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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皇帝、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大概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yu4)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
先是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和我都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老师把见王父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我们都站立等候。
过了一会儿,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了,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醇亲王载沣与他的孩子们,立者为溥仪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可是他好像比我还慌张,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上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儿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会超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ling2)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弄明白了他的花翎子爱跳动的原因,是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民国时代有不少写清室王公们逸事的报刊小品和稗史笔记,不少是可以补进《笑林广记》去的。有些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未必可信,不过也能反映出其性格的一部分。还记得《大公报》上一篇小品,喻其性格为“木楼座钟”。一位在我出紫禁城不久前去做内务府大臣的遗老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虽都非亲见,倒也有些近实。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并且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署“退庵居士”的别号,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是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写了“杀袁世凯”四个字的朱谕给了这位亲兄弟。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的事虽确有其事,也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
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那根本没有的“足疾”,放走了袁世凯。这场为兄报仇的戏算是吹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还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用过的办法。康熙杀大臣鳌拜的办法是这样:他把鳌拜召来,先赐给一个座位,那座位是准备好的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坐椅子的人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
摄政王也想用这类办法对付袁世凯,参加计划的还有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溥伟就带着这把刀,准备做杀袁之用。
一切计划停当了,结果又被张之洞等人拦住,还是不成功。
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并且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是大有人在的。袁世凯在戊戌后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
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也有和奕劻争地位的,也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之举上的。
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就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
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这要那的,就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各有分歧,各有兴趣。
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取堂叔庆王的总揆而代之,醇王府的兄弟们就首先要取代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又各有不同。
摄政王就处于各伙人之间和各种兴趣之间,一会儿听了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了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哪一伙都不满意他。
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这一对冤家。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
醇亲王载沣与他的孩子们,右一溥仪
载泽拿定主意,无论是摄政王上朝还是回邸,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最终目的就是取而代之。不过在西太后时代扳不倒奕劻,到摄政王时代又怎能扳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
所以,在泽公、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有几次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吵嚷一次。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武昌起义的风暴起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的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
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机会已至,就活动好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
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就必然是有恃无恐的。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
这又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是乖乖地签发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的谕旨。
摄政王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另一伙王公们又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说袁世凯这一出来,后患无穷,只怕大清都保不住了。他后了悔,忙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就说,让袁世凯出来,但不能再让袁把军队都拿到手里,因此委派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的上谕不能发出去,要换上别人。
在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而段祺瑞一定要换,载洵贝勒要求把段换上他的亲信姜桂题,并且给摄政王重新拟出了新的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
送信人去了不久,回来报告,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第二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第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也并非完全没有主意,他的主意便是维持皇族的统治,方法是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
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为统率全国军队的元首,并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当然,在这些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
假定这些打算是他自己能够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
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这件事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
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
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干吧,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这位王爷让兄弟们感到为难之处,也是多方面的。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
医生说要开刀,当然,醇王府全家都是反对的,医生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当医生从医疗包里拿出一些简单的器具,点上了酒精灯的时候,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吗?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在洋人跟前这样,难为情地在他身后直摇头咧嘴。
医生留下药走了,每隔些天由护士来看看,留点药。后来医生又来检查,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
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气一番。
有些当面恭恭敬敬呼他王爷的人,背后提起他来,却很不礼貌地把他叫作“大王爷”。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大王爷的人。
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
“银锭桥案件”败露后,大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跳出个黄鼠狼之类的东西。
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们都受不了他这一拜。
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那个庙,就是醇王府花钱养着的。
在家庭里,我父亲却是自命为破除迷信的维新派(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
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也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进了军机吗。”
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也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也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
但是他对于西洋的事物真正的关系,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西服穿了许多天(先是在家里穿,不敢出去穿),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的检查,原是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也非常认真。
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俗话叫作“破五”,他不许人说这句话,他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字条,写上寿字,那竖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
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
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
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但是他是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去世。
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
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有一次接这位祖母进宫看戏,她奉召去了,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得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也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代替。
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她打起奴仆来,毫不含糊。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制造出来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
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去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所以,第四个男孩载洸一出世,就不知怎样疼爱是好,不是怕穿少了冻着,就是怕吃多了撑着。
朱门本是酒肉多得发臭的地方,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也是消化不良,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治病的方法常是“净饿一天”,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信任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一只虾米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给饿死了。
王府里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嫡福晋才算正式的母亲。作为最年长的儿子,我父亲要受她的管教。
她疼爱孩子是无疑的,但是这位经历了那样悲惨的教训的母亲,到死也没有能明白过来,是谁害了她的亲生孩子。
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牛太监又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大约我父亲也没见过她。二侧福晋刘佳氏是我的亲祖母。那拉氏祖母去世后是她当家。她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况。
清室世系表
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孩子,是两岁的女儿。
但是使她精神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是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慈禧太后突然决定把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
接到这个“懿旨”,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经过人们劝解和建议,只好把七叔当作女儿陪嫁出去。
到了过继那天,像嫁女一样,过了“嫁妆”,当鼓乐声一响,老太太竟昏了过去。这是第一次刺激。
这里还有一段插话。奕谟这对老夫妇,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儿子,自然非常高兴,那边作为女儿陪嫁,这边就当作儿子出生,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
不料这个举动叫慈禧知道了,这位贝子平时对慈禧的作为就看不惯,更不会奉承,早使慈禧心中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心中更有了气,就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
不知道究竟奕谟都受了她的什么折磨,后来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这已是七叔过继的五年之后,她突然又下懿旨,让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奕谟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
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故意命那个被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是不能下跪,这是慈禧有意泄愤的行为。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病呜呼。
不知慈禧是什么想法,在第二次指定七叔的过继问题同时,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堂祖叔敏郡王奕誌为嗣。
真像谟贝子的诗所说的那样,“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打击。据家里老人们说,在这同一年里,这还不是最后一个打击,继六叔指嗣而至的,是慈禧给我父亲的指婚。
原来我父亲早先定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
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又给他定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
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自尽殉节之类的悲剧发生。
慈禧在指婚时,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同不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
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
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当然,先订的婚还是退掉了。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
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睡得怎样,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我。
这样把我养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发作起来就精神恍恍惚惚,像痴了一样,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在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成长起来。
凭着血缘,也凭着他的懦弱和从上辈承继下来的谨慎,他当上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长史、世袭散骑郎等人负责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
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二十岁的少年也谈不到有多少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这般,就难怪他见了人“嗫嚅不能对”了。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的三、四弟,四、五、六、七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我还有二、四两弟和二至七这六位妹妹。
父亲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父亲的日记里说是“痰厥”,其实是吞鸦片自杀的。是因为我在宫里和端康太妃争吵,不服她管教,太妃把我母亲叫进去训斥了一顿,她回到家里便吞烟自尽了。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
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
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对她简直没办法。
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费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给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应付她,曾经和她在财务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甚至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
但一切办法都不生效,特别是总摔东西舍不得,后来专为这幕戏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
自然,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每到月底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也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抵亏空。
母亲不但花父亲的钱,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她究竟有些什么开销呢?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还有太妃们参与。
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不少首饰,白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
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
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袁世凯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不知这太监听成了什么,回答说:“因为奴才的奶奶还没回来。”
父亲听了这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生了气,罚他跪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说的母亲,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用对男人的称呼来叫她。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是她们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只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
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含着泪光,她经过慎重选择说些十分单纯的问饱问暖话,这是充满着被封锁起来的慈爱的。
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除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上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上别贪吃,皇上的身子是圣体,皇上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的使女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