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解读智库影响力测量的多维性

2017年1月9日，朱旭峰教授在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上发布《中国智库透明度报告》

导读

影响力是每个智库都迫切追求的目标，但智库影响力如何测量和评价，却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难点。只有在一个透明的决策体系里，我们才能更加精确地评价智库影响力。然而测量技术上的不断改进仍然无法解决智库影响力测评方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因此，学界长期以来希望获取更加全面的数据评价智库影响力的工作，其根本动机是希望推动一个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政府决策体系的建立。

我们首先从概念上来理解什么是影响力，什么是智库的影响力。罗奇·斯克鲁顿在他的《政治思想词典》中有这样的解释：“影响力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告诉其他人行动的理由（除了威胁的方式），这些理由或者是对他人有利的，或者是道义上以及善意的考虑，来对其行为进行影响，但是这些理由和考虑必须是对他有分量的，从而影响其决策。”可以看出，影响力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和“潜移默化”的行为来达到影响别人决策的目的。所以，影响力与霸权、威胁、威慑、强迫、游说等概念都存在差异。

智库行为的目标是影响政策产出。已故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说，如果美国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官员在给总统写备忘录时面前恰好放着你的研究报告，假如他们又恰好将你的分析和观点写进了备忘录，那你就有了影响力。政策是由决策者制定的，所以，智库的影响力与其说是对政策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对决策者及其政策观点的影响。因此，智库为了实现自己影响决策者及其观点的目标，其行动不仅直接施加在决策者身上，而且通常也施加在具有影响决策能力的其他政策参与者身上。

另一种方法是向智库机构发放调查问卷，通过客观数据评价智库影响力。说起对智库发放问卷，仍然要提到詹姆士·麦甘。早在1995年《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一书中，麦甘就对7个美国智库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并描述性地比较了机构层面的一手数据。虽然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定量研究未免过于简陋，但这毕竟开创了对智库进行问卷调查的先河。前面提到的安德鲁·瑞奇，它将邀请政治媒体精英打分得到的智库影响力作为因变量，采用回归模型的方法对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来源进行解释性研究。回到中国，笔者提出的多层次智库影响力指标，以及机构负责人社会网络测量等方法，不仅能够被国际学界广泛接受，而且可以为中国智库被国际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可打下了基础。

在智库影响力测评中，有一批学者还采用收集公开行为数据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绕开智库自填问卷时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和数据偏差，运用各类活动资料所真实记载的信息，对智库进行评价。如唐纳德·埃布尔森在他2002年的《智库能发挥作用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之评估》一书中，利用美国LexisNexis数据库关于主要报纸和广播电视等媒体对各智库的引用情况，美国国会听证档案中邀请专家出席听证会的数量，对智库影响力进行评价。近年来，随着搜索引擎的发展，各类通过网络检索结果识别智库影响力的方法也开始涌现。如美国的全球发展中心于2014年开始评价全球多家智库的公众形象。这套方法选取的指标，除了常见的LexisNexis数据库的媒体引用率外，还包括官网主页流量、谷歌学术引用数，脸书和推特的粉丝数等痕迹数据。类似的，南京大学2016年推出的《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主要数据包括机构官网的链接数和社交媒体阅读量等指标。

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社会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已成为大势所趋，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交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每个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态。智库为了追求影响力，也不得不迎合新潮流，主动接纳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拓展影响政策的新途径。因此，智库评价也必须紧跟政治社会发展的步伐，积极开发出新的获得智库数据的方法。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可能是通过智库及其专家学术活动的大量无组织痕迹追踪数据，探索智库影响力的“大数据”评价方法。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当前所有智库影响力的测评结果，都无法与智库真正的影响力画等号。由于智库影响政策的过程过于隐晦而复杂，学界仍然难以找到一个完美的测量方法去准确评判智库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整个智库研究界做的所有努力，都只是从一个或几个侧面去猜测智库实现决策影响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