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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顾维钧出任杜锡珪内阁财政总长，揭开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页。顾维钧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在我到职之后，各司司长前来拜访，几乎每个人都建议我应该如何如何。他们建议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他们说，历届财政总长就职后都要拜访他。我惊问其故。他们说他是财政部属下的官员，但握有全权。”
财政总长顾维钧的下属们说的都是实话，这的确已成为一种惯例。不过，他们显然刻意隐瞒了安格联的绰号——“太上财政总长”。
1927年新年伊始，刚刚走马上任的顾维钧内阁发布了3道大总统令，决定独自开征附加税。此时的海关在安格联的统治之下，变成了比赫德统治时还厉害的外国统治机构，没有他的点头，公债无法发行。这个“太上财政总长”，实在不是浪得虚名，直接掌握着北洋政府各届内阁的命运。
此时的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但骄横跋扈的安格联，一向不把北京政府首脑放在眼里。中秋将至，由于他不肯提供“秋节库券”保管基金，并授意银行界不愿承募，从而导致了一场军警强索现金的“中秋危机”。
恰逢吴大帅在鄂战败，张作霖声势增强，便以军队索饷事件为由，迫使杜锡珪摄政内阁辞职，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
1926年10月5日，做了3个多月的财长之后，38岁的顾维钧成为国务总理。又是3个月之后，刚刚改组上任的顾维钧内阁，于1927年1月12日发布了三道大总统令：
一、自1929年1月1日起，行使关税自主权；
二、自1927年2月1日起，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
三、令财政部会同税务处征收此项附加税。
这三道命令的实际意义在于，顾维钧内阁无视华盛顿条约的规定，不再等待关税会议的批准，独自决定开征附加税，向列强硬索。
早在关税会议被束之高阁之际，广东国民政府对列强侵略特权发起了猛烈冲击，决定行使关税主权，从1926年10月中旬开始征收“出产运销物品内地税”，税率为一般货物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该税的征收不经过海关，另设专门征税局负责。
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为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实行国定税则，开了先河。
矛盾重重的列强，除于11月发表了一项联合抗议之外，未能采取任何有力行动。广东政府征收新税的成功，不仅使它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更加深得民心，而且得到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这一切深深地刺激了北洋军阀和外交系名流，使北方要人“羡慕不置”。
一来，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下，以顾维钧为首的北洋外交系一向以超党派的民族外交家自居，十分愿意在激昂的民众面前充当收回国权的代表。
二来，顾维钧有了“中秋危机”的前车之鉴，为了安然渡过即将到来的旧历新年，他必须有所动作。1927年1月3日，在北京关税委员会会议上，实行二五附税案一经提出，一致通过，决定由海关来统一征收。
广东国民政府开征附加税的消息，对安格联而言，犹如五雷轰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英国外交部。英国政府想要尽可能地争取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因此决定默认这些新税“并希望海关予以协助”。
二五附税的征收机关，不是海关，而是在“海关、常关收税所附近征收”，这是对海关地位的否定，势必造成海关行政的分裂。显然，这威胁到海关及安格联本人的地位，因此，他再也坐不住了。
只要一想起广州工人纠察队搜查外轮的场景，安格联就立刻会联想到他们“势必和外轮职员直接冲突，造成混乱，引起国民政府和各国政府的摩擦”。但英国政府已决定将妥协进行到底，指示安格联“海关在广东和其他地方对国民政府保持一种友好的合作态度，会大大地有利”。
无望之下，安格联便挑动各国出面干涉。他认为，“如果主要的航海国，一致决心阻止不负责任的排外煽动摧毁海关，我相信我们可以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政治动荡中安然无恙”，因此他主张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由列强来规定海关的地位，维护海关的完整，从而有效地保护英国和其他各国的在华利益。
然而此时的英国辉煌不再。面对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既不敢也无力单独相抗，对丧失所有在华特权、尤其是长久以来对海关的控制，甚为担心，为此，它派出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前往武汉与国民党建立联系，成为列强中第一个访问国民政府的外国使节。
12月18日，英国代理公使欧马利又向各国公使提出了被称为“圣诞礼物”的《英国对华新政策备忘录》，声称“北京政府权威渐至低减，殆及于无”，而“广州有一强健国民政府”，主张各国在共同促使中国尊重既有条约的同时，“现即对于华会附加税，予以无条件之应允”。
屋漏偏逢连夜雨。几乎与此同时，消息灵通的安格联，获知了顾维钧内阁也有意征收附加税。南北两个政府，一前一后，开征二五附税。
安格联深深地感到，“海关充满危险的局势，并可能在口岸造成各种各样困难”。在这划时代的大变局中，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宣布迁都武汉的同时，由财政部“实行征收与粤一致之增征普通品百分之二五，奢侈品百分之五之新税率”。
两天后的下午，武汉各界群众在江汉关钟楼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现场气氛热烈。英国租界当局十分恐慌，英军水兵冲出租界，扑向手无寸铁的听讲群众，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
1月5日，武汉罢工、罢市、罢课，召开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向英租界挺进。工人纠察队员率先冲进租界，拆除防御工事，包围巡捕房和工部局，驱逐巡捕。
安格联对汉口有着特殊感情，曾任江汉关税务司的他，将这里视做发迹之地。5年前江汉关大楼奠基那天，已升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欣然携夫人来汉，亲自主持奠基典礼。
时过境迁，匆忙赶往汉口的安格联悲哀地发现，英国政府对武汉工人冲占租界一事，不仅不作为，还表示“在武汉发生排外骚动时，不允英军保护英租界附近的海关，也不保护在海关供职的英国臣民”。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安格联不得不发出“英国政府已经放弃海关”的哀叹。
这样的判断一经作出，安格联南下武汉的指向性更加明确，试图与国民政府建立某种联系的企图，昭然若揭。
安格联抵达汉口后，与国民政府宋子文等高官频频接触，讨论海关问题，试图消除误会，修复关系。此时，顾维钧内阁已发布征税令，因附加税的保管及征收手续等，均有和安格联磋商的必要，于是电召安格联，急切地盼望他回京。22日，当安格联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透露他将为北京政府开征附税时，部长发火了。
陈部长当面警告安格联，“如果海关在任何地方开征（附加税），国民政府将马上在其辖区内接管所有海关，摧毁现存（海关）行政。”
在国民政府的威胁之下，安格联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回去，他就得为北京政府开征附税。为北京政府征税，则国民政府将摧毁海关，若不为北京政府征税，则又违抗了北京政府的命令。
安格联所处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使他无法再以海关一直宣称的“中立”立场自处，为了保全海关，他无可选择，只能暂时规避。
北京政府屡次发电促其早日归京，安格联为服从英国新的对华政策，保全海关，回电坚称：“海关不能征收未经条约列强批准的外贸税。无论政府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海关必须独立孤行。”
对于安格联这种桀骜不驯的态度，顾维钧很生气，决定将其革职。与此同时，幕后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决心2月1日无论如何必须实行征收附加税，以增补庞大的军费开支，因而支持顾维钧内阁对安格联采取强硬手段。
1月22日，顾维钧正告英国公使蓝普森，张作霖在考虑采取行动免安格联职，又一连几日，向外交使团声明中国方面对于此事的郑重态度。当英方意识到事态严重、发特急电催安格联立即北返时，己经太迟了。
非但是顾维钧，大多数阁员的忍耐都达到了极限。张作霖怀恨在心的一桩旧事，终于也到了该了断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安格联曾将奉方从法国购买了十几架飞机，并用法船经香港运往牛庄之消息告诉国务总理颜惠庆，而颜又通报了曹馄大总统并派军舰追踪该船。虽说飞机最终安全抵奉，但安此举已严重伤害了奉方。
“安氏获任总税务司”之初，赫德去函谆谆告诫：“你必须自己划你的独木舟！”如今，为所欲为十数年后，安格联这艘独断专行的独木舟，终于在1927年1月30日晚间搁浅。
这天夜里，在顾维钧主持的关税委员会会议上，由财政部长汤尔和提议，呈请明令将总税务司安格联即行免职。会上，内阁一致通过将安格联免职，并决定委派现任总税务司主任秘书易纨士暂行代理总税务司。
翌日凌晨，代行总统职权的北京政府总理顾维钧，发布大总统令，宣布了罢免安格联的决定。
安格联被免的革职令公开后，在政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震动。
从中国海关设立总税务司的1859年始，总税务司一职一直由英国人担任。后在英国公使的一再要索下，又明文规定，在英国对华贸易占第一位时，总税务司一职应聘用英国人。
英国获得了攫取总税务司职权的法律依据，中国政府只保留了任免权。但实际上，在列强的逼迫下，这种任免权也早己名存实亡。
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名流们上台后，北京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渐趋强硬，才出现了罢免安格联这一冲击列强强权、收回国权的振奋国人的事件。
中国政府长期听凭列强操纵海关要职的惯例，至此打破。英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光辉时代”，结束了。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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