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台商：彷徨与突围

位于东莞南城CBD的环球经贸中心（台商大厦）高达289米，是东莞的地标之一。在这座拥有近8万台商的城市里，它的落成当年被视为“台商反哺的典范”。

可以这么说，东莞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更多是台商的发展史。

但如今，在台商大厦旁边，世贸中心和浙江大厦两栋大楼拔地而起，它们的高度将远超台商大厦。

这像是东莞台商群体处境的某种表征。

曾经，依靠“台湾接单，大陆生产，产品全部出口”的经营方式，台商赚得盆满钵满，而东莞的经济也以20%的平均速度增长。

那是一个双赢的美好历史时期，但这一切注定将一去不复返了。

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持续疲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东莞代工型制造业迅速衰落，另外，近几年来，由于劳资矛盾加剧以及大陆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大量台商选择内迁或者“东南飞”（向东南亚转移生产线和产能）。

今年年初，东莞市原市长袁宝成在广东省十二屆人大四次会议上表示，去年东莞关停的外资企业约五百家。但他随后称，“不要放大美女脸上的麻子”，因为东莞市场主体在连续增长，已达七十二万家。

但对于台商企业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东莞台商投资协会会长（下称东莞台协）翟所领在年初的东莞台协22周年座谈会后表示，这500家关停的外企中，台企约有200家。

尚留在东莞的几千家中小台企地位也颇为尴尬。2015年1月，东莞首次提出“制造2025”战略，推动东莞向先进制造业转型，这些仍留在市场中的中小台企似如鸡肋。

但新一代的台商已经意识到，工厂和转型如果仍旧停留在产业低端环节，不论对于台商还是东莞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而将工厂转移到东南亚，似乎也不是一条永久的解决之道。

或许，对于台商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上大陆产业提升的大趋势。

式微的台商

2016年9月23日，坐在东莞厚街镇的一个高级酒店里，翟所领显得有些落寞。

这是他担任东莞台商投资协会会长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东莞台协完成了第十届/第十一届会长的交接，新的会长上任。

东莞前台商投资协会会长翟所领。摄影：孙俊彬。

令翟所领落寞的原因并非不再担任会长，而是台商在东莞这个大陆曾经最大的台商投资中心的尴尬现状。

东莞台协曾拥有3000多家会员企业，是世界最大的台商协会。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曾说过，“东莞台协牛得很，是天下第一台协”。

翟所领是典型的一代台商，高大健朗，美国双料硕士，台湾人的礼貌儒雅不能完全掩盖住他的傲气。

1994年，翟所领来到东莞长安镇时，眼前还是一片稻田和泥路。厂房已经建好，他发现机器还没到，问怎么回事，工人说下雨路泥泞，机器运进不去，还搁在路边。翟所领不得不雇佣几十个人慢慢把机器挪过来。

20年后，这里成为东莞最繁荣的镇街之一。

当时，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东莞台商除了廉价土地租金和劳动力，还享受“两免三减半”（指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10年以上的，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的政策优惠。翟所领以做木制玩具和五金塑胶制品起家，企业迅速扩大。

第一批台商投资以制鞋，成衣，玩具等密集型劳动产业为主。以台商为投资主体，从事加工贸易，出口为导向，这种模式被称为“东莞模式”。

东莞台商的巅峰大约在1999年前后，在峰值，东莞GDP近半由台商贡献。在东莞，不仅有完全跟台湾教育对接的台商子弟学校，还有和台湾医疗机构相仿的台心医院。

对于台商来说，那是一段最美好的时期，东莞政商关系也处于蜜月期。前市委书记李近维被台商亲切地称为“我们书记”，李近维也曾在台商面前拍着胸脯说，“有什么事就找我”。前任台协会长叶宏灯经常晚上造访李近维的办公室，跷着腿面聊。

很多台商怀念原东莞副市长江凌，因为主管外商事务的江凌每个月都跟台商有一次沟通会，后来逐渐发展为外商小组协调会。

这些在翟所领看来如今已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作为会长，他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台商和政府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但并不总是顺利。

翟所领就任时，已经很少能见到主管外商事务副市长。“我上任的时候是每两个月一次，现在周期越拉越长，大概有两年没有见到了。”翟所领说。

而在东莞主政者的眼中，当地台商的地位也早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东莞201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内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已经远远超出港澳台外资企业，且增长近2成，而与之对比的外资企业则下降下降5.1%。在“东莞制造2025”战略的五个目标体系里，已经很难看到台商的份量。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东莞特约研究员林江认为，东莞出台很多政策的目的已经不是针对台商了。他称，目前，很多台企已经对东莞的转型升级不利，但是一下子让他们走，又有点舍不得。大家处于比较僵持的状态，台商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东莞街头随处是台商元素。摄影：孙俊彬。

台商的抱怨

很多台商企业在“两免三减半”等政策优惠过期之后，开始感到压力。

前任台协会长谢庆源坐在自己位于虎门镇新联村的办公室里，指着窗外说，“这几十亩地是我1995年买的，一亩90块，我是有国土证的，现在因为三旧改造要被无偿回收”。

在他看来，土地所有权问题构成了台商群体转型障碍。“台商没有土地所有权，家不在这里，政策形势不确定，谁都不敢投入巨额研发”。

为此，谢庆源向市政府提议学习昆山的两岸产业试验区，“由政府出钱，台协出力，合办一个企业研发中心，成果可以共享”。不过，这个提议暂时没有得到回应。

年过花甲的谢庆源花了很长时间谈及朋友的一块表，他的朋友从台湾入关时手表被征了60%的关税，谢庆源通过台协的关系去找海关协助，最后还是失败，谢庆源哀叹一声。“90年代的时候，黄埔海关的规则都是我们去教的”，谢说，“大家叫我地下关长”。

前几年，他前往长三角和越南等地考察，回来得到的结论是，长三角成本不比东莞低，越南土地成本便宜15%，但是产业链没有东莞完整。斟酌之后，他决定留在东莞。

翟所领也曾多次向东莞市政府建议取消企业合作服务费和土地使用费等多项收费。其中，企业合作服务费是由原来的进出口合同管理费演化而来，管理费取消之后，收费名称换为服务费，在翟所领看来，这是“变相收费”。

“东莞村镇财务自筹，所以村镇设置了很多收费项目，我已经提出来好几次，希望市政府编列出来，由市政府来统一征收”，翟所领说，“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台商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压力，是近年来日益激化的劳资矛盾。

2014年4月，东莞高埗镇裕元鞋厂几万员工大罢工，工人指出鞋厂未足额为工人购买社保。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最后，裕元鞋厂母公司宝成集团承诺，在2015年前完成全员足额投保。“裕元事件”之后，东莞市政府要求在莞台商也要追缴自2008年以来欠下的工人社保。这个引起了台商的普遍不满。

翟所领曾多次接受采访时不遗余力地谈及社保问题。

“对台商企业对的不公平一直存在。举个例子，我们东莞目前社会保险养老覆盖率是80%，但外资肯定是100%”，翟所领说。

“如果是自然趋势，我们觉得不会抱怨，但是我们不同意人为操作造成的不公平”，翟所领说。

东莞政府方面对接台商的协调部门东莞台湾事务局副调研员谢春承认台商提出的问题，“去年，我们协调的外商事件就有67起”，同时他认为，台商面临的问题跟本身转型起步比较晚有关。

最近每年，由台湾区电机电子同业公会(简称“电电公会”)都会评选一份“台商最推荐投资大陆城市”名单，作为全国台商最集中的东莞，常常被抛到20名之外。

每年，协会照例会出台一份东莞宏观经济的调研报告。对于今年的形势，翟所领的判断是“比较消极”。

低端制造与转型的自身困境

对于台商的抱怨，事实有另一个侧面。

今年7月1日，位于东莞东城的大麦客暂停营业。这家主打台湾优质商品的大卖场曾经被赋予了重要角色，东莞市政府给予大力扶持，力图打造台商转型升级的平台。

生产日用品的台企仍然在使用着落后的生产线。摄影：孙俊彬。

“当时是要做标杆性的项目”，时任台协会长谢庆源说。

2010年，经历了金融风暴的打击之后，东莞台商决定自建通路，开拓内销市场。 “大麦客”项目由时任东莞台协会长叶春荣发起，面向协会会员企业公开募股，入股门槛600万，筹集首期运作所需的2.6亿元，成立大麦客商贸有限公司。东莞市政府最后将东城一处占地面积近60000平方米的物业租给大麦客，租金仅为一平方10元，三年免租。

大麦客试图模范台湾好市多的模式，在开业时，消费者就必须缴纳350元办理会员卡才可以入场选购，这严重影响了卖场的人气。

随着国内海淘网购的兴起，大麦客受到巨大打击，加上经营不善，5年连续亏损，最后不得不关门暂停。

谢庆源是大麦客的股东之一，他认为，将台湾卖场的经营模式搬到中国，肯定会水土不服，但是，国内网购对实体店的冲击才是大麦客歇业的最主要原因。

东莞台湾事务局副调研员透露，政府3年为大麦客补贴1500万，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大麦客的歇业给台商群体的转型之路蒙上了阴影。

2015年，因成本增加、寻求战略转移等因素，关停、迁移、倒闭等现象集中爆发，台商形容这一年为“最困难的一年”。

“整个厚街现在已经几乎没有鞋厂”，翟所领说。

事实上，台商群体的转型行动从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就已经开始。2009年，在时任台协会长叶春荣的倡议下，台商协会和东莞市政府成立专门的产业转型升级联合办公室，推出“台资企业诊断与辅导计划”，340多家企业接受了辅导。

但林江并不看好这种“会诊”。在他看来，这正是东莞台商过于传统的表现，“本地那么多大学和专家，他们更了解中国，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在他看来，台商的衰落有其自身原因，“台商在大部分是传统的家族企业，他们在策略上只信任台北专家，政策上又依赖当地政府，融资只靠家族关系”，林江说。

台企“东南飞”

2015年3月，位于厚街镇赤岭工业区的力凯鞋厂关闭本地生产线，转移缅甸。这家鞋厂是全球知名的制鞋大企，其母公司为台资企业顺天集团，在产能高峰的时候，用工达1.8万人。

200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到访考察。当时陪同考察的东莞台商投资协会副会长谢庆源还记得，“温先生说，做好应付困难的准备，不是两三年能熬过去的”。

东莞台商鞋业的现状也是东莞制造业的缩影。金融危机之后，东莞制鞋业遭受重创。东莞制鞋台企中，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运动鞋生产企业———裕元集团、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企业———华坚集团，以及大力卜集团(绿洲鞋业、绿扬鞋业)、顺天集团(力凯鞋业)等多家风靡全球的制鞋集团，纷纷转移到内地和东南亚。

东莞石碣台商协会执行副会长王裕聪从2012年就开始陆续将工厂搬离东莞。60岁的王裕聪已经在东莞耕耘20多年。1989年，王裕聪在东莞石碣设厂经营鞋胶业，他经营的鞋胶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鞋胶品牌之一。

    2008年底，王裕聪的订单开始下降，随着制鞋产业链的逐步外移，王裕聪也在几年前谋划改变。目前，他在缅甸仰光开设了产品集散中心，同时，生产线也在逐渐转移到内地和东南亚。

“东莞这边的工厂已经准备停产，公司将转做总部”，王裕聪说。

有公开报道指出，去年外撤的台资资产达100多亿人民币。对此，翟所领笑了笑说，“哪止500亿台币，起码1000亿人民币”。

 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台商的产业分布中，玩具，箱包，鞋类和服装等四个传统加工行业的占比不到2成。

而来自岛内的最新动向也令台商们担忧。

今年8月1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召集“对外经贸战略会谈”，通过“新南向政策纲领”，促进台湾与东盟、南亚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同时，台湾当局呼吁台商回台创业。

在莞的多数台商倾向“蓝营”，不看好民进党的新政策，同时他们担心这将影响到两岸关系，给在大陆的台商带来负面影响。

王裕聪是唯一出席今年台湾台商中秋联谊会的东莞台商，在听完蔡英文介绍“新南向政策”后，王裕聪说，“现在台商在大陆面对的障碍已经很多了，台湾新政府还在增加压力，新南向怎么南向法”。

王裕聪认为东南亚跟台商不同根不同种，并不一定对台商友善。几年前，他在缅甸仰光出了问题，最后还是找了中国领事馆协调解决。在王裕聪看来，“我的根在东莞，它是我的依靠”。东莞台协的调查显示，92%的台商愿意继续扎根在东莞。

“我们都希望能东莞这片土地上永续经营下去，这也是我的愿望和职责”，翟所领说。

二代台商和未来的希望

在中低端制造环节徘徊显然不利于台商在东莞的发展，也不利于东莞的发展。几年前，广东省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2011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倡导，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台湾高端产业项目园区成立。目前，园区的20多家台企主要从事生物技术、高端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其中一半左右是新引进的台企。

今天，第二代台商们正成为东莞台商真正转型的中坚力量。

林柏伟和他的团队。摄影：孙俊彬。

林柏伟梳着贝克汉姆头，开着奔驰，谦逊礼貌，总是习惯性地说“麻烦了”，“谢谢你”。

9月24日晚，在东莞新基地创意产业园里，林柏伟和他的创业团队正在为项目做最后的调整。3天之后，他和他的团队将参加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复赛，他们是唯一进入复赛的台湾团队。

林柏伟是一名台商二代。据调查，在东莞台商中，有50%的二代愿意在大陆发展。林伟柏取父亲的名字，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亚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但事实上，他跟父辈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创业路径。

2008年，在父亲的鼓动下，林柏伟辞掉昆山的工作来到东莞。父亲是典型的东莞一代台商，30年前来到东莞长安投资生产汽车电池，旗下有两个工厂三家公司。

“在父亲那里，大家叫我做太子”，他笑着说。

职业仓管经理出身的林柏伟开始清理货仓，梳理流程。他发现公司的总经理几年来一直利用公司洗钱，这名高管是父亲的老部下，不过林柏伟还是当面揭露了他，两个人当即闹翻。为了不让父亲难做，林柏伟选择离开，投入互联网创业。

经过比对，他决定从推拿行业入手。

2015年，林柏伟抵押掉台湾的房产，带着自己的创业书，入驻东莞“蚁巢”，组建团队。

“蚁巢”是东莞最大的两岸青年创业孵化基地。目前像这样的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在国内已经有53个。去年12月，东莞市财政安排5000万元用于支持台湾青年人才来莞创新创业。引进的重点方向为高端电子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机器人产业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创业基地还将为引进的人才提供培训、启动资金、办公场地和房租等补贴。

在东莞，目前像林柏伟这样的台湾青创企业共有11家。

在去年的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即“台博会”）上，创新创意专区里，有超过一半的参展项目都是由“蚁巢”所孵化的，其中22个项目来自台湾团队。林柏伟在台博会上展示了他的推拿行业O2O项目。

最初，听说儿子投资推拿行业，父亲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太不入流”。但林柏伟认为这是契机。事实上，自从2014年东莞“扫黄”风暴之后，东莞正规健康保健行业也随即遭到重创。“中国比台湾市场大得多，经济跟20年前不同，服务业肯定是趋势，我要把台湾的服务理念移植过来，用O2O的模式来做”，林柏伟说。

他和团队网罗了东莞最好的技师，提供免费公寓住宿，出门服务有专车接送，“就是要提供最好的服务”，说话的时候，林柏伟总是充满自信和激情。

“蚁巢”负责人黄德玉这样评价基地里的台商二代，“他们说到做到，有些自傲，但是很有胆量”。

许嘉豪正调试佛像3D打印系统。摄影：孙俊彬。

有一次，基地举办项目路演，跟许多国内团队不同，林柏伟提前一个晚上就到现场准备，第二天早上有提前几个小时到进行排练。

目前，林柏伟正在投入健身行业的创业项目。他的团队来自全国各地。他在东莞参加了1个篮球队，2个垒球队和3个羽毛球队。技术总监张海波并不知道他是台商二代，“他懂得包容，很有礼貌，不像大陆的富二代”。

跟上一代台商不同，林柏伟并不参加本地台协，认为那是老一代中小企业抱团的无奈，他也不看好那些迁移的企业，“不要退守，守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在“蚁巢”，台商二代许嘉豪的佛像3D打印项目也同样广为人知。和林柏伟完全脱离家族企业不同，许嘉豪正在慢慢接手父亲的企业，他希望能在变和不变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2002年，父亲在东莞石排镇向西工业区第一个落户，设厂生产鎏金佛像。佛像两大工序雕刻和泥塑是个技术活，当父亲在东莞投产的时候，技术在珠三角同行领先10年以上，许嘉豪接手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经几乎不存在。

年轻的许嘉豪2012年从美国毕业后来到东莞，此时，工厂的订单量已大不如前，而人力和市场成本却在增加。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3D打印技术，开始寻思着能不能和佛像的生产结合。

2014年，东莞政府力推“机器换人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带动中小企业的智能化改造。

鉴于佛像塑造的传承工艺，一开始父亲并不同意儿子的计划，不过许嘉豪也并不打算跟父亲要钱。他回台湾找银行申请了80万创业贷款，然后从日本购置了7轴机械手用于雕像开模，又从英国购买了运用软件。

经过两年的努力，他成功解决了过切、撞击、换刀失败和底座调试等问题，第一尊大型佛像经过4天的3D打印，成功出品。以往同等大小佛像，开模师傅一般需要两个月，3D打印的效率提高了15倍。

许嘉豪的坚持最终获得了父亲的肯定。但是许嘉豪并不觉得机械能够完全替代所有佛像的人工制作。

“新技术只能刻画佛像的形，但不能表现出意，这个还是需要师傅来做”，许嘉豪说。

目前，他在台湾保留了一个40人的非生产团队，主要研究佛像的“意”。此前，台湾本地经常会派发传单，号召台商返岛创业。经过评估，许嘉豪和父亲还是决定留在大陆，“这里市场更广阔”。

9月23日，东莞台协石排分会换届，父亲卸任分会副会长的职务，许嘉豪被选为协会监事长。交接的时候，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为大家多做些贡献。

其实，对许嘉豪来说，他更看重在东莞工商联的工作，他觉得那里更有竞争性，“我们这一代已经不能只看台商协会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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