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认为，写后记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因为这意味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的开始。面对栀子花香气一般清新干净未来的时候，怎么会不感到愉悦和兴奋呢？因此，我在写不好书的时候，就努力写好后记；在书稿还没有写成的时候，就憧憬要如何写后记；在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了安抚自己，想象自己正在写后记。
现在，我发现自己似乎连后记也写不好了。后记一般是回顾以往的事情，这个“以往”，是从书的酝酿到书稿的完成。四五年的时间就这么倏忽而去了，或许应该回头看看，听听时光流逝的滴答声，看看草木的荣枯颜色变换。但是，火热生活及其带来的噪音，电子产品对生活和生命的统治，却往往让人忽略时针的飞转，遑论秒针的滴答。即便眼神游离到身外，海峡西岸亚热带的纬度，却只让人看到葱绿而注意不到葱绿之下的枯黄。如果目光流转回到自身，则看到青丝来不及变白发就枯萎消逝，油腻光滑的头顶上没有留下任何变化的痕迹。因此，一个阶段的结束是看得见的，新的开始、新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却让人感到迷惘。于是，连后记也不知道怎么写了。
生存压力所迫，自己必须要在某段时间里码出字来，并变成铅字，虽然这往往违背我内心所愿。前些日子，在浙江省博物馆，看到当地人们在“敬惜字纸”的名义下，保全了图书。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文字中蕴藏着各种信息，是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交流的媒介。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一面对自然的武器中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所以仓颉造字之后“鬼神哭”，所以载有文字的纸张才被人们敬重珍惜。我以前也自嘲过自己，码字发文出书，都是“不环保”的行为，尤其是在这些文章著作的有效信息和知识含量不足的时候，浪费尤甚。我的同事龚宇安慰我说，现在回收产业很发达了，那些纸张会被回收变成纸浆，最后重新变成白纸的。这却让我更加不安：纸还在，字跑到哪里去了？字里面的那些让“鬼神哭”的知识和魔力跑到哪里去了？我自己敲击键盘码出来的字能有那种力量吗？这样的文字是不是不仅不能让“鬼神哭”，反而会让他们笑，笑我的粗鄙、浪费和不环保？
想起了某位老兄，在一次会议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权威期刊的编辑认为他的会议论文写得很好，向他约这篇稿子。他说文字还不好。编辑求稿若渴，说可以替他修改、完善文字，他又说内容也需要推进。编辑说这样的内容已经具有足够的知识含量和学术水准了，其他更多的内容可以写进另外的论文里，他还是婉拒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苦笑着说，总是觉得自己的文章没有新意，最可笑的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也会感觉没有新意，因为已经想到或写出来，就也觉得没啥新意了。其实，这种情结（complex，一种心理疾病，得治）我多少也有一些，只不过面对现实，基于功利主义原理，有时候愿意折衷而已。所以，前面那位老兄的情形如果是我来面对的话，我很可能会乐滋滋地赶紧投稿发文，然后心里一边带着对知识的愧意，一边为增加了一些工分、年底将多收个三五斗开心几天。
在我努力为自己的写作、发表和出版行为寻找正当性来源的时候，我想到了故乡。故乡这个词，可以给人带来多重的心理安慰。它除了是我某个最老的、有记录的祖先的最后宿营地，还一个可以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地方。这些回忆不仅丰满了我的情感，还让我对学术和研究产生了一些思考和体会。在我的印象中，故乡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桃园。每到春天的时候，花团锦簇形成粉色的云，在村子的西南方轻轻飘摇，不仅女孩子乐于在课余干农活休憩的时候徜徉其间，连男孩子也会忍不住追逐奔跑于其中，在花海蜂群中感受春天的色彩和气息。那时候，虽吟不出“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这样的诗，但也会以“娘唉，真好看”感叹春色和春光。这时候，按照本书所涉研究的说法，大脑枕叶区高度活跃，多巴胺迅速分泌，年龄大的孩子可能肾上腺激素也会较多或大量产生。这片桃园我永远也见不到了，因为它随着村子人口的扩张被分割成很多小块，变成了宅基地，早已成为砖瓦乃至钢筋水泥覆盖的地方。不过，即便现在我能看到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桃园，恐怕我也无法再有当时那样美好的感觉了。在现在的我眼里，它可能只是一小块地，上面稀疏地种着几棵桃树，桃树结的果子也不甚甜美——因为在还来不及变甜美的时候就被偷吃了。回到这本书，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章曾经发表过，现在看来——至少就我看来——好像没啥新鲜的了。但是，它毕竟是我出于好奇心、出于对未知事物的兴趣进行学习研究结出来的果实，这一过程虽然幼稚，但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就像那片桃园，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当时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甚至那些不怎么甜美的果实，在当年所处的匮乏时代也给我带来了些许的糖分、额外的维生素和很多咀嚼的快感。我曾经在某个周六的上午，把这本书的序言和结论中的文字，整合成一篇粗糙的小文，起名为《我们就是好奇，然后想试试》，在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号上推出，还骗取了不少点击率。我觉得，这个题目代表了我真实的想法，哪怕这些所谓研究成果谈不上创新或对于社会主义法治有直接的建构作用，但是它们满足了我和我的一些小伙伴们的好奇心，让我们对法律、法治、人以及这个世界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想法，而且这一过程让我们很开心。就像我当年身处那片桃园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它成为百亩桃林、瓜果基地或冠上什么高大上的title，我只是觉得它很美，我很喜欢，在那里我很开心，这就足够了。所以，我不怕这些美、这些好奇，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研究的进展而渐渐失落，因为当初的好奇可以变成现在的平淡，现在的平淡可以成为未来追求新知的动力。我们可以在失落中继续好奇、继续追问，在好奇-失落-追问的螺旋中，尝试学习、发现、体会、享受新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把它称为知识。
在继续寻找正当性的过程中我还想起了我家的小朋友。小朋友从小喜欢读课外书，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充满了好奇心。有一天，她回到家告诉我，她由于知识渊博，被班里的同学们称为“回答之王”，同班另一个爱看书的同学被称为“提问之王”。他们班同学之间经常进行提问-回答的游戏，她的回答往往是最正确的，这让她赢得了其他同学的惊叹和赞誉。我问她当天的问答游戏如何，她的回答是否正确。她骄傲地说：“我的答案公认是最接近正确的！”我饶有兴趣地问她当天的问题，她说问题是“我是谁，我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对于这个耶稣和中国小区保安都感兴趣并常年保持提问的问题，我很想知道她是做出了怎么样的回答才让大家“公认”为最接近正确的答案。她微微一笑，说：“这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我哪里知道最终答案？所以我的回答是：不知道！！”然后她又补充：“相对于其他同学诸如‘我是妈妈的孩子，从妈妈肚子里来，放了学回家去’这样幼稚的回答，我的答案是最接近正确的。”从小朋友再回到本书，她对我的启发和安慰是，虽然本书的一些研究并不成熟，但毕竟是我们贴近知识、追求新知的一个尝试，即便得不到新知识，至少我希望并认为是更接近了一点点，对于我这种对人生没有太高目标的人来说，这一点点已经可以让我满意很多天了。别人动不动就可以“某玩年”，对于一本码了几年的书来说，我觉得开心很多天，是正当的。
现在，我终于感到并相信我写作和出版这本书是正当的了——这种不断强化的心理暗示也可以说是法律和认知科学研究的内容。接下来，我应该向有助于这本书的所有人表示感谢了。
首先，要感谢我的女儿——不好意思，现在我总是习惯性地在任何事情中把她放在前面——感谢她的陪伴和她带给我的快乐。在我写这个后记之前，当她知道她会出现在书中的时候，她开心地大笑。我问她是不是总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情绪，她摇摇头，微笑着说：“那可不是，我情商还是挺高的，能控制自己。”我问她为什么，她这样解释：“有些事情，我们都喜欢做、喜欢听，比如改编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流了三千尺，一摸兜里没有钱。有些同学还特别喜欢在诗歌改编的时候加上屎尿屁等等，这样改编超有趣！！但是，像我和几个情商高的同学，只是开心地笑。情商低的同学不仅又唱又跳又叫，还满教室乱窜。这样的同学有可能会被老师抓住批评，甚至有可能要罚站。更倒霉的话，还有可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批评和罚站。在学校我不大好意思大叫大笑，但是在家里我可以啊！”我很高兴，她在学校接受规训之余，在家里能够以最轻松的方式和状态表达自己，做自己所喜欢的自己。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知道我的爱，而且，她也爱我。这是我终生最大的荣幸，没有之一。
紧接着，要感谢我的妻子张薇薇博士。在单位，夫人被公认脾气很好，对人友善。实际上，她真的是这样。甚至，在家里也一直这样。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对她呲牙咧嘴不耐烦时，她通常一笑了之。即便有时候给惹得真的不高兴了，在我态度诚恳地端过去一杯水之后，她也就释然了。所以，非常感谢她的温和与宽容。当然，这种态度也驯化了我，让我也逐渐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逐渐消褪一些中二气息，进而能够较为心平气和地说话做事，并最终从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却多少有点儿社会主义巨婴气质的人，慢慢成长为一个有点像样的成年人。就本书而言，很多篇章的框架和表达，都有她的影子和痕迹。我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但凡书中有些细微精致的地方，大都经过了她之手。对于某些实质性的内容，她的批评里也有不少建设性的观点，有的地方我改了，有的地方我没改，没改的原因是要求太高不知道如何完善。因此，她对文章的挑剔和对我这个人的宽容真的是很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我的岳母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过来照顾，带孩子、做饭，无所不包。一晃七八年过去了，她的白发日渐增多，对我们的关心却没有减少一点。一想到这里，心里满是感恩。
我最感谢和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其实，我的理想之一就是写一本自己满意的书，然后在书的扉页写上“献给我的父母”，这应该是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可以献上的最好的礼物了。可惜，这本书不是我满意的书，未来作为课题结项成果的两本书也应该不是我满意的书，所以，往早里讲，这份礼物也要到七八年甚至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了。况且，这本书有两章是合作者王凌皞副教授的作品，拿别人的成果当作“随份子”献给自己的父母，更是说不过去。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会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日积月累，为父母写出一本像样的书来。
我的父亲是个有故事的人。他出生在1932年，那时候没有小学，所以他只读了一段时间私塾。父亲是极聪明的人，时至今日，五位数对五位数的加减乘除，他口算的速度都远胜于我用纸笔计算的速度。但从父亲对那段时间的回忆来看，似乎不是很愉快和成功的学习经历，因为他提到过几次被老师打手心。父亲十四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去世，然后跟年长他二十余岁的大伯分家，独自生活。他分得了一座土房、一头驴子和一辆地排车（山东农村的一种运输工具）。当时村里颇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小孩子会把这些东西败掉了之后瞎胡混，然后消失。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心情，他也极少提及。只是提到他在邻村一个大他几岁的人的带领下赶马车，后来到了河南，成为某县交通局马车社的成员——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个机构算不算是国有企业。父亲赶了很多年的马车，经历了很多。他曾经在冀鲁豫等地区送过各种货，也曾经送过士兵的遗体——运一次可以得到一块钱，在当时是高收入。他还曾经在饥荒年代救过人。当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有的地方不仅救灾不力，还让某些机构和组织在各处设卡，不让人们向其他地方逃荒。有一天，他在路上赶着马车，有个人带着小孩突然跪在车前，说自己是甘肃人，在中原工作，面临饥荒想要回老家，但是通不过卡，走不了，请父亲帮忙带出关卡。父亲让两人到车上，用篷布盖好，镇定地应付了关卡的盘问，为了帮两人节省体力，还多送了一程。后来，那人回到老家渡过难关，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再后来，马车社解散，父亲到了鹿邑县的一个集体企业从事销售工作，从此再也没有赶过马车。但是，他从不吃马肉、驴肉、骡子肉，因为他认为那是跟他共同生活、工作的朝夕相处的老伙计，做人不能忘本，别人吃他管不着，但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吃老伙计的肉。在集体企业，他勤奋工作，给厂里带来了很高的效益，因此颇有威望。但他婉拒了组织让他当厂长的好意，因为不当厂长继续干销售可以经常出差，这样就能经常回山东老家，同时多赚一些出差补贴来养家。父亲这样工作了几十年，在厂领导把地卖出去开发房地产然后企业破产之后，在快七十岁时，他退休了。退休很多年以后，当地出台政策说补交几万元的保险就可以领退休金，他照做了。于是，在八十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很开心地说领到手的退休金已经超过所交的保险了，以后再领就是纯赚的了。看着他的笑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的母亲出生于1937年，她的脚是“解放脚”，这是具有浓烈历史感的时代痕迹。“解放脚”是指那些幼年时裹脚，但在脚部畸形还没有完全固化的时候，迎来了解放，再也不要裹脚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部分脚趾有畸形但基本不影响劳动和生活的半畸形脚。在物资匮乏，城市无法养活足够多人口的时候，有很多人被遣返回农村。母亲就是用这一双解放脚，拉着地排车，从河南的小城回到了山东农村。下放的时候，父亲曾想一起回老家务农，母亲拒绝了，她认为有一个人在城市工作，还能让全家留有希望，也更能补贴家用。她的决定是对的。在最贫穷饥饿的日子里，就因为有父亲在城市里的工资，虽然兜底的往往只有地瓜干，但家里从没断过吃食。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在农村生活，父亲只能在出差的时候回家看看，小住几天，其中的艰辛自不待言。加上一开始生的几个孩子都是女儿，受到了各种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因为在农村没有儿子的人家被称为“绝户”。直到我的大哥出生，这种歧视才消失。就这样，她带着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在农村艰苦生活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等所有的孩子都在城市工作学习了，才来到了城市生活。常年的艰辛，使得母亲的身体不甚康健，加上一些意外事件，七年前她脑出血倒下了。脑出血不仅影响到了她的小脑，使她丧失了运动能力而瘫痪，可能还影响到了颞叶等脑区，让她的语言功能和情绪也受到了影响。我每次回老家看望他们离开的时候，她都要大哭一场。后来家人劝她说，这样会让我也很难过。再后来，每次回家她都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在我离开的时候也还带着笑容。我知道，不同的脑区有些功能可以进行补偿，但是，如果没有对我和家人的强烈的爱，她不会这么快就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因此，回家看望父母，小住几天离开的时候，经常是她笑着看着我告别，我带着眼泪离开。有时候，我也会想自己算不算是一个孝顺的儿子，结论是：应该不算。虽然每次回家，我都推掉一切应酬，坐在家里陪父母，但限于话题，交流的时间并不算多，更多的是坐在一起边看电视，边说些闲话，甚至他们看电视我看电脑或手机。我也在考虑，如何把跟女儿聊天的心态、话题、内容，移转给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