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数据显示并非如此。2008-2016年，IMF汇总计算的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为3.3%，固然低于危机前几年的快速增长，但与同样处于黄金增长时期的1990年代基本相当（3.4%）。如果再考虑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好转，这意味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十年仍处于人类经济史最为辉煌的时期，号称百年不遇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实则来去匆匆，并未对全球经济造成持久影响。回头看，这次危机只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信用收缩引发的一场经济骤停，随着各国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经济很快恢复常态。如果非要说改变，主要是危机前新兴经济体过度依赖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模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相比1930年代大萧条引发全球经济持续收缩和大面积失业，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影响较小，原因在于：一是没有金本位束缚。没有艾肯格林所谓“黄金镣铐”，全球央行放开手脚宽松货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全球经济未陷入通缩-信用收缩螺旋。二是全球经济高度关联。资本全球化深度发展，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不像金本位时代各类投资者通过兑换黄金而终结，大家只能和衷共济共度难关。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8年中全球未偿债权规模高达20万亿美元。三是中国因素。金融危机后中国扛起经济增长的大旗，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都有1个百分点。中国作为一个缓冲带，缓解了美元走强、发达国家需求缩减等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就持续影响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冲击甚至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后这轮经济繁荣的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增长缺乏重大科技创新的推动。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存在50-60年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以1930年代大危机推算，战后经济繁荣将在1990年代结束。即使按照登特以人口结构推算的全球长波周期（背后关键仍是技术创新），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繁荣在2008年接近尾声。登特认为，二战后的长波周期长度因人类寿命增加而延长至80年，这是两代人创造力顶峰的时间，本轮由信息技术革新推动的经济繁荣从1990年代开始，将持续至2007-2008年。1989年，登特预测1990年代美国即将进入繁荣期，如果按照标准的康波50-60年周期理论推算，1990年代美国将进入萧条期。登特提出上述预测适逢美国储贷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事后证明登特的理论更有先见之明，登特根据人口理论，早在2004年便预言2007-2008年全球经济将出现重大转折。然而登特对危机后的预测却出现明显偏差，登特预计，2008年后直至2023年全球均处于危机期，道琼斯指数最低将跌至3800点，事实上危机后美股持续上涨，今年初道琼斯指数涨至20000点以上。
事实证明，挣脱了金本位约束，全球经济主要受潜力上限的制约，人口结构变化、发达经济体需求等因素对全球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工业文明向农业生产体系的扩散，即新兴经济体的城市化。每个人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入工业文明，其生产贡献都会显著大于消费需求，由此新增的储蓄可用于扩大消费、投资基建或扩大出口，最终体现为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上升。新兴经济体能否充分挖掘和享受这种经济增长潜力，关键在于自我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主要新兴经济体城市化能够顺利进行，即使缺乏技术革命，全球经济仍有望维持较高速度增长。
2000-2008年，全球高收入经济体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危机后降至约300万人，但对于中国、印度、印尼、越南等广大新兴经济体而言，城市人口快速增长，2008-2016年仅印度和中国年新增城市人口合计就接近3000万人，城市化速度较危机前均还略有加速，完全可以弥补高收入国家劳动力增量的缩减。危机后全球城市人口增速仍在2%以上，与危机前基本相当。2008年危机爆发时全球城市化率刚过50%，仍处于全球城市化S型曲线快速发展时期，全球经济也因此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
无论是技术突破还是农业生产的剩余劳动力纳入全球工业生产体系，其重要体现是储蓄率上升，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观察全球货币核心国美国的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1982年代达到顶点后呈现震荡下行的走势，尤其1985年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出完美的下行轨道（其他期限国债类似），这种下行趋势并未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而终结。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其收益率持续下行，显示出全球储蓄供给不断改善的趋势。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巨大，各种资源要素价格低廉，成本优势明显，一旦融入国际分工链条，发展意愿、发展潜力不成问题，难点在于经济发展不被周期性经济危机所打断。多数新兴经济体起步阶段经济体量小，增长围绕发达经济体展开，发达经济体波动经济对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冲击和大幅倒退，阻碍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增长。如何克服这种冲击带来的困扰呢？直观感觉，当一国经济体量达到全球一定比例，内需的缓冲空间变大，经济更容易达到可持续发展。回顾战后经济史，全球经济再平衡最早出现在德国、日本和美国之间。上世纪60年代初，西德GDP全球占比达到6%，日本则迅速从初期低于4%的水平逐步升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6%。实际上，正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主要国际组织召开一系列会议，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调整，反映新兴力量的影响力，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以GDP衡量，大致可以认为，GDP全球占比达到6%左右是一个重要门槛。
考虑到储蓄是平衡国际收支的前提条件，一国只有储蓄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更主动地调控国际收支头寸，并避免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因此一国储蓄全球占比应当也是一个重要门槛。日德储蓄全球占比走势不尽一致，战后德国储蓄全球占比提升更快，日本因战后初期人口增长较快，全球储蓄占比低于德国。上世纪60年代初，西德全球储蓄占比达到8%以上，德国马克随之面临升值压力，美元兑马克汇价从4.2逐步升值至4。日本储蓄全球占比在1966年升至8%，日元随后升值直至1973年，当年日本储蓄全球占比升至18%，而后出现回落，日元也出现阶段性贬值。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储蓄全球占比再次上升，广场协议后日元进入快速升值阶段，1988年顶峰时日本储蓄全球占比达到23.8%。
中国储蓄全球占比在2002年首次超过8%，尽管当时中国GDP全球占比仅为4.4%，但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此后中国经济增长主动性越来越强，对全球经济贡献度不断扩大。同时，危机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安全垫，减轻了外部冲击。尽管近年来不少新兴经济体面临困难，但仅有委内瑞拉等极少数出现经济崩溃，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经受住了周期考验。以上述经验看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2015年印度储蓄全球占比为4.2%，大致相当于中国1994年的水平，如果8%全球储蓄占比经验可靠，印度有可能未来七八年内走上自我可持续发展道路。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后起经济体可供学习借鉴的人类知识存量更多，一旦进入起飞阶段，经济增速更快。因此，美国、德国经济增速比英国快，日本、韩国比美国快，中国则又超越日本、韩国。后起经济体主要利用存量知识推动经济增长，不存在创新衰减降低经济增速的问题，且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不断速度更快，可控性和稳定性还更高。危机后全球每年增速均略高于3%，经济增长更为稳定，近年来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率指数（VIX）也不断创下历史新低。更长视角看，二战后全球人口高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阶段，二战后全球人口长期保持2%左右的高速增长，直至1990年代才降至1.5%左右，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保证了全球经济的巨大发展空间。二战后，尽管多有波折，但全球经济始终未出现长期严重的萧条，快速增加的人口成为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础。
当前新兴经济体的扩散繁荣，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以新增人口转化为劳动力的滞后期，以及新兴经济体仍将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推测，全球经济高增长仍能维持较长时期，耶伦所说有生之年危机不再现，尽管有过度乐观，但并非全无道理。
（作者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