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捍卫自己孤独的语言？为什么要一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熊培云

思想国 · 公众号 · 时评 · 2024-12-16 21:30

正文

2024年12月19日临近，适逢思想国20周年纪念日，今起连续更新一周，以示纪念。近日亦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朋友的来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今晚先说语言的事。十几年前，《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的时候，我想辞去教职。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写作思考和所谓学术要求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隔阂。

而且我对“学术训练”这个词多少有些反感。虽然偶尔也写学术论文，甚至完成博士论文，但对于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我还是选择了敬而远之。

一是受版面限制，论文通常比较单薄，言不尽意，所以我宁愿花十年写一本书，就像最近出版的《人的消逝》一样。

其二是不想受累于某种形式主义。如今晨我在朋友圈里写到的：以描述代替思维，以绕圈子代替深刻，以格式致知代替格物致知，到处是表面功夫。我见到无数人在所谓年深月久的学术训练（规训）中丢掉了自己的语言。而读书人唯一真实的土地就是自己的语言。总有一些诱惑和熏陶，让它们变成盐碱地。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我不怀疑有些学者这方面做得优秀，但并不羡慕他人的成就，再艰辛的路也是自己选择的。这条孤独的道路我大概率会一直走下去。人应该生活在自己的黑暗里，而不是别人的黑暗里，至少自己的黑暗还暗含了选择自由或者精神自由。

为了不丢掉自己的语言，2012年我曾经在《光明日报》上撰文以示心迹——正如茨威格所说，世界上还有一种单枪匹马的英雄主义，一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

……

一是做非你不可的事情。每个人的人生都独一无二，每个年龄都有当务之急。有些事情你不做别人可以做，有些事情你不做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做。2008年夏天，在许多人关注奥运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偏远的山村。回到自己的老家做田野调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只有我愿意去做。在奥运与命运之间，我将视线投向我所熟悉的本乡本土，并将此视为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更在于我的经验、我的回忆、我的视角，甚至包括我对一个村庄的热情都无人可替。

二是不要丢掉自己的语言。我一直强调，寻找一种适合我自己的表达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迷恋诗歌，但到后来读完大学，我几乎放弃了诗歌，因为诗歌不足以表达我自己。同样的原因，两年前我停写了许多专栏。《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我写作上的尝试，即我所谓的“三通”，包括时间上打通（不只是写三十年来的农村，同样回溯过去六十年与百余年来的中国农村变化），空间上打通（不仅着眼于一个村庄，同样由村庄拓展到中国，也包括我对欧洲农村的观察），此外是理性与心灵的打通，即我说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虽然我也从事学术研究，但我没有必要强迫自己接受那些湮灭文字个性与语言之美的“学术表达”。我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我不能为了学术而丢掉自己的语言。

三是要有眼力也要有脚力。

所谓眼力是指对时代走向有一个整体判断，我知道它正走向哪里，将告别什么，最需要跨越的难关是什么，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中国不只是向世界开放，还在向中国开放。

至于脚力，一是要站得住，也就是说写作者必须能够持守自己的独立精神。我所理解之独立精神，不仅要独立于权力和资本，还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一个诚心诚意的写作者，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不当的惩罚而在文字上复仇，也不因为得到什么好处而在文字上报恩。此外，更要独立于民众。尤其最后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尤其难。

我一直视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奥里维为榜样。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像奥里维一样，不憎恨，不盲从，不高高在上，在一切狂热当中，能够保持目光明亮，能够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奥里维就是这样，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独立。其实，罗曼·罗兰乃至茨威格当年何尝不是因为这种独立精神而被群众围攻，被朋友孤立。人群何其势利多变！你指出皇帝没穿衣服需要勇气，指出民众没穿衣服同样需要勇气。庆幸的是，即使是被误解，他们还是在坚持。正如茨威格所说，世界上还有一种单枪匹马的英雄主义，一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在这种英雄主义里，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一座城池、一个国家。

二是要走得远。前不久，有社会学专业学生撰文批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不得“方法”，实在是因为该批评者未能全面理解何为方法。这也让我想到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常常过于依赖表格——问题是他们当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消化这些数据。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充斥着各种图表，最后的结果是图像代替了文字，观看代替了阅读。更别说有些数据本来就靠不住。正如我在书中所引述董时进先生的观点：“……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唯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回想托克维尔当年写《论美国的民主》，里面没有一张表格，甚至也没有堆砌太多的数据，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思考与写作的深度。因为他在旅行与观察中抽丝剥茧，已经消化了这一切。

我这样说并非认同写作者可以闭门造车。事实上，我一直坚持一个合格的社会学者必须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几年间，为了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查找了大量民国以来湮没无闻的旧书籍，包括董时进出版的所有著作，更别说与本乡本土历史相关的档案、材料和口述历史。此外，我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又岂是一般调查者所能获得。重要的是，我知道前面这些材料的意义并不只在于佐证我过去的观点，更在于发现新的问题。如果你过去的观点因为新材料的获得而动摇，那不是你的灾难，而是你的福气。

……

（本文节选自熊培云《用自己的语言去写作》，原载《光明日报》（ 2012年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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