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鹦鹉案 每日一呼
徐昕
2017年5月12日，我到深圳会见王鹏，到法院提交辩护手续。山东卫视《调查》栏目杨依知道后，联系记者赶到深圳。张筱璐、杨成龙记者在法院门口碰到我和王鹏的妻子，后来采访了一段。
山东卫视《调查》节目播出时，用了我几分钟的画面。感谢记者提供采访原版，视频能更全面地体现我关于深圳鹦鹉案的前期观点，毫无剪辑，分上下两段，欢迎转发批评。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们有更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理由为王鹏作无罪辩护。期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尽快安排庭前会议，以便就相关问题进行真诚地沟通。
以前是聂树斌案、陈满案、乐平案……仿真枪案每日一呼。透过我承办的天津大妈赵春华枪案、刘大蔚网购仿真枪判无期案，我就仿真枪案及提高枪支标准的每日一呼近两年，个案推动法治，有可能取得成功：多地暂停玩具枪案办理疑等新规，有法院收回未生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涉枪案件司法解释初稿进行讨论，大多数与会人士认可行政法和刑法二元管理体制，希望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行政处罚优先。
而从5月起，我开始就深圳鹦鹉案每日一呼。问题出在：《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远远超出刑法文本进行扩大解释，明显是超越了立法目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严格执行这一“恶法”或许要判百万人。
《刑法》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含义是确定的，必须是珍贵、濒危、野生的动物。野生动物，是指生存于野外环境、自然状态下的动物。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繁育方式、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于野生动物。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础，无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还是学理解释，都应当尊重文字本身的含义，在文义可能的范围内进行理解，不应随意超越，更不应过度扩大解释。
而该司法解释对“野生动物”的解释大大超越了刑法条文的文本含义和一般语义范围。在一般人看来，“驯养繁殖”是“野生动物”的反义词，或至少是相对的概念。该司法解释如此明显、过度、大规模地扩大解释，直接扩张了刑法条款，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超越立法，是无效的，不应适用。因此，一审判决适用该司法解释第1条系适用法律错误。
倘若认为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确有保护之必要，也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极为特殊，诸如大熊猫、华南虎、朱鹮等，这些野生动物物种的存续高度依赖人工驯养繁殖，数量极少，人工驯养繁殖的这类野生动物对环境、生态的重要性毫不亚于野外的野生动物，确有通过刑法保护之必要。
但决不是所有的“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皆应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例如，以食用为目的的梅花鹿、虎纹蛙，这些动物的繁殖力强，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民间大量饲养和买卖，对野生动物资源、生态环境并无影响。王鹏涉嫌出售的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繁殖力强增，同样没有通过刑法保护之必要。
前些天，我们就深圳鹦鹉案寄出取保候审申请。王鹏具有无罪的可能，取保候审不至发生社会危险，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之规定，应予取保候审。希望深圳中院本着对法治负责、对公民负责的态度，依法立即将王鹏取保候审。但至今，深圳中院仍未答复。
最近又有鹦鹉案找到我，可能没时间接了，希望拉更多有影响的律师加入，一并参与可能改变制度的案件。
从书斋走向法庭，我既不愿身陷囹圄的当事人蒙受冤屈，更不忍不合理的制度威胁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案推动法治，是我从学术转向法律行动的初衷，也是我接案的首要标准：挑选有社会意义、制度变革意义、“违宪审查意义”的影响性案件，透过个案，点滴推动法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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