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所具备的国家能力恰好是毛泽东时代提供的。毛泽东时期的伟大成就是完成了一场伟大的中国政治革命，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共和国和一套具有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府和行政机构，包括国家银行和财政体系，提供了一个安全和平、没有军阀混战和土匪出没的社会。这样一个独立、自主、安全、和平的大环境和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国家引爆和实现工业革命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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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一
观察者网：你在文中说，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企图引爆工业革命的第三次尝试，但是没有成功，一些读者表示不能接受，您是否可以再解释一下，在您的框架中，1978年以来爆发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毛时代第三次工业化尝试的关系？
文一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一分为二，我认为对毛泽东时代的成绩也要一分为二，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有些读者认为毛泽东时代因为建立了一套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到达国民总产值的30%-40%，因此中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在毛泽东时代引爆或成功开启了。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当然可能同我自己对工业革命的定义与读者不同有关。不是任何工业化建设都可以算是工业革命或引爆工业革命。
比如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建立了160多个大型现代化企业, 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但是没有引爆了工业革命，因为那个工业化的方法不对，无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并复制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因此难以为继。
洋务运动
毛泽东时期的工业化当然远远比洋务运动更为伟大、深刻和壮观，但是我认为还是没有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工业化不符合工业革命的经济学规律，因此难以为继，所以在1970年代末必须大刀阔斧改革才有出路。
就像所有采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一样，哪怕这些东欧国家当时所到的的工业化水平远比中国还要雄厚，不改革仍然是死路一条。
另外，1949年建国时中国十分贫穷，共产党接手的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0多岁，还打了一场朝鲜战争，1953年才开启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投资了156个大工业项目，1957年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以后接着就在1958年开启了大跃进运动。
这个农村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又经过1962-64年的恢复整顿调整期，然后就在1966年开启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因此在这样一个低的起点上和这样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引爆一场工业革命是很难想象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和林毅夫在其专著里提供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比非洲沙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当时的农业人口还占全国人口的80%多，农村是用牛和人力耕地，粮食产量不足导致全国实行配额制，有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等等，工业品奇缺。因此这不像是一个引爆了工业革命的状态。
工业革命的特征之一就是投资与消费的同时增长，虽然速度不一定相同。按照错误的方法搞工业化，往往是投资增长压抑消费增长。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不仅意味着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占比的迅速提高，还意味着人民衣食住行生活水平的连续不断的攀升，就像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那样。
没有引爆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中国的经济底层，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完全排斥了市场经济，断绝了民间致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没有把握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没有注重动用国家力量去开拓国际市场，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来创造利润和原始积累，就像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期间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样。
规模经济需要规模市场才能支撑和实现自负盈亏，因此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巨大的投资和研发成本需要巨大的轻工业市场才能够支撑和自我输血。
英国当年千万级的人口就已经需要全球纺织品市场才能完成自我输血，日本20世纪初的工业化需要霸占中国和亚洲的巨大纺织品市场才能够积累利润来扶持它的重工业升级，中国是10亿级的人口大国，怎么可能在缺乏全球市场和一个异常发达的轻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实现重工业化？
印度在1950-60年代也采纳过类似的激进产业政策，但是并没有引爆一场工业革命，至今也没有，因为印度至今还没有引爆一场乡镇企业繁荣，因此也就缺乏市场条件和经济规模引爆一场轻工业革命，继而也更不可能引爆一场重工业革命了。
客观规律必须尊重，但是人类对客观规律有一个认识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前30年走过的弯路，因为没有经验，也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否则为何还需要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战略和实事求是的自我纠偏精神？为何要否定文革？为何要审判四人帮和他们代表的极左意识形态？为何要给右派平反？
比如人民公社不容许个人发展农副业，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城市，企业不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结果就是企业不能自负盈亏，不能通过竞争而壮大，反而是工人上班磨洋工、开后门给子女安排工作，因此工业化难以为继。
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到后来也是如此，这些问题有其普遍性。
换句话说，如果建国以后，利用共产党的强大社会根基和执政能力，长期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搞重商主义开放式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期间那样利用资本主义来同时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工商业和社会主义国营事业，1958年不搞大跃进，1966年不搞文化大革命，实事求是地依靠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国家主导的技术研发，允许民族资本生存，又有毛泽东创建的一个强大的有执行力的政党和政府，那么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时间就会显著提前，现在的中国总体国力可能已经早超过美国了。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在这么一个一穷二白的辽阔大地上，在欧洲列强掠夺、晚清王朝腐败、日本军国主义践踏、民国军阀混战的一个世纪的血雨腥风中，中国这样的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是没有任何世界先例和国际理论可以遵循的。
但是即便这样，也应该反思前三十年的错误，吸取教训；一味赞扬，不实事求是，是不可取的。
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个期间所犯的错误和没有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就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
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国家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意义，但是却没有形成关于如何获得国家能力的理论，因此也不知道每一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是如何获得他自己的国家能力的。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所具备的国家能力恰好是毛泽东时代提供的。
毛泽东时期的伟大成就是完成了一场伟大的中国政治革命（费孝通），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共和国和一套具有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府和行政机构，包括国家银行和财政体系，提供了一个安全和平、没有军阀混战和土匪出没的社会。
这样一个独立、自主、安全、和平的大环境和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国家引爆和实现工业革命的政治保障。
开国大典
另外，除了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成功研制两弹一星以保障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外，还设立了很多高等学府和科学研究单位，培养了一大批知识人才和中小学教师。很多的国有企业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人才储备。
还有，尽管可耕地没有增长，但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中国人的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岁，总人口从6亿上升到10亿，为以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一个有纪律的浩浩荡荡的工业后备军。
农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信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处办了学校和卫生医疗防疫站，还有夜校和敬老院，文盲数大大减少。即便在大跃进时期以及文革期间，政府不断组织农民为广大农村建立的基本公共灌溉系统和地方性的交通运输系统，也为后来80年代的农村经济起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据统计，在2009年全国共有87085座水坝，而其中86258座（占99%）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间修建的。这一切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引爆一场乡镇企业大繁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
而按照我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总结的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老牌工业国当年实现工业化的经验，和由此提出的工业化的“胚胎发育”理论，无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乡镇企业大繁荣是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展开又是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关键。
因此，虽然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没有能够引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不可逆转的工业革命，但是它却为1978年以后在中国真正引爆一场连续不断的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安全保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了很多奠基性工作。这是由于这一政治基础和这个基础之上的国家能力，使得中国比其他任何采纳市场经济、拥抱私有制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远比中国富裕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更能够实现经济起飞和引爆一场伟大的工业革命。
这是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绝非易事，它是刀锋上的万里长征。不改革要亡党，改得不好要亡国。
如果像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那样搞，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中国早就垮了，没有今天了，可能除了少数利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去监管化”倒卖国家资源大发横财的人之外，中国广大底层人民今天都可能生活在四分五裂、战火纷飞、贫困潦倒的边缘，而不是目前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四通八达的、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辉煌时代。
正是因为邓小平以无比的勇气和独特政治家眼光，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和经济两手抓，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和意识形态干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发展模式，而不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成果全部推倒重来，退回到清朝和民国的私有市场经济，中国才有了今天。
因此改革开放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政治艺术，需要敏锐的国际政治嗅觉，绝不是新自由主义、黑板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那样。
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搞改革开放，一定会翻船，弄巧成拙，就像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等一大批原社会主义国家和本来就搞市场经济的非洲与拉美发展中国家那样，通过盲目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去监管化”的改革开放，把自己在社会主义时期或民族独立后依靠国家力量建立的工业、科技、教育基础几乎全部葬送，沦落为农产品和资源出口国。而且中国还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廉价出卖，即便地下有也没有技术和资金可以发现和开采。
因此，如果邓小平当年没有果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勇气和眼光继承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政治基础和国家能力，利用很多看似反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红利，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也绝不可能引爆一场震撼全球的工业革命，迅速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反而会是像乌克兰、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等国那样仍然在黑暗中摸索，重复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经历过的专制-民主-专制和贫困-暴乱-贫困的死循环。
换句话说，经过晚清洋务运动失败后50年风雨飘摇、辛亥革命后40年的军阀混战和内忧外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从泥淖中拉出来，使之起死回生并实现了大范围的现代化社会改造，这项居功至伟的功绩是改革开放以后实现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在庐山
邓小平英明地继承了这个政治基础。而这样的政治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是看不见的。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流行理论无法指导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无法解释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无法解释中国崛起。
这就涉及到人类社会工业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工业革命一定具有它自己的普遍经济规律，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都能够实现工业化，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历史的的基本态度，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按照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去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文明。
（未完待续）
背景简介
：
本
文
作者
为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章为2017年
6月25日”观天下讲坛第七期”文一教授讲座前，观察者网对文一教授的专访。
本文于
2017年8月26日发于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8_26_424506_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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