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艺辉 轻盈一跃

命运有很多转折，很多偶然与必然，这就是邵艺辉告诉《人物》的。 她讲她毕业后无业写小说的那些年，火苗是如何重新燃烧的，她的成长，她的觉醒。 但她不想只谈论自己，她想谈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也想讲身边给予她支持力量的女性朋友们。 她想讲她的母亲，她的滋养，她的特立独行。 她想讲那些宏大的潮流变迁。 所有的线头交汇成线球。

文｜ 谢梦遥

编辑｜ 楚明

图｜ （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新导演

一切原本可能就在那一刻结束了。10万块钱，卡在10万块钱，如果那位导演朋友点了头，而不是用「年轻人你不要想着挣钱」这种话来压价，邵艺辉卖掉《爱情神话》的剧本，后来故事的可能性就此剪断。她也许不会成为导演，不会有那部豆瓣评分8.1分、票房2.6亿元的首作。

一切本也可能结束在更早一刻。导演梦在她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时就破灭了。她想过报导演系，但既定印象里的女导演，是强势、干练、有气场的，而她声音小，性格软弱，害怕与人冲突。她去了文学系，决定把编剧作为未来职业路径。

命运有很多转折，很多偶然与必然，这就是邵艺辉告诉《人物》的。她讲她毕业后无业写小说的那些年，火苗是如何重新燃烧的，她的成长，她的觉醒。但她不想只谈论自己，她想谈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也想讲身边给予她支持力量的女性朋友们。她想讲她的母亲，她的滋养，她的特立独行。她想讲那些宏大的潮流变迁。所有的线头交汇成线球。

直到《爱情神话》开机，一切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可能。那是2021年3月的上海，她瘦瘦小小，短发，面相看起来比实际的29岁更年轻一点，从未正经进过组。她连对讲机都不会用。片场有一两百人，她细声细气的讲话常被喧哗盖住，以至于身兼监制与主演的徐峥会说，「大家安静一下，听导演说话。」

有群头很凶，呵斥群演时，她首先的反应是恐惧，其次而来的才是反感。她不敢直接与之对话，而是请求其他男性工作人员劝谕他的行为。她不习惯喊「卡」，感觉有点做作，有点居高临下，于是她选择她的方式，「好」「很好 」 ，她总那么说。「很好」，不仅代表着一段表演的结束，也代表着肯定与鼓励。声音还是小小的。

据她回忆，作为新导演，内心的慌张达到顶峰，是演员并不在场的试拍阶段。她拍了一段戏中戏，是倪虹洁在KTV里唱歌时的背景MV。这一幕在正片里一闪而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写了个剧本，是个黑帮故事：第一幕，饭厅里两个帮派谈判；第二幕，小弟在狭小走廊里做交易；第三幕，天台大决战。全是在剧组酒店拍的，工作人员上阵，一分钱没花。

那天过后，她至少不再害怕了。第一天正式拍摄，她比自己想象中更为沉着冷静。恰好那个场景是她熟悉的，在一个探戈俱乐部，她以前总去那里跳舞。如果说她刻意做了什么，也许是比她以往的穿衣风格更保守，「不要太暴露曲线」。后来她想，其实这也毫无必要，不该构成某种指导意见，女导演或者女人，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只是她还不够勇敢。

《爱情神话》第一天正式拍摄地——探戈俱乐部

导演是一个综合管理岗位，作为《爱情神话》制片人的叶婷，首要关注点在于新人是否情绪稳定。邵艺辉做到了，她从未失控，从未崩溃，甚至——从不骂人。其实，这不过是她处事方式的一种延续。「拍电影之前那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生气跟人大吵过。」她说。

制片人关注的另一点是，导演能否完成拍摄进度。邵艺辉完全不用她操心，她拍得很快，从不需要熬夜。叶婷观察，这是由于她想要的东西非常明确，不拍废戏，而遇上变故时，她能及时调整。有一场进杂货铺的戏，在上海主干道华山路拍，刚拍了一会儿被有关部门叫停了。剧组决定临时转去主场景「老白」家，邵艺辉在路上就想出一些打鼓之类的拍摄桥段，可以用于蒙太奇剪辑。「她脑子转得很快。」叶婷说。

与邵艺辉年龄相仿的叶婷还有一处顾虑。「我是女的，她也是个女孩，而且我们也都比较年轻，我会稍稍有一点点担心团队怎么凝结的问题。」一起喝大酒是圈内热络起来的常见方法，但年轻的导演似乎无意这样做，她还会主动避开一些社交性饭局。随着项目推进，制片人的担忧消失了。「可能人有很多打开方式，」后来叶婷想，「你用烟酒打开他们，那就是烟酒的方式。你用职业工作的这种方式打开，他就是给你呈现这一面。」

邵艺辉似乎跳出某些行业惯例。《爱情神话》对话以沪语为主，但整部拍摄下来，没有拍一处上海地标，甚至没有拍一个空镜头，导演力争每一个镜头都有意义。「你说一般的导演受得了吗？万一镜头跳切需要一点空间，她就不拍。」叶婷说。邵艺辉也不认为同一段戏拍很多条，才能拍好。

老一辈的片场规矩是，女人不能坐工具箱，她半赌气半开玩笑地坐了。她并不热衷拍长镜头，直言自己都不会喜欢那种过分沉闷、冗长的电影。「我认为很多片子它只是比较难看，但是大家会认为这是文艺片，我觉得都玷污了文艺片的名头。」她平静地说，语气里没有任何挑战的意味，「长久以来默认的东西，不代表它就是对的。」

徐峥管她叫「护本狂魔」。她希望演员台词按着剧本来，最好一个字都不要改。她知道她的剧作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对白。拍到「老白」与儿子争吵，徐峥即兴发挥说了一句「娘娘腔造反了」，那带来了一个笑点，但也让她陷入纠结很久。她担心这句话会令一些人不适，但她又想，「老白」受限于成长背景也有他的局限性，最后还是决定留下。

某种角度看，她带领的剧组就像个多数人能够定点上下班的公司，10点开拍，通常在6点结束，拍得快的话能5点收工，夜戏不多。但最高负责人是连轴转的，晚饭后，她将和服化道等部门开会，确认次日安排，然后再去看一遍前一天的顺剪，看看有无镜头漏拍。有时，她还要改改剧本。入睡对她是件困难的事，但即便失眠，她也从未在片场迟到。「我感觉我好像一天活力满满。」她说，「我就发现我可能挺适合做导演。」

以上只是首作时期的邵艺辉。《爱情神话》在2021年末上映，导演名字自此一跃进入公众视野。而三年后她推出《好东西》，口碑和票房均超越前作。人们发现，她在持续进化。

邵艺辉与小演员

她的片场

李雨萱是在2024年3月初进入尚在筹备期的《好东西》剧组的，抵达上海驻地，已是深夜了。工作人员让她去办公室——那是将酒店房间床铺搬走后临时改造的。她的职位是导演助理，用她自己的话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重要」，让她意外的是，等待她的是一个欢迎仪式。导演组的人都在，「大家都特别热情」。她看到竟然有个属于她的工位，上面摆了很多零食，唇膏、梳子等日用品，还有一张纸，邵艺辉写道，「欢迎雨萱」。

李雨萱读大四，并非影视相关专业出身，与导演只在几个月前的一个线下活动见过。她是观众，活动结束时，主动向嘉宾邵艺辉自荐，未来想加入她的剧组，邵艺辉说可以往她微博私信投简历。在一般情况下，这似乎是一种客气的敷衍，李雨萱投了简历，但并不抱希望，直到她收到线上面试邀请。她以为邵艺辉会问她电影制作的问题，但更多问的是，「爱看什么电影，爱看什么书，怎么看待女性主义」，她意识到导演应该看过她的微博。她得到了这份工作。

后来邵艺辉告诉我，她收到过不少私信，是李雨萱的真诚、有思考打动了她。关于「面试」——这个词对邵艺辉好像有点烫嘴，几次她提到都会卡顿一下，「有没有比面试更温和的说法」，她问——她其实主要想解决一个担心：「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但是我怕你跟我在一起时间久了就没有滤镜了，怕你失望，或者觉得我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确实跟想象不一样，却是在另外的方面。李雨萱对导演的既定印象是，「如果别人做错了，他们会很凶，或者去了片场一句话都不说，让别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要树立起那种导演的威严。」邵艺辉完全相反。

她很柔软，没有威严。有一次拍摄，摄影机没录上，拍完后才发现，一切要从头来。导演并没有生气，摄影掌机则大声训斥他的下属。李雨萱注意到，这个时候，导演反而显得不知所措。她尝试劝解，但又似乎不想过多介入他人专业范畴，最后，她把头转向了其他方向，神情很尴尬。

年轻的导演与更年轻的助理，角色有时会调转过来。李雨萱有段时间感冒了，经常咳嗽，邵艺辉一直问她是不是喝水少了，叮嘱她要吃药。李雨萱感觉自己并不擅长洞察到某些细微的需求，比如有场戏，戏中角色铁梅和小叶躺在床上聊天，小叶说「没有妈妈会不爱自己孩子，对吧」，监视器后坐着的三位女性——导演、助理和场记都默默地流下眼泪。邵艺辉给其他女孩递上了纸巾。

「她很关心别人。」李雨萱说，「日常中很多小细节都会自然而然透露出来的那种关心。」处在决策中心，有太多事项优先级排在更前面，但邵艺辉依然有一种敏感，制片人叶婷观察，「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什么的，哪一些人没有碗，哪些人没有来、能不能吃到这些，她心里能惦记着」。

内心而言，邵艺辉对权力存在一种警惕，影视行业恰恰是一个权力更被集中放大的场域。她感到既往舆论场可能纵容甚至正当化了「片场暴君」的形象，「明明可以用沟通的方式，非要攻击你或者辱骂什么的，很多人可能都被他骂了，也不好受，但是他们就觉得导演应该这样。」每当她到现场，一下车就有人给她拎包、盛茶，或者她蹲在路边抽烟，马上有人递过来凳子。她身上的警戒雷达即刻开启，「我不喜欢被人伺候的感觉」。

她和剧组住在市郊每晚100多元的廉价酒店，而不是与明星演员们住在市中心的五星级酒店。对于新人导演，这是正常待遇，但有了成名作的导演完全有理由「升级」，她没有选择这么做。有明星演员对居住条件比较在意，听说导演住处后，便不再多说。廉价酒店条件很差，地毯脏兮兮的，邵艺辉爱干净，换了一套床罩。房间里最大的一笔开销可能是宜家买的一把1000多块钱的人体工学椅。

邵艺辉想塑造一种友善、平等、愉快的片场氛围。拍第一部片时她就是这么做的，但更多是出于本能反应，没有刻意思考过改变，「我的力量比较小，我要想的事太多了，我来不及想」。到了《好东西》，她有意识地往她想要的方向推动。

邵艺辉在片场

早在筹备前期，主创们在驻地吃饭，整个房间里只有咀嚼声，邵艺辉想要活跃一下气氛。但她又不想聊些废话，突然想到，可以聊些普鲁斯特问卷上的问题：你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谁？ 你最希望拥有的才华是什么？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不只是破冰，她真的对人好奇。 在她提问时，导演的威权自然消解了，她有点像个天真的孩子，也有点像个记者————那是她小时候最向往的职业。

团队成员间的了解加深了。一个负责后勤的大哥，外形比较粗糙，说到自己喜欢制作小手工，大家都很惊讶。美术组的两位男士，共事了五六年，反而是在这个时刻，才看到彼此在工作交集之外的其他世界。

有次闲聊，聊到泰勒·斯威夫特，李雨萱唱了几句她的歌。之后导演听到什么歌，就想着和助理一起学着唱。再后来，换场等待时，导演招呼工作人员来唱歌，更多人加入了。她为此买了自带音响的话筒。每次都是导演先唱，「因为我唱得不好听，我这么一唱大家就敢唱了」。他们还一起做广播体操。在《好东西》的剧情里，常有歌声响起。戏里戏外，形成一种呼应。

「我每天都在说话，很多时候都跟工作无关，」邵艺辉说，「我喜欢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

这种欢脱气氛，反而有利于提高效率。一旦开拍，大伙儿变得有序且专注。主场景在同福里旧改区的一个小院里，有前辈演员来探班，会问：「你们在里面拍了？怎么会这么安静？」其实拍摄正在二楼进行着。和《爱情神话》一样，《好东西》比计划提前一周杀青，只用了41天。

说到探班，不同于对外防范森严的行业惯例，邵艺辉的态度是开放的。各路探班人士源源不断，有时一天下来，访客送来的奶茶有三四轮。李雨萱的男朋友来上海找她，邵艺辉知道后，主动提出可一起去片场，于是男朋友坐上了导演组的车。「挺意外的，我自己觉得这样可能会有点不合适。」李雨萱说。

一些朋友会得到导演临时安排的角色。「我知道怎么让他们演得更好，或者怎么规避不好的地方。有一些人可能适合说两句话，有些人不适合说话，我对这些是有把握的。」邵艺辉说。

她和明星演员保持着一种平等的关系。「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也不给任何人带来压迫感。」她说。更多时间，她和工作人员待着。和主演们一起吃饭，还是开拍前由出品公司麦特文化创始人陈砺志张罗的家宴，互相认识了一下。明星演员通常工作结束就回到各自休息室，她很少去打扰。但到了拍摄后期，演员演完也不走了，坐到监视器旁，大家一起聊天。「虽然她不跟演员喝酒干嘛的，但是大家都处于一种创作的激情的氛围里面，很开心。」陈砺志说。

演员很脆弱，一定要好好保护，这是她的理念。即便遇到她不满意的地方，她说的不是「不行」「不好」，首先表达肯定，然后才提出自己的看法。整个拍摄期，她一直是这么做的。

一些时候，演员和导演对表演方式存在分歧。她会让演员按着自己心意演几遍，「留在剪辑台上再看，不满意就剪掉」。也许只有一次例外，时间紧急，她知道不能再耗下去。「这不是我想要的。」她说。

尽管这个说法远远算不上粗暴，尽管她评价他们的合作自始至终是愉快的，邵艺辉并不希望这段分歧被互联网放大审视。「这个就不细说了。」她说。

《好东西》开机现场

闲散时光

时间回到2014年，邵艺辉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进了编剧公司。按别人提供的大纲写剧本，而非自己创意，这对于她来说很乏味。行业对年轻编剧并不尊重，他们没有话语权，稿子会被改得乱七八糟，有时还署不上名，甚至拿不到报酬。这段经历对于她是个祛魅的过程，她发现一些导演能力糟糕，但也从未想过取而代之。

朋友苏苏（网名）在那个时期认识了邵艺辉，他们偶尔在一些行业饭局碰到。「饭局是个信息交汇中心，圈子里面这种大哥大编剧，经常组织饭局，如果不去参加这个饭局的话，意味着你很有可能没有机会。」苏苏说。

在那种饭局里，男人总是主导者，长篇大论地讲述。她展现出一种微妙的游离态度，既不从众吹捧，也不贸然打断，她会语带讽刺地夸赞：「原来这样，你也太牛了！」有一次，饭局里的一位大佬说起他一贯尊重女性，邵艺辉脱口而出：「你怎么不带你老婆来？」

很快，她就意识到所谓「参加饭局积累人脉」是个糊弄年轻人的说法。「如果不会来事就得不到机会，我宁可不要这个机会。」她对自己说。

那时，恋爱才是她生活的重心，为了爱情，她在毕业半年后去了上海，自此离影视行业远了。她不去当饭局上那道秀色可餐的配菜了。她离市井生活近了，她住在弄堂，认识了很多街坊。隔壁邻居在菜市场卖菜，家里的老鼠好几次窜到她家里。因为不用朝九晚五上班，她有很多时间聊天、喝咖啡、买菜。她写了很多小说。有一本在2016年出版了，并没有成为畅销书。另一本投入更多心血，最后未能出版。她在家哭了两天，又搬了一次家。很快也就忘了。

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由于很早她就意识到，奢侈品或者更大的房子，并不会给她真正快乐。但她并不是要抨击别人，「整个社会的氛围、社交媒体，不停地在给你灌输这些，总在渲染人应该过好的生活，或者人应该追求成功。消费主义对女性的毒害。」这才是她想说的，结构性问题。

尽管她认为早就摆脱了很多旧式观念的束缚，比如谈恋爱要考虑对方物质条件，她也有朴素的正义感，比如饭局上有人借喝醉对女孩动手动脚，她会制止，但直到2018年后，她身上才真正有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觉醒。她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金斯伯格为楷模。不是偶像，是楷模。她对语词使用有一种异常敏感。「偶像」难免带有一种粉丝狂热。除了受社会事件的影响，读书也促进了她改变。她读《第二性》《女性的权利》《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当然还有上野千鹤子的书。她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厌女，「我也有很多矛盾的点，我们很难活得很自洽」。她反思她的语言习惯，反思对某些同性的烦厌。「其实很多你讨厌的点去深究，跟我们从小被整个文化环境塑造是有关系的，她也不想这样。」再一次的，结构性问题。

爱情观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为爱而不顾一切，或者说，爱情不需要疯狂。她承认她曾在关系里变成卑微的那一方，曾在PUA的漩涡里。「我小时候很爱谈恋爱。」她说，「我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感情用在那上面，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不能成为你的全部。」

到了2019年交房租时，账户上只有两万六了，她想到可以在朋友圈卖电子烟。她开了公号，第一篇文章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如今都在干什么》，介绍她正在干的事情。电子烟生意彻底失败，她做中间商，总共赚了不到500块钱。文章倒是火了，阅读量达到50万+，挣了两万多打赏。但副作用也很强，招来校友骂声一片。她气得整晚睡不着觉。

这一年，邵艺辉的人生似乎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公号起势不错，很快接到了内衣的软文。脱口秀也在吸引着她，朋友拉着她参加了一个训练营，她动过念头，要不要继续尝试。还是与一位有过很多电影经验的大学师兄聊天，她才进入到后来的轨道里。你应该做导演，师兄说了这句之前从没人对她说过的话。「怎么可能，我不会。」邵艺辉说，大学导演课她都逃了。没有你想得那么难，师兄说。

于是，在这个好像还没有找到未来确定方向的节点上，她迈出了第一步，写剧本。受社会新闻的启发，她想写一个找门的故事，老头儿一觉睡醒，家里的门被偷了。她写了10场戏，突然发现感情戏才更有意思，「什么话都不明说的感觉，你来我往，欲言又止。」她转了方向，写都市中年人的爱情。

这一次，她真正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写剧本。不先列梗概大纲、人物小传，直接下笔，跟着感觉走，不可避免地，「会写很多废戏」。她看过《救猫咪》等编剧类工具书，但不套用里面的模板和教条。她的剧本甚至没有明显的三幕式结构，但她有一种意识，写剧本同时在想怎么拍、去哪拍。

她向来喜欢的文学类型偏向讽刺自嘲，这影响了她的剧本风格。她是带着一种短篇小说的思路在创作，「决定故事是不是精彩的，不是那些框架，是具体的肉」。肉是什么？是情感，是细节，是人物之间的纠缠、碰撞。从一开始她就放弃写强故事，而是着重刻画那些很细微的变化。

对白部分，她写得很慢，很少有什么灵光乍现，「觉得这句不精彩就重新写」。她摸索出一些技巧，答非所问，能让对话产生幽默。但不只是有趣，还要言之有物，且与剧情有关联。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邵艺辉变出多个分身的话剧，角色说的话，「都是我想说的，但看上去像不同的人」。

《爱情神话》写完，她投了几个电影节，均石沉大海。她试着不去担心，但还是有点焦虑。她想着把剧本卖掉得了，于是有了本文开篇那次失败的议价。成为导演，并不是否定她的过去，「相当于去卖电子烟、去写公号一样的，就是让我找了一个事儿去做，并没有更高级」。成为导演是接续她的过去。2020年的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她决定再做一次尝试。

2020年的邵艺辉

过关

七七（化名）注意到那个女孩的沮丧。她在台上有些紧张，规定7分钟的剧本介绍时间，她只讲了5分钟。「你又不是上海人，为什么要写上海人的故事？」面对嘉宾提问，她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这是西宁FIRST电影展创投会的提案彩排，按拼音顺序，《爱情神话》排在第一个。下台后，邵艺辉径直去了草坪抽烟，一个人。作为FIRST工作人员，七七决定加入她。

「其实你的剧本特别好，我们组委会的人都特别喜欢。」七七对她说，继而告诉她，一些剧本在推介时适合从故事情节出发，而另一些适合从人物的角度出发。七七从美国留学回来，是个热心肠，FIRST是她第一份工作，她对每一个遇到挫败的创作者都是如此，甚至愿意帮他们改PPT。邵艺辉聊到她在上海的经历，七七帮她梳理，可以抓哪些点分享。是的，不是上海人，当然可以写上海人的故事。

邵艺辉能够杀入此阶段，已经过了两关。第一关，提交2000字左右的剧本大纲和前15场戏的剧本，从七八百个项目里，初审挑出100个。七七对邵艺辉这个名字留下印象，「因为她文笔比较好，很容易出来」。第二关，提交完整剧本。「虽然没有什么类型片那些东西，实在是写得太灵了，里面的台词也特别好。」七七记得有位评审单拎出《爱情神话》评价，表达对剧本的喜爱，认为自己都要学习。

到了第三关的市场公开周，30个项目只能留下一半。每个入围者都带了同伴助阵，有的带了制片人，也有编导双人搭档。在FIRST工作的几年里，七七从未见过男编剧搭配女导演，都是女编剧搭配男导演。很多入围者是电影节常客，和主办方寒暄着。只有邵艺辉例外，她几乎谁都不认识，独自到场，穿着一条裙子。她感觉到了一些奇怪的眼神，她想那些声音在说：「她也不像个导演啊。」

好在她只是搞砸了彩排。她在正式公开陈述上，接受七七的建议，用中国人在罗马的奇遇打开局面——那并不是主线剧情，是片子里「老乌」的那段口述。「其实就是吸引人的眼球。」她说。效果很好，剧本辅以她的演绎，令她成功晋级。后来她想，那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一个女孩帮助了另一个女孩。

15个带着导演之梦的年轻人，就这样来到西宁，准备参加FIRST电影展创投会终选。电影展另有一个拍短片的训练营单元，创投会的「准导演」被邀请去那些临时剧组锻炼。一些人略有经验，做起执行导演，而邵艺辉只能做场记。

对于创投会来说，投资方选的是项目，也是人。「现在创投越来越卷，以前大家凭剧本说话，现在市场考虑的维度更广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竞选——创作者本身也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七七说。有限的展示时间里，如何让人印象深刻，也许需要一些「小花招」。宣讲项目时，有人盘腿坐到地上；有人举着砖头上去；有人把衣服撕开，让大家扫二维码。邵艺辉在台下很紧张，便喝了一点白酒壮胆。她兴奋起来，有点想跳舞，身体开始出汗，鞋变滑了。轮到她时，她脱掉了拖鞋，光脚站上台，酒劲给了她勇气把话头引向评委马伊琍。

后来，邵艺辉听到一些声音在说她「博眼球」。她是个敏感的人，在夸赞为主的反馈里，能感知到这些细小的刺痛。但也可以追溯某些结构性问题。「一个女性一点微小的行为都会被放大，但是一个男性如果做成这样，大家只会觉得这哥们儿牛。」七七说。

《爱情神话》的剧本一路杀到最后，连夺两个奖项。但七七知道，那个西宁的颁奖之夜制造出梦幻泡泡，但有一些会破碎。每届创投会，能有三个电影拍出来就算幸运。后面很快将有下一个电影节，下一轮创投，很有可能，「你回北京之后就没有人会理你了」。一个剧本距离一个院线电影，还有很远的路。

邵艺辉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创投会上宣讲剧本

幸运之处

那届FIRST创投会，最热门的项目是一个成色很好的商业片。麦特文化老板陈砺志有三个心仪的剧本，《爱情神话》本不在其中。但邵艺辉上台后，陈砺志对她鲜活的表达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他感到，拍一部沪语对白为主的电影，会是一个开创性的尝试。那之后，他委托制片人叶婷在北京与邵艺辉接洽。

看过故事大纲，叶婷就觉得《爱情神话》值得做。但与业内朋友聚会，聊起她手头的项目，大家都不接话了，没人对中年人的爱情故事感兴趣。相反，她很兴奋，觉得是个新鲜视角。读过剧本后她更添欣赏，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线，但搭建的人物关系有吸引力。比如离异的夫妇，她举例，没有变成仇人，「黏合度还蛮高的」。

与邵艺辉的初次见面，对方穿着运动背心。叶婷对谈话内容大多想不起来了，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个形象，「身材也很好」。她没穿职业套装。她不压低嗓子说话，有时你想镇住场子会不自觉这样做。她很松弛，没有任何假装成另一个人的感觉。她很容易交付自己，见面不到一小时，她就自然地聊到前男友等个人话题。叶婷问她以前拍过什么，邵艺辉发来大学时拍的一个短片。「一个人在盆子里装了好多叶子，在那洗叶子，反正很奇怪的一个东西。」叶婷向《人物》回忆，「我一看说你可别再发给任何人了，太可怕了。」

邵艺辉和叶婷

很多方面看，邵艺辉像一个没有变成大人的儿童。她说话大胆直接，与麦特文化老板陈砺志认识不久，就问他：「你是不是直男？」她有一种过于诚实的坦率。「她会说冷得我要拉稀，这个是对于一个女孩来讲，不太可能说出来的话。我很震惊。」朋友苏苏说。她承认自己不够社会化，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进入过职场。在一些严肃场合，她反而想笑。「我就觉得他们就很搞笑，好像在演大人，然后我也觉得我也应该像一个大人一样，但我又知道我在假装。」

就是这样一个人，做导演的意愿是坚决的。对于合约，她只改动了一个格式条款，要求片方不能中途另请导演拍摄，她的编、导身份必须是一体的。她执行力很强，对于片方提出的剧本上一些小问题，很快修改完成。

「我们公司的项目，任何一个新导演都不会被欺负的。」陈砺志说，作为出品人，他信奉导演中心制。制片人叶婷搭配摄影、美术、声音等主创班底时，每一个岗位会找两三个中生代人选，带着方案来聊，再由导演决定最契合者。相比滔滔不绝的人，邵艺辉更倾向选择话少的人。

在这些前期沟通里，邵艺辉不拽术语，也不避讳她不懂的地方。「她没有强努着说我要去表演一个导演，」叶婷说，「我是怎么样，我就摊开给你看。」

有一位演员，邵艺辉一直很喜欢，希望他出演，但在见面过程里，气氛微妙变化了。他们在一些理念上难以调和。「如果我们还合作的话，我会有很大的情绪负担。」她想。她听过之前一些业界逸事，因为有的合作者过于强势，「拍摄会很心累很内耗」。

这位演员的加盟似乎板上钉钉了。「可以发合同了吧？」次日，监制在内部群聊里催促。邵艺辉做了一番心理斗争后，在下面回复一堆表情包，然后说：「我觉得有一点难合作，我有点怕他。」一种弱弱的反对方式。

在叶婷看来，邵艺辉的表现，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勇气。按照行业惯例，主演的决定权在监制、出品公司，而不在新人导演。在导演、监制、出品人、制片人组成的这个群里，邵艺辉是唯一的反对票。陈砺志的私信马上发来了：「你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吗？」他抱怨邵艺辉「太难搞了」。她知道突破口在徐峥那里，于是，她提醒他此前见面的一些不愉快的细节。

她声音不大，年龄最小，语气弱弱的，但她让所有人知道，她不会妥协。最后，她这一票赢了，那位演员未被启用。

但本质上，她知道，这不是反抗，而是逃避。「有的导演是把艺术标准放在最前面，他觉得只要这个演员能演好，我愿意去托捧着他或者是委曲求全，这是另一种工作方式。」而她心理素质不够强，不敢冲突。

「这是我幸运的地方，所有的人不管演员还是主创，都是认可我和我认可的人。」邵艺辉说。出品公司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往剧组里硬塞人。这为她顺畅执行她的导演思路以及打造她想要的片场氛围，奠定了一个基础。她的起点，处在一个对年轻女性创作者非常友好的环境里，正如后来她所总结：监制徐峥既专业又谦卑，对每个工作人员都很尊重；陈砺志有魄力，不干涉创作，愿意放权予她；演员老师们投入又友善。更不用说同为女性的制片人叶婷，同样温和，在人情世故又比她更为老练——导演探班徐峥剧组时送的是书，叶婷建议她应该再带一份如红酒之类的礼品。她后来的轻盈起飞，正来自这种种因素的叠加。

邵艺辉和徐峥

拍摄期间，出品人只提了两个修改建议。「老乌」去世时，邵艺辉只拍了背面，陈砺志感到应该有正面镜头，留给观众一个情感释放的出口。导演觉得有道理，于是补拍了。「老乌」葬礼，按照剧本马伊琍饰演的「李小姐」本该在场，但她档期冲突就没拍进去。陈砺志与演员重新协调时间，后者同意补拍，但邵艺辉感到这段偶然促成的处理其实更合理，「李小姐跟老乌没有那么熟」。陈砺志很不高兴，但最终同意不再补拍。

《爱情神话》的后期，剪辑指导剪了一版；徐峥在前者基础上修改了一版；邵艺辉本来没敢参与，是陈砺志建议她也剪一版。最后，出品人选择了导演版。作为监制，徐峥很公允，他没有强推自己的那一版。

上映前，发行方建议，另做一个普通话版本，能保证多2亿元票房。陈砺志想了两天，否决了。他认为这样做会损失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有的作品，它不光是卖钱的。」他告诉《人物》。

后来的故事，你知道了。

《爱情神话》拍摄现场

慢工细活

2022年的春天，因为工作需要，邵艺辉已搬回北京。她正在创作《爱情神话2》。接续前作，李小姐的前夫出场了，格洛瑞亚的台湾老公也出场了。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一些新闻令她停下来，笔下布尔乔亚式的氛围变得不合时宜。

她转而写一个新的故事，一个名字叫「铁梅」、带着女儿的单身母亲的故事。这是一个简单的设置，有无数种展开方式。她面前的挑战是，剧情如何编织得有新意，逻辑也要站得住脚。她想写2.0版本的女性叙事，女人不是经历全程的压抑，在电影最后才觉醒。主角在故事的开端就已经有了进步观念，随着故事展开，她依然「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

剧本里，她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理想化一点的世界，没有真正的坏人，所有人得到原谅。男人们也读上野千鹤子，把「结构性压迫」挂在嘴上。学校老师能妥善处理学生之间的举报。婚姻中犯了错的人，不会一直被钉在耻辱柱上，能翻过这页，继续追求幸福。单亲家庭，脱离苦难叙事，也可以自由自在。

「她不想去重复一些已经说过的话，已经表达过的东西。」后来成为邵艺辉密友的七七说，「她喜欢新鲜的视角，新鲜的表达。」

从出品人陈砺志的视角看，她的创作很慢。原计划2022年11月要开机，推迟到次年3月、次年下半年，一直推到2024年的3月。但七七知道，「平常她写东西很快，但否定自己也很快」。与文学策划讨论剧本时，七七也常在场，对于别人提出的剧情走向，邵艺辉基本都想过，而且很多时候，她早就落在笔头上舍弃了。第一稿在陈砺志看来，「已经接近于成品」，马上可以拍，她自己不满意，大多设定都推翻了。在那个版本里，另一位重要角色小叶有抑郁症，没有恋爱线，故事基调偏灰暗。「她会反复去敲打，她这样去做设定和表达是不是合适的，跟当下链接的质感是什么样的，观众看到这个结尾是什么样的感受。」叶婷说。

主角「铁梅」的身份设定是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那也是导演对自己职业理想的投射。她没有做过一天记者，就用了最笨的方法。她去找以前采访过她的记者，通过社交媒体去结识更多，她的微博关注一批媒体从业者。她请他们吃饭、喝咖啡，聊他们的经历。对方一边讲，她一边用电脑记。她想了解很具体的实务操作，比如记者与想改稿的编辑如何争辩，也学会一些「行业黑话」，比如「5000字要有5个信源」。

她去公号「正面连接」参加选题会，围着圆桌坐，并无特别介绍。她没有主动说话，但主编会把问题抛给她，她就贡献一点想法。有一些瞬间，她好像真成为其中一员了。选题聊到某位导演，大家探讨他剧作中某处设计的意图，她轻巧点破：「其实你们想复杂了，可能他没想那么多。」主编很自然地对她说：「你要不写一篇？」她去了两次，如果不是时间紧张，还想去更多。

2023年初，苑苏文经一位从未缘面的同行介绍，得知邵艺辉想找她聊聊。这位辗转过多家媒体的资深媒体人对于谈起过往经历很谨慎，曾拒绝过一些影视圈人士的访谈邀约。但她很喜欢《爱情神话》，这是她近年唯一带着母亲去看过的电影，于是破例答应了。她们多次见面，她把她的故事讲了出来，她曾做过的调查报道，她遭遇过哪些危险与困难，她正在经历的离婚，她和她的孩子，她卷入的网暴，她作为留守儿童在农村长大的经历，还有最后一次跑突发，那是一场空难。邵艺辉告诉苑苏文，她想在电影中设计一段平行剪辑，铁梅不断求职碰壁，交织她过往穿梭在不同新闻现场的镜头。这处设想后来并未实现。而苑苏文讲的许多故事，只是作为树立角色的灵感存在，并未直接体现在电影中。如今已离开新闻业、在英国求学的苑苏文在电话中告诉我，邵艺辉最终选择轻盈处理，不意味着她对那些厚重一无所知。

邵艺辉对「铁梅」的情感愈发深入。最初写人物小传只是为了让美术部门更贴切设计场景，「铁梅」的小传越写越长，从100多字，竟写到4000字，包括她大学修过哪些课、做记者时写过什么新闻。「让更多人活得更好，让更多人获得尊严。她不想成为人上人，想要世界上没有人上人。」她把这些话写进去。小传没有在开拍之前让演员宋佳看。她怕写得太细了，演员「想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演了」。

她大量阅读。原本剧情有抑郁症的设定，她去读心理学的书。她读记者法拉奇的传记。「很多导演，把这份工作外包出去了，给助手去做。她全部都是一手的资料自己去消化。」七七说。这位朋友感到，邵艺辉并不只是工作，她享受这些过程，「她对世界有好奇心，愿意接触新的事物，愿意思考，这些已经形成她的一个日常」。

到了后期，声音混录完成后，她发现对白修得过于干净，一些咳嗽声、打嗝声、语气词被去掉了。不是所有人能发现这种微小差别，也不是所有人会对此介意。但邵艺辉认为，这样会让影片失去真实的质感。凭记忆，她从原始素材里把那些声音重新打捞，「全靠我一个人记，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我熟」。饭桌上吃面的吸溜声，和说话声的大小配比，她一遍遍调试。连续两个星期，她天天从城里往远郊怀柔的录音棚里跑。拍摄时她没有因为压力哭过，这阶段却哭了。

片中的每首歌都来自她的挑选。歌唱不能盖掉人物的说话声音，还得对应情绪的节点，与画面相扣。就连制作完成的版本，她隔段时间再听，觉得情感穿透力可以更强，就会请作曲老师重新调整，改变唱腔与节奏。

「那叫一个精益求精，本来要交片的时间，就真的是往后延。」叶婷说。

片尾曲是个遗憾，她想用Abba乐队的《chiquitita》，感觉歌词大意「小女孩不要哭泣，太阳依旧会升起」无比贴切结尾处母女依偎的画面。版权方不授权，她写了一封长信，动情地讲到这首歌在她童年时期留下的回响。但没有用，未到谈价，对方依然拒绝。她痛苦得好久睡不着。

「我是一个细节上方方面面都很在意的人。」邵艺辉说，「我没有别的爱好了，这件事就是我最想做的，我就得做好。」

图源电影《好东西》

一些坚持

认识一下陈砺志，邵艺辉的伯乐。这位曾经的媒体人于2008年创立的麦特文化，一直是家纯粹的电影营销公司，近年才转向制作，同样没有大开大合剧情但获得豆瓣高分8.0的《走走停停》也是这家公司出品。他给人的感觉更接近一个文艺青年，办公室里摆满各种小摆件，一个巨大白熊懒人沙发趴在地上。「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聊天中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女性至上的人，我是很尊重女性的。」他对此很自信，以至于邵艺辉送他上野千鹤子的书，他从未打开过。「那种书对我就没什么用，我不需要启蒙。」

关于陈砺志，我最早听到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好东西》里有一句台词是「快车太臭」，品牌方愿意给一笔植入赞助，前提是拿掉这句话，哪怕改成「快车太闷」都行，邵艺辉不同意。她给我看她与陈砺志的微信对话，后者只是转达品牌诉求，然后很痛快就和她站在同一阵线。「我要保证你故事的完整性，维护你的创作。」他说。

实际上，在《好东西》的制作过程里，两人并不总是一致。由于不再设监制，老板与导演的沟通更加直接，也由于邵艺辉的自主意识更强了，拉锯时有发生。

从起片名就有冲突。陈砺志认为应该叫《爱情神话2》，从IP延续和传播角度，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操作。邵艺辉认为这是「瞎来胡来」，两个故事毫无关联。她很长时间也没想好叫什么名字，还是用倒推的方式，从剧本里找出「好东西」这么一个高频出现的词。哪怕有的投资方提出，如果不改回去就退出，她也不妥协，「差点跟片方闹掰」。「虽然她本身是一个很随性的人，但是背后她底层逻辑是很强的。特别跟创作相关的，她会把底线死死地守住。」七七说。

在《好东西》里，邵艺辉在观点和态度上较前作更为鲜明。陈砺志做宣发起家，对社会反响有预判经验，基于剧情和对白中的风险，做出若干提示。如果她不能理解，便是争端的开始。剧中铁梅喝止陌生男人在墙角小便的桥段，在最初版本里，是她上去踹了一脚。陈砺志不同意这个处理。「你放大了一个男性的负面形象。其实有时候一个出租车司机真的憋不住了，他就把车停那儿撒尿。你不知道这个人因为什么，你就把他独立地放在这里，某种程度上你在制造一个性别对立。」他一度考虑把整段删掉。

争执不下时，邵艺辉微信经常被陈砺志拉黑。「他俩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像两个小朋友，都有很弱智的时候，也都很有自己的个性。」叶婷说。邵艺辉说，她和老板其实并无私交，工作之外，平时不吃饭、不见面，也不聊天。

至少在陈砺志举的例子里，或者是邵艺辉全然胜利，或者是，做了某些变通，她想表达的依然在那里。「我可以态度很温和，但要找到各种办法，慢慢磨，我怎么着我都要达到。」她说。

不要以为邵艺辉是固执己见的人。正如陈砺志所说，对于一些风险点提示，如果她能理解，很快便删改。《好东西》的粗剪版有140分钟，专业测评反响很好，但邵艺辉觉得太长了，砍掉好几场戏，合计有20分钟，完全是她自主决定，没有不舍。其中有一场戏是小叶在胡医生的房间弹吉他唱歌，叶婷为之惋惜，「非常唯美的画面，人也美，拍得又很洋气」。

她的思考是不断进行的。开篇铁梅母女搬到没有电梯的房子里，遇到小叶，铁梅说她的腿是走楼梯才又长又直。邵艺辉会自我逼问，这句台词是不是带有凝视意味，还在关注女性的腿直不直。但在那个情境下换成「她的腿那么孔武有力，所以走楼梯是好的」又没有说服力。她一直想不到更好的处理。

《爱情神话》中，高跟鞋是个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物件，有句台词大意是没有一双名贵高跟鞋的女人一生不算完整。邵艺辉反思这句话释放的负面信号，在《好东西》中，高跟鞋彻底消失了。「它跟我的理念是比较违背的，符号感过重，也给女人带来很多不方便，脚趾会畸形。」她说，「我再写任何题材，只要里面有一个女性角色，我可能都会代入我本身的价值观和对女性的态度。」即便走红毯，她脚底也是一双球鞋。

邵艺辉穿着球鞋走红毯

她很注意表达的分寸，「花很多心思去把写的东西温和地埋在里头」。如果一个观点可能触怒到某些受众，她会考虑由哪位角色来说，会降低冒犯性。有句台词是「不要再打拳了」，熟悉互联网的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原本设计里，铁梅会输出更多智慧、幽默的金句，她担心说教性太强，就让铁梅前夫承担一部分「说教」功能，从大部分观众反应来看，前夫笨拙的形象反而是可爱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这是她性格里本有的一部分。「我不想把男人塑造成渣男，我不想矮化任何人。」她说。在《爱情神话》后接受的一些采访里，她常在谈论女性的困境之后，也为男性辩护。她指出结构性问题，「不是男人的错，也不是女人的错。」

「可能很多人觉得她写的东西很轻盈，好像不够严肃或者说不够锋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你不够苦不够惨，层次好像不够高。」七七说，「轻盈更难，她确实在了解议题（之后），举重若轻地在说这些东西。」

剧中有一个段落，小马容易拉稀，铁梅的小孩便要了两杯热水，一杯给小马，「你要拉稀了」，一杯给铁梅，「你要流血了」，接下来，众人围绕月经聊起来。邵艺辉说，她不会为了某个话题，强行设计整一出戏。前面情节是，男人对拉稀羞耻，但女人觉得没事，「你要拉稀，但我有纸，有一种我罩着你的感觉」。她写戏习惯深入挖掘，对于羞耻这个感受，她觉得意犹未尽，便有了后面有关「月经羞耻」的讨论。

那段孩子猜声音与母亲做家务的平行剪辑里，孩子几乎全猜错了，暴雨的声音是煎鸡蛋，岩浆的声音是煮粥，龙卷风的声音是吸尘，海豚跃出大海的声音是洗蔬果。「我总觉得大家有点太贬低女性做家务劳动，所以我想把这种家务劳动和一些很壮阔的、很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无数的无偿的家务劳动，细碎的、繁琐的、无聊的、没有意义的、重复的家务劳动，构成了我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邵艺辉说。

她在表达吗？当然是，但一切是贴合着故事。或者说，随着镜头前进，她的表达是自然流淌出来的。铁梅家书架上的书，是她向出版社借了几千本后从中精心挑选的。「铁梅是个知识分子，她看什么书是很重要的。」她认为不能简单交给道具部门处理。

搬家公司的名字叫「袋鼠妈妈」。背景画面里，男人（而不只是女人）在买菜、接送孩子。女人（而不只是男人）是修理工、外卖员、搬运工。铁梅衣服、帆布包上的logo。墙上的标语。路人唱的歌。都有她的表达。

她从生活中汲取养分。铁梅骑平衡车震慑尾行者的情节，正是邵艺辉朋友张春的真实经历。

铁梅下夜班坐地铁的那场戏，是直接找了趟末班地铁去拍的。小分队作战，只有十几个人，群演都是导演组兼的。在首发站上车，没有其他乘客，他们还奇怪，后来才知道，那站是火葬场。过几站就上人多了，为不影响秩序，时间只够拍3条。叶婷扮演女乘客，在铁梅睡着倒向邻座男士时，将她轻轻搭到自己肩上。这一幕并不在原来剧本里，是邵艺辉后加的设计。

「一般人可能就忽略了，但是她捕捉到了，她把它用上了。」叶婷说，「我觉得每一次选择，都是她一种观察的体现。」

电影中的地铁一幕 图源电影《好东西》

小姐妹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七七在前文出现的频率有点高。讲述邵艺辉的故事，怎么能不讲她和女性友人的情谊呢？一开始，邵艺辉就很喜欢性格大大咧咧的七七，她也一直记挂七七对她的帮助。两人关系的升温，源于一次彻夜长谈。

邵艺辉是一个会时常陷入抑郁低潮的人。拍电影之前，她以为不开心源于自己的一事无成，但在《爱情神话》获了各种电影奖项后，快乐只发生在领奖瞬间，下台之后，她依然会回归那种习惯性的难过。2022年春天，在创作《好东西》的过程里，她感到她无可救药地沉向深渊深处。遇到了什么，难以具象地表达。意义的丧失，美好的转瞬即逝，某种无力和羞愧，或者用七七的话说，「她不知道怎么逃离无聊」。

一个晚上，邵艺辉与七七喝酒聊天，一开始，她们聊的是男人、生活和情感。但很快话题转向其他领域，她们聊公共话题，聊国际政治，聊人类的命运。以前饭局进入这些严肃讨论，女孩常常是附和者、捧场者，但这一刻，她们实现了真正的双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