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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皇帝、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大概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yu4）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
先是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和我都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老师把见王父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我们都站立等候。
过了一会儿，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了，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醇亲王载沣与他的孩子们，立者为溥仪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可是他好像比我还慌张，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上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儿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会超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ling2）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弄明白了他的花翎子爱跳动的原因，是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民国时代有不少写清室王公们逸事的报刊小品和稗史笔记，不少是可以补进《笑林广记》去的。有些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未必可信，不过也能反映出其性格的一部分。还记得《大公报》上一篇小品，喻其性格为“木楼座钟”。一位在我出紫禁城不久前去做内务府大臣的遗老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虽都非亲见，倒也有些近实。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并且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署“退庵居士”的别号，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是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写了“杀袁世凯”四个字的朱谕给了这位亲兄弟。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的事虽确有其事，也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
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那根本没有的“足疾”，放走了袁世凯。这场为兄报仇的戏算是吹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还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用过的办法。康熙杀大臣鳌拜的办法是这样：他把鳌拜召来，先赐给一个座位，那座位是准备好的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坐椅子的人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
摄政王也想用这类办法对付袁世凯，参加计划的还有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溥伟就带着这把刀，准备做杀袁之用。
一切计划停当了，结果又被张之洞等人拦住，还是不成功。
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并且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是大有人在的。袁世凯在戊戌后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
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也有和奕劻争地位的，也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之举上的。
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就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
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这要那的，就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各有分歧，各有兴趣。
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取堂叔庆王的总揆而代之，醇王府的兄弟们就首先要取代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又各有不同。
摄政王就处于各伙人之间和各种兴趣之间，一会儿听了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了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哪一伙都不满意他。
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这一对冤家。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
醇亲王载沣与他的孩子们，右一溥仪
载泽拿定主意，无论是摄政王上朝还是回邸，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最终目的就是取而代之。不过在西太后时代扳不倒奕劻，到摄政王时代又怎能扳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
所以，在泽公、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有几次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吵嚷一次。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武昌起义的风暴起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的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
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机会已至，就活动好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
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就必然是有恃无恐的。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
这又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是乖乖地签发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的谕旨。
摄政王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另一伙王公们又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说袁世凯这一出来，后患无穷，只怕大清都保不住了。他后了悔，忙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就说，让袁世凯出来，但不能再让袁把军队都拿到手里，因此委派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的上谕不能发出去，要换上别人。
在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而段祺瑞一定要换，载洵贝勒要求把段换上他的亲信姜桂题，并且给摄政王重新拟出了新的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
送信人去了不久，回来报告，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第二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第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也并非完全没有主意，他的主意便是维持皇族的统治，方法是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
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为统率全国军队的元首，并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当然，在这些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
假定这些打算是他自己能够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
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这件事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
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
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干吧，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这位王爷让兄弟们感到为难之处，也是多方面的。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
医生说要开刀，当然，醇王府全家都是反对的，医生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当医生从医疗包里拿出一些简单的器具，点上了酒精灯的时候，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吗？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在洋人跟前这样，难为情地在他身后直摇头咧嘴。
医生留下药走了，每隔些天由护士来看看，留点药。后来医生又来检查，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
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气一番。
有些当面恭恭敬敬呼他王爷的人，背后提起他来，却很不礼貌地把他叫作“大王爷”。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大王爷的人。
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
“银锭桥案件”败露后，大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跳出个黄鼠狼之类的东西。
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们都受不了他这一拜。
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那个庙，就是醇王府花钱养着的。
在家庭里，我父亲却是自命为破除迷信的维新派（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
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也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进了军机吗。”
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也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也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
但是他对于西洋的事物真正的关系，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西服穿了许多天（先是在家里穿，不敢出去穿），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的检查，原是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也非常认真。
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俗话叫作“破五”，他不许人说这句话，他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字条，写上寿字，那竖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
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
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
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但是他是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去世。
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
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有一次接这位祖母进宫看戏，她奉召去了，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得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也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代替。
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她打起奴仆来，毫不含糊。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制造出来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
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去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所以，第四个男孩载洸一出世，就不知怎样疼爱是好，不是怕穿少了冻着，就是怕吃多了撑着。
朱门本是酒肉多得发臭的地方，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也是消化不良，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治病的方法常是“净饿一天”，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信任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一只虾米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给饿死了。
王府里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嫡福晋才算正式的母亲。作为最年长的儿子，我父亲要受她的管教。
她疼爱孩子是无疑的，但是这位经历了那样悲惨的教训的母亲，到死也没有能明白过来，是谁害了她的亲生孩子。
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牛太监又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大约我父亲也没见过她。二侧福晋刘佳氏是我的亲祖母。那拉氏祖母去世后是她当家。她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况。
清室世系表
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孩子，是两岁的女儿。
但是使她精神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是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慈禧太后突然决定把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
接到这个“懿旨”，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经过人们劝解和建议，只好把七叔当作女儿陪嫁出去。
到了过继那天，像嫁女一样，过了“嫁妆”，当鼓乐声一响，老太太竟昏了过去。这是第一次刺激。
这里还有一段插话。奕谟这对老夫妇，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儿子，自然非常高兴，那边作为女儿陪嫁，这边就当作儿子出生，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
不料这个举动叫慈禧知道了，这位贝子平时对慈禧的作为就看不惯，更不会奉承，早使慈禧心中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心中更有了气，就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
不知道究竟奕谟都受了她的什么折磨，后来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这已是七叔过继的五年之后，她突然又下懿旨，让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奕谟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
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故意命那个被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是不能下跪，这是慈禧有意泄愤的行为。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病呜呼。
不知慈禧是什么想法，在第二次指定七叔的过继问题同时，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堂祖叔敏郡王奕誌为嗣。
真像谟贝子的诗所说的那样，“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打击。据家里老人们说，在这同一年里，这还不是最后一个打击，继六叔指嗣而至的，是慈禧给我父亲的指婚。
原来我父亲早先定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
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又给他定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
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自尽殉节之类的悲剧发生。
慈禧在指婚时，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同不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
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
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当然，先订的婚还是退掉了。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
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睡得怎样，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我。
这样把我养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发作起来就精神恍恍惚惚，像痴了一样，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在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成长起来。
凭着血缘，也凭着他的懦弱和从上辈承继下来的谨慎，他当上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长史、世袭散骑郎等人负责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
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二十岁的少年也谈不到有多少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这般，就难怪他见了人“嗫嚅不能对”了。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的三、四弟，四、五、六、七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我还有二、四两弟和二至七这六位妹妹。
父亲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父亲的日记里说是“痰厥”，其实是吞鸦片自杀的。是因为我在宫里和端康太妃争吵，不服她管教，太妃把我母亲叫进去训斥了一顿，她回到家里便吞烟自尽了。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
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
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对她简直没办法。
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费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给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应付她，曾经和她在财务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甚至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
但一切办法都不生效，特别是总摔东西舍不得，后来专为这幕戏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
自然，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每到月底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也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抵亏空。
母亲不但花父亲的钱，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她究竟有些什么开销呢？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还有太妃们参与。
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不少首饰，白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
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
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袁世凯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不知这太监听成了什么，回答说：“因为奴才的奶奶还没回来。”
父亲听了这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生了气，罚他跪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说的母亲，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用对男人的称呼来叫她。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是她们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只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
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含着泪光，她经过慎重选择说些十分单纯的问饱问暖话，这是充满着被封锁起来的慈爱的。
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除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上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上别贪吃，皇上的身子是圣体，皇上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的使女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