式。


至于他献给男性们的锦囊妙计,也大有如今时尚杂志“十招教你搞定另一半”的意趣。第一就是“养成对方的信仰心”,也就是说让妻子以丈夫为信仰。“如其不信仰,那一定不会服从;信仰不深,服从心也一定不坚”。他当然还会提醒一下,丈夫作为中心人物,必须要修身律己,否则难以服人。


此外,他提出了对丈夫的“十诫”:1.在妻子面前对于女友的交际;2.在外交际对于妻子应取的适当态度;3.在妻子面前勿绳友妻及其他女子的贤淑和美丽;4.优礼妻党足以增加对你的爱情;5.房帷中的戏谑有时亦足以使爱情破裂;6.体贴入微是增加爱情最好的办法;7.妻子的行动不宜用强力去干涉;8.对妻子宜用真诚的态度;9.丈夫做客外在宜使家居的妻子时时得到安慰;10.酗酒狂醉也足使妻子的爱情减退。惕庵主人的指导不可谓不细致,譬如他告诫丈夫外出旅行,应该定期寄信:通信须定期,按期寄发,那就可以免除她的疑念。但所定的期间,不可离开得过久,大约每星期发信一次,最为适当,如每月寄两次,已嫌太迟。


这些技能不能说全没道理,不过作者谈论的方式和风格,令人感觉除了被崇拜做主人的快乐,他对幸福其实所知不多。作者为“世风日下”焦虑,可视作男性面对女性“扩张”油然而生的紧张感和失落感。那么,这种当头棒喝的效用究竟如何呢?


▍二


事实上,有人早在实践某种程度上的“管理妻子法”。有趣的是,这桩婚姻里的妻子不是摩登女性,而是旧式女子,或者说半新半旧的女性。


1923年,《妇女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东南大学教授郑振壎自述婚史。这篇《我自己的婚姻史》是本期杂志主题“现代的男女争斗”的重头文章。在杂志专题的开篇文章里,《我自己的婚姻史》以“叙述事实的忠实”和“抒写感情的详尽”被视作“最可注意”的文字。


▲ 胡适江东秀夫妇


作者郑振壎自述他十六岁时,由父母代定了终身大事,他提出结婚条件是女方要放足,在习俗和双方家长的漠视下,并没有被重视。新婚时,在生理需求和心理热情的双重作用下,两人有过一段甜蜜期。可是当他要求妻子“听他的话”,放足、不抹粉等要求,妻子并不以为然。屡次失败后,他开始对妻子离心,期间又不断提出“都听他的话”,作为两人感情复合的条件。每次争斗,妻子的脚放大一些,然而,他总觉得妻子“没有透彻的改良”,总是令他失望。此后,郑振壎到北大教书,听从朋友的劝告,将妻子接到北平,期望将她改造为具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逼着她自己上街,自己去医院,并为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启如”。但是两人的沟通一再失败,他最后只得放弃,决心离婚,并表示倘若妻子不答应,则将实行逃婚,即放弃全部遗产转给妻子,来获取自由。


当代读者读这个婚变故事,很容易对郑振壎生出同情之心,他所求不过是一份精神相通的爱情婚姻生活。这在当年可谓新思潮影响下男性的普遍想法。据陈鹤琴《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的调查,在已婚的男学生中,不满意妻子缺乏知识的最多,约计57.71%,而未婚的男学生不愿未婚妻不学无术的也高达43.95%。事实上,当郑振壎的婚姻故事刊出后,《妇女杂志》连着两期,刊登数十份读者来信,开放讨论,颇能反映这在当时是较普遍的社会问题。


与郑振壎境遇相似的男性读者,多半表示认同,持两性平等的男性读者则认为他对妻子的要求太过分,而女性读者则不认同他对女性的看法和行为,称之为“妇女的非人时代”。郑振壎居于优势地位,一力决定婚姻的去留。他那位“除生儿外别无人生的目的”(郑对旧式女子的观感)的妻子,完全是这桩婚姻里的失语者。


▲ 鲁迅许广平夫妇一家


最低程度上,可以说郑振壎本身就是“改造计划”的失败者。在惕庵主人的“管理大法”里,具有时代特征的一条是灌注新知,使妻子改变思想。他建议作丈夫的应当用心研究,“如何能使对方感动,如何方能使对方提起兴趣,如何方能使对方向来不感到兴味的事物,也感觉有趣”,如此可以令妻子对新知津津有味。反观郑振壎,只知以劝喻或恐吓的方式,要求生长在旧式家庭中的妻子,一跃而为新女性,不如意则甩脸,甚至以离婚威胁。


如果说历史上,男性用暴力来征服和改造女性,(比如束胸、裹足等手段)民国男性则试图用观念和理想来改造、绳束出自己的完美女性。



自诩时代之子的青年们,把女性这个群体简单划分为“新女性”与“旧式女子”,无视居于过渡时代,女性在新思潮和旧环境之间的依违两难。以郑振壎的妻子为例,丈夫要求她的和环境(至少在老家)要求她的,是相互对立的标准。当他指责她不肯改头换面的时候,忘记自己也会屈从于父母和乡党的要求。


可以说,在道德上矮化旧式女子和攻击时髦轻佻的新女性,是一体两面。理想女性,大概得兼具新旧女性的优势,“她虽则身体与心肠的温柔都给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徐志摩:《关于女子》)


 徐志摩张幼仪夫妇


“早去黄昏却便回,行行一里一徘徊。等闲敢作骄人语,女校生徒个个才。”民初年轻女学生的清新、自信的形象,犹如共和甫建、百废待举的国家形象。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女学生人数从 13万多急剧上升到约440万人。即便以现代女性的眼光,对前辈新女性的理想预期也太高昂。一般期望,经过现代学校教育的新女性,要身兼数职,既是“国民”妻,又是“国民”母,以及本身作为“国民”的重要职责。


按照1918年的一篇文章所期许,置之家庭,“挥翰墨而为信札”、“簿记而演珠算”、“经纪出入而无谬误”,“动作起居、饮食服饰无不勤俭有序,整洁可风。以之相夫则为良妻,以之教子则为良母”;放之社会,能“独立自营生活”;放之未来,则是能为社会生利之人。(胡宗瑗:《敬告实施女子职业教育者》,《妇女杂志》,1918)简而言之,就是智慧与学识兼具,德性和能力齐飞。一位女作家陈学昭总结为:“新女性是有思想有追求,具有谋生一技之长的新一代,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很具时尚,与传统家庭妇女有着明显的角色差异。”(《我所理想的新女性》,《时报》,1923)


这一度是媒介热衷表现的内容,也作为一种时尚趋好,确立着女性价值,以及身份建构。这样一种角色想象,一旦溢出规定动作,并且和消费主义结合,很容易就遭到狙击。在1920余1930年代,“现代的摩登女性”与都市新女性,就成为被激烈批评的对象,甚至有吁请政府规定女子制服这样荒谬之事。1933 年,中国布衣会请求制定女子制服:“至吾国今日女子之服装,奇邪已极矣。夏不能蔽体,冬不能御寒,试在马路上一望而知。则请规定一种制服,长短尺寸,毋许违反。凡摩登女子,设遇强暴,法律不为保护。否则礼仪廉耻之谓何也?”因衣着“暴露”,被强暴活该!这样的强盗逻辑当代人倒也并不陌生。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惕庵主人的“管理妻子”和郑振壎的“改造妻子”,皆有了深一层的意蕴。从19世纪末开始,女性开始进入男性世界,并由此步入社会公共空间,释放出巨大的信息能量,自然会触及作为历史无意识的社会心理。从这个角度观察民国两性之间的互动,极为有趣。因为权力的不同和利益的分殊,几乎难以不带性别偏见地探讨问题。但长久来看,两性间的对立,譬如攻击对方是“直男癌”或“直女癌”,于事无补,女性的自我建设和男性的观念、心理建设应该互为犄角。


▲ 丁玲,1948年摄


在今年三八节,重读一篇妇女运动的历史文献,深有感触。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刊发丁玲《三八节有感》。在这篇给她带来祸端的文章中,丁玲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探索。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要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


她的见解到今天也不算过时: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女性所面临的附属地位,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一种被内化的社会深层心理结构,女性除了在公共领域争取合法权利,在私人领域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女性的真正解放则仰赖于社会文明意识的进步。


本文原标题:《民国男子驯悍记与两性战争


【作者简介】 

庄秋水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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