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日本首相想搞的“新资本主义”靠不靠谱，日本又有没有可能再次迎来历史机遇的问题。
（一）
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搞“新资本主义”
2021年10月岸田文雄上任日本第100任首相。上任伊始，他便提出打造“新资本主义”的口号。2022年1月8日，岸田雄文在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题为《我的新资本主义大设计》的署名文章，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他的构想。
这并不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改革理论。之前安倍晋三2012年上台时，也曾经提出过“安倍经济学”以刺激日本经济。这两次改革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提出的时间点相差了十年，更在于它们有本质的不同。
有没有注意到，安倍提出的改革措施是“经济学”；岸田想推出的则是上升到政治属性的“新资本主义”。
日本上层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并不亚于很多中国人。按照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去品，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差异。从“经济学”到“主义”，后者仅从字面上看，就知道这位新首相认为日本需要一场彻底的改革了。
“新资本主义”能不能推行，又有多少可行性，我们暂且按下不说。先来谈谈这些年为什么日本会频繁尝试改革的事。
一提到日本人的特点，很多人脑海中会蹦出“匠人精神”四个字。曾几何时，日本的匠人精神很是让中国人心水，觉得这才是做事情的态度。这两年倒是提得少了，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变化太快，各种颠覆性创新让人应接不暇。很多人意识到日本的所谓匠人精神，实则是因循守旧，只是在原有的舒适空间里打转。
我一个朋友，30年前到日本学习工艺（具体什么领域就不说了）。有一说一，当时的日本在他所在的领域，工艺肯定是世界一流的，他也学到了很多受益终身的东西。这几年他再去日本交流，最大的感觉就是日本人太缺乏创新，工艺也只知道按旧规矩做，完全不知道改进，甚至态度也没之前认真，反是中国在这个领域做得又大又深。当然，日本在一些行业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工艺。举这个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去神话日本的匠人精神。
还有一点让我这个朋友感叹的，就是93年他在东京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店里吃了碗咖喱饭，要1200日元，以当时中国人的收入而言，是当顿大餐去吃的。疫情发生前他再去日本旧地重游，还是这个价钱，整个环境也没什么变化。总之整个社会的感觉就跟凝固了一样。
日本一直是一个缺乏方向感的国家。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日本历史上其实就做过两次重大改变：一次向东，一次向西。再具体点说是一次学中国，一次学欧美。
有趣的是要是站在日本的角度确认方位，向中国学习的那次应该是向“西方”学习；向欧美学习的那次是向“东方”学习。可惜近现代东/西方的概念是由欧洲人定义的。中国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反过来我们也只能把欧美定义为西方了。
日本向中国学习的这次发生在中国唐朝时期，史称“大化改新”。这段历史中国人都比较熟悉了，大量遣唐使被派往中国，中国的典籍、制度、建筑、汉字被整套地搬往日本。
日本人有一样好，从你这儿学的就是从你这儿学的，并不会否认。而且会带着尊重甚至崇敬的心来对待那些帮助过日本的文化。中日韩三个东亚国家关系微妙，民众经常在网上玩三国杀。一提到文化，中、日两国网民总会站在一起，嘲笑韩国人老想着把别人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据为己有；一提到那段被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中韩两国网民又会结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至于日本和韩国网民，自然也是有共同语言的。但凡说到民主/自由/体制什么的，又都会有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说到底是西方开启和引领工业时代所造成的。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表层建筑都有很强的向西方学习的痕迹。尤其日本更是表现得异常明显。
19世纪60年代，被两次鸦片战争彻底打没了信心的中国，开启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式的洋务运动。而类似的心路历程日本那边也经历了。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蒸汽轮机舰队驶入江户湾（现在的东京湾），史称“黑船事件”。见识过工业力量武装起来的军舰、大炮后，日本并没有像老大帝国的中国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船小好调头的日本没有那么强的自尊心，次年便和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向西方敞开了贸易之门。16年后（1869年），从德川幕府手中夺回大权的明治天皇，更是开启了脱亚入欧式的“明治维新”。
这是日本第二次一边倒地全面向先进文化学习，效果也是非常的好。仅仅用了30年时间，日本就发奋图强地成为了列强之一，并在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取得完胜，击败两个老大帝国成为了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主。
相比之下，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更像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取得了一些工业成就，帝国的基础和骨架却还是一如既往的腐朽。当时主政的李鸿章有段自嘲的话流传甚广：“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客观说，李鸿章的能力是很强的。在19世纪末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能与当时德国首相脾斯麦、日本首相伊滕博文齐名。可惜能力再强，在当时也只能做个“裱糊匠”，哪里破了补哪里。
说到底，中国这样的体量、这样长的文明史，你就是想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也找不到等量的学习对象，只能用时间和血汗，一点点地摸索出一条适合的发展之路。这当中经历的磨难与波折，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
中国在经济上的高速发展，直接受益于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说白了就是前面没有现成的路，没有可供仿效的对象。不光是没路，还有随时陷到深水里淹死的可能性。现阶段的中国改革便是“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患得患失的中国是茫然的，而日本找到了“脱亚入欧”这条快车道。那么在中国探索出自己的发展之路后，现在该轮到日本茫然了。
“大化改新”让日本从部落国家跨入文明国家行列，“明治维新”则让日本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工业国家。这两次全面学习都对日本造成了极为深远和有益的影响，甚至让日本一度心生了挑战西方，成为世界中心的想法。
二战的失败，让日本很快打消了这一丝狂妄，重新又变成了一个好学生。做学生的日本是非常合格的，总是会找最好的老师投怀送抱。西方各国原本各有所长，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海军学英国、陆军学德国，经济制度上博采德国和美国所长。等到二战彻底被美国征服，见识到美国强大和全面性的日本，则开始安心做美国的学生。
全面拜服美国的日本，也将世界第二作为了自己的目标。1968年，日本的GDP超越当时的西德成为了世界第二。不过人就是这样，一旦发达得太快总会自然生出层楼更上的心。日本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没有争夺世界第一的想法，经济上却难免有点坐二望一的想法。
很显然，占据主导权的美国不可能让日本真的在经济上超越自己。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一直是争议不断。但客观说，以日本相对美国的体量来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从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开始出现了停滞现象。每到一个十年关口，就会有人感叹“日本失去的10年”，“日本失去的20年”。岸田雄文上台时，这个说法已经是“失去的30年”了。
管中窥豹，一碗咖喱饭30年保持价格稳定，背后是老百姓的收入也30年没什么增长了。这种老百姓收入和物价长期滞涨的现象，被称之为“日本式通缩”。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日本经济从1990年就开始陷入滞胀，为什么到这十年才开始想着改革？这是因为日本经济虽然增长乏力，但其它发达国家也没快到哪去。甚至在1995年时，日本GDP在全球的占比达到了自己的峰值，相当于美国GDP的69.6%。
超高速发展这事本来就不可持久，总归要进入稳定期的。过往的日本经济虽然不再突飞猛进，但从规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是同时期中国经济跑得实在太快，日本人甚至都不会有失去多少年的感慨。
对于日本来说，真正的刺痛出现在2011年。当年2月14日，日本内阁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国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5.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安倍晋三上台，并着手以“安倍经济学”提振日本经济。这一当就是8年，直到2020年9月辞任首相一职。
日本首相更迭相当频繁，尤其是二战之后。1945年以后的76多年时间出了57位首相，平均在位时间只有1.33年。安倍晋三本人，也在2006年当过任期仅一年的首相。而安倍在2012年开始的这八年首相生涯，是自1885年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首相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
超长任期的背后，是日本国民对“安倍经济学”所寄予的厚望。“安倍经济学”的具体手段被称之为“三支箭”，包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民间投资的结构性改革政策。
这些直接刺激经济的政策，的确收到了一定效果。比如让日本的股票市值翻了一倍多；比如日本内阁府认定，从2012年12月一直至2018年10月，都是经济扩张期；比如疫情前，失业率从2012年底将近4.5%一路降至2.5%以下。
然而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数十年来一直的通货紧缩现象，却还是没能在这轮改革中解决。与中国的差距更是越拉越大。2020年，日本GDP总量折合美元大概为5.1万亿，中国GDP总量大概为14.7万亿美元，快抵上三个日本了。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体量和历史摆在那儿，之前只不过是船大难调头。务实的日本人，心里知道明治维新抓住的是一个千年一遇的机会，暂时超越了中国。现在既然中国已经复兴崛起，那么从日本文化的心态来说，屈居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老师身后都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是以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困境，这个老三位置很可能也保不了太久。写这篇文章时2021年的GDP数字还没出来。我看了下各方的预测数据，日本大概是5亿，排名第四的德国是4.2万亿，第五的英国是3.2万亿，第6的印度大概是3.1万亿不到一点。
日本最大的威胁，不是跟自己一直咬得很紧的德国，人口比自己少快4000万（日本1.26亿，德国0.832亿）的德国，而是很快能攀升到第五的印度。美国金融信息分析公司埃信华迈（IHS）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到2030年，印度可能会超过日本，以8.3万亿美元的GDP总量成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中国网民各种瞧不上印度，但印度的体量摆在那，而且各方面指标也已经显示正在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虽然，一直紧盯中国的印度，想追上中国还是挺难的，但追上日本那还是可以期待的。
说了这许多你应该已经意识到，日本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不能像当年的李鸿章那样，裱糊匠式的改。必须跳出就经济谈经济的思维，从社会体制、价值观等层面入手改革，才有可能重新焕发生机。
（二）
“新资本主义”能不能成为又一次明治维新
2020年9月安倍辞去首相之职时，日本经济已经失去了30年。失去2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失去30年的时候，日本经济总量几乎只有中国的1/3。如果不想十年后被印度赶超时，再感叹日本经济失去了40年，日本必须作出全面改变，而且不能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刺激经济。
换而言之，从大历史角度看，日本现在正处在明治维新的前夜。只不过出现在东京湾的“黑船”已经不是从美国驶来，而是中国、印度这种原本被日本远远甩在后面的发展中国家。
那么日本能否借“新资本主义”的概念涅磐重生呢？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蓝图的核心是什么。
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大历史背景，是日本没了可供直接照搬的老师。在日本和很多西方观察者看来，美国在经济上搞的是“新自由主义”，它的挑战者则算是“国家资本主义”。
用岸田文雄的话来说， “民主受到贫困和不平等加剧造成的国内分裂的威胁，面对国家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带来的挑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升级我们自己的资本主义。”
这一表态要是用大家能理解的语言解读，就是：当下的日本外部受到中国模式的挑战，内部则因学习美国模式过头，而造成了社会分裂。只能自己闯条路升级出日本特色的“新资本主义”了。
用“主义”来定性，总是难免沾上政治色彩。其实我们也别去管这些符号，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平衡问题。“新自由主义”是“小政府大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指导力会更强点。
在《我的新资本主义大设计》一文中，岸田文雄开篇便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弊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世界的主流观点，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但另一方面，随着新自由主义蔓延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其负面影响也愈发凸显。”
“对市场的过度依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而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加剧了气候变化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中产阶级的就业率下降了，特别是在西方，不平等和贫困加剧。”
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1990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全社会5%的私人财富。2015年四季度时增加到26.55%。新自由主义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让西方及美国的财富更多向精英阶层集中，与中产阶级和底层的贫富差距却是进一步拉大。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经历这几年的内部混乱，美国是回不到以前的了。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无论在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模式上，一味选择跟随美国，都已经是死路一条。
日本愿意做个好学生的这种心态，很多中国人并不觉得意外。我就经常被人问起，如果中国超过美国，日本会不会回过头来学习中国。
答案是否定的。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新”，表面看是在全面模仿中国，但受限于自己本身的地缘背景，日本并没有形成过真正的中央集权体制。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一直是类似西欧的封建割据状态，天皇更多作为虚位君主存在。这也使得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很方便地仿效英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这一历史也使得日本社会一直有着“小政府”的认知。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制度”更是被列入了宪法。像这次新冠疫情，日本地方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的应对，可以不理会中央政府的指令，而是根据地方自己的判断制定对策。
总结下来，日本就算想彻底转向学习中国模式，也没有文化基础。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即便是全面学习，最终还是会保留自己的特色。这就好像明治维新再竖立“脱亚入欧”的意识，日本原有的文化特色，比如民众的集体主义意识也还是会被完整保留。
全面学习的意义在于启动的时候可以偷懒，然后再在过程中磨合出适合自己的道路。日本这次的问题在于，不再有能够依葫芦画瓢的老师，必须自己学会理论创新，于是便有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新资本主义”到底有哪些战略性的举措。
2021年10月26日，由岸田文雄主导的第一次“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召开，11月新设“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实现会议”“数字临时行政调查会”和“全年龄层型社会保障构建会议”3个会议，称将在汇总上述3个会议的讨论结果后，于2022年春季汇总蓝图及具体落实措施，并向世界展示。
新资本主义的内核，说穿了就是两点：“做蛋糕”和“分蛋糕”。“做蛋糕”是把发展经济的重心，锁定在数字和低碳经济上；“分蛋糕”则是改变日本国民收入30年滞胀的现象。说得再简单点就是涨工资。
在“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上，岸田文雄把重点放在了分蛋糕上。岸田文雄当然不是不懂把蛋糕做大更加重要，他只是认为应该先把民众的积极性鼓动起来。在他看来，“新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把分配定位为通往成长的核心路径。通过分配创造出支撑成长的新需求，以带动新的成长”，“增加工资不是一种‘成本’，而是对未来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倍经济学是下猛药直接刺激经济，所以推行时得到了日本企业界的普遍支持。现在要搞的“新资本主义”，把重点放在了涨工资上，试图用消费来拉动日本经济。这样一来，想得到日本企业界，包括准备进入日本的外资支持就有点困难了。像日本乐天株式会社首席执行官三木谷浩史，去年10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就直接发文，称岸田文雄“完全不懂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是以“资”为本；“新资本主义”是以“人”为本。后者貌似更政治正确。然而说一千道一万，日本经济想有根本改变，重点真不在于怎么重新分配现有财富，更不在于怎么去刺激旧有经济模式，而在于如何适应新的赛道。
这个新赛道，不是提涨工资、刺激消费就能出现的，必须放在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大历史格局中去看，才能知道日本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时，人类刚好在开启一轮新的技术和经济革命。1990年，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3.0系统，让普通人使用计算机和上网成为可能。此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开始成为驱动经济的核心赛道。
时至今日，中国和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都体现在与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上。美国要打压中国，也是挑华为、字节跳动这类在各自的数字经济领域，做到独大的中企。反观数字时代的日本，无论在软件还是硬件上都被边缘化了。今天你随口就能点出：英特尔、谷歌、微软、苹果、脸书；华为、阿里、腾讯、百度、字节这些跟数字经济相关的中美企业名字，却说不出一家吃到时代红利的日本企业。
除了数字经济以外，在节能减排的大趋势下，绿色、低碳经济也成为了新赛道。在岸田的“新资本主义”计划中，都能看到在这两个领域发力的想法。只不过相比现在还在争议不休的节能减排问题，数字经济会更为重要。
换而言之，不管日本是搞“安倍经济学”还是喊“新资本主义”的口号，要是搭不上数字经济的赛道，都没有可能再迎来一场新的明治维新。
这点还不如憋着一口气要追赶日本的韩国。最起码韩国还有三星，能够在半导体、手机等诸多数字经济产业占据重要一环。5G出来时，韩国拼了命地要抢“5G商用第一国”的头衔；元宇宙热炒时，首尔又宣布自己成为第一个加入元宇宙的城市。
你可以说韩国人自大，但最起码韩国这些年一直在努力，手也够快，也能看到自身在数字世界的切入口。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当年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把握住机会，说到底也就是占了个快字。
然而已经失去先手的日本，在未来10年依然看不到切入数字经济的希望。说这个时代要以“人”为本是没错的，但这个“以人为本”并不是涨工资那么简单，而是“人”成为了数字时代的信息节点，用户规模将决定你在这个赛道上的身位。
美国和中国在数字时代能够分庭抗礼，一个是因为在主导全球化进程；一个是有内循环性质的，十亿级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没有背后的数字人口基数，你就只能像韩国那样专注一个细分领域，在全球产业链中分一杯羹。
事实上不光日本有问题，老欧洲在这个时代也落后了，同样没有拿得出手的数字时代企业。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在艰难推进中，现在欧盟开始向国际互联网巨头收取数字税，开始想扶植本土企业。不管欧盟能不能整合好，光以欧盟现有的将近4.5亿人口来说，最起码人口基数是有的。
真要拼数字人口规模，以及在数字时代的潜力，更有可能成为中美以外第三个数字时代引擎的是印度。印度在2020年的互联网人口估计为5亿，到2030年预计可增至10亿。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激发印度的创新力。根据胡润全球独角兽指数，2021年印度人共创立了119家独角兽，在全球排名第三。
此外，印度快速增长的中间阶级还大大推动了消费者支出，这正是饱受通缩之苦的日本最渴望的。过去5年中，谷歌、脸书等国际金融科技公司在印度投入了大量资金，苹果也在印度建设了生产线，大量中国企业也前往印度抢占风口。
说到这里你可能明白了，放眼当下和未来，日本在数字经济上都看不到希望。100多年前的中国是“船大难调头”，现在的日本也同样是包袱太重。不管是从资本端刺激经济，还是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改革日本社会，都看不到当年明治维新的气象。
历史大势就是这样，日本已经抓住了一次千年一遇的机遇，再想抓住第二次本身就不太现实。中国网络上一直有着“明治养士，大正养国，昭和养鬼，平成养豚”的说法。话糙理不糙，倒是对日本这1个半世纪的历史做了个精准的总结。如今是“令和时代”，只是不知道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令和养老”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