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晗庆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借贷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
近年来,融资性保证保险引发的诉讼案件呈快速增长态势,审理中发现部分保险产品约定的保险费率较高,代偿后资金占用期间的违约金负担远高于金融借款逾期还款违约责任,保险人核保时不仅未调查投保人的偿付能力、信用风险,甚至存在强制搭售、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等情况,导致纠纷调解率低、信访率高,判决难以执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相关费用条款进行了司法规制。通过规范融资性保证保险费用条款,推动融资性保证保险健康发展,为普惠金融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切实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融资性保证保险作为具有担保功能的一项保险业务,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既能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又能提高中小微企业融资能力。但是,由于保证保险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善,实践中存在约定的保险费率和违约金标准过高导致抬高借款人融资成本、业务操作不规范导致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引发了不少纠纷,已经成为近年来保险公司涉诉案件主要案由之一。本文通过分析审判实践中融资性保证保险费用条款引发的争议,以及司法如何通过裁判对融资性保证保险费用条款进行规范与引导,并在此基础上从办案延伸到治理,加强与监管的协同联动,不断推进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的化解。
(一)从快速增长到短期收缩
我国保险法在
2009
年修订时,首次提到了保证保险这一概念,将其划分到财产保险项下。除此之外,法律对保证保险再无其他具体规定。根据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银保监会”)
2020
年
5
月印发的《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业务监管办法》(银保监办发〔
2020
〕
39
号),保证保险是指以履约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而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则是指保险公司为借贷、融资租赁等融资合同的履约信用风险提供保险保障的业务。在融资性保证保险中,投保人为履约义务人,被保险人为权利人。简言之,融资性保证保险是借款人作为投保人,银行等具有合法放贷资质的金融机构作为被保险人,当投保人不能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时,由保险人先行向被保险人代为偿还本息的一种保险形式。
从发展历程看,我国融资性保证保险经历了两次快速增长期。第一次是以《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试点办法)》(银发〔
1998
〕
429
号,已失效)颁布为契机,各保险公司纷纷开始经营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即“车贷险”业务。第二次是借助互联网贷款平台的快速发展,因监管规定互联网贷款平台自身不得为出借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引入第三方增信作为借贷交易的信用背书成为各家网贷平台吸引投资者的重要砝码,于是“网络借贷
+
保证保险”即“助贷险”模式风靡一时。保证保险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车贷险”因存在保险责任界定、条款设计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经营风险日益显现,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4
年发文决定废止各保险公司车贷险条款费率,要求重新制定车贷险条款费率、规范车贷险业务。“助贷险”也随着国家从
2015
年开始整治
P2P
行业到
2020
年规范银行互联网贷款,不断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业务增速大幅下降,业务规模出现一定的收缩,部分保险公司甚至停售了相应险种。但是,毕竟只要有融资需求就有融资性保证保险的发展空间。
2019
年底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
2019
〕
52
号)明确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展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未来,只要能适应监管要求,融资性保证保险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无可回避的问题
融资性保证保险作为具有担保功能的保险业务,其目的在于缓解中小微企业和金融消费者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为何市场对融资性保证保险的评价呈现毁誉参半的局面,需要进一步分析。
一方面,投保融资性保证保险的借款人通常信用风险相对较高,缺乏有效担保,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防范信贷风险,不会轻易向该类借款人出借款项,融资性保证保险的出现,将银行的信贷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银行愿意放贷,借款人的贷款可获得性提升。因此,融资性保证保险发挥的作用包括为有融资需求的借款人提供增信支持,为贷款人的资金损失提供风险保障,同时也为保险人增加业务和收入,能够使这项业务的各方参与人各取所需,可以说融资性保证保险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的商业保险中,投保人只要缴纳了保费,就可以将约定的保险事故所引发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融资性保证保险中,尽管投保人缴纳了保费,但在保险人向银行履行了理赔义务后仍有权向投保人追偿。也就是说,投保人既要向保险人支付保费,又不能免除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很可能还要承担保证保险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导致借款人因融资支出的综合成本大幅增加。除此之外,根据此前原银保监会组织开展的小微企业融资收费专项检查结果看,部分保险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普惠型贷款业务时,存在强制捆绑销售融资性保证保险,未提供其他增信方式或其他保险公司产品供客户选择,侵害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金融机构依赖第三方合作渠道获客,忽略对合作方收费情况及综合融资成本的评估,导致综合融资成本抬升,削弱了小微企业的贷款可获得性。上述问题正是融资性保证保险被诟病的最主要原因。
(三)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态势
以南京地区为例,
2021
年至
2024
年第一季度,南京法院共受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审案件
1939
件。其中,
2021
年收案
441
件,
2022
年收案
510
件,
2023
年收案
776
件,
2024
年第一季度收案
212
件,分别占同期保险纠纷一审案件收案总量的
17.60%
、
22.06%
、
27.36%
、
28.73%
,无论是收案数还是在保险纠纷中的占比均呈逐年上升态势。以南京法院近
3
年受理的保证保险纠纷为样本,可以看出纠纷具有如下特点:
1.
标的额以小额为主。
2021
年案件平均标的额约为
86868
元,
2022
年案件平均标的额约为
173618
元,
2023
年案件平均标的额约为
148286
元,
2024
年第一季度案件平均标的额约为
185560
元,该类纠纷整体上具有标的额较小的特点,这也反映出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主要为小额融资需求提供增信服务。
2.
被告多为自然人借款人或小微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这与保证保险业务针对的客户群体基本上为小微企业主、金融消费者等有关。
3.
涉诉保险公司较为集中。
2021
年至
2024
年第一季度南京法院受理的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主要集中在大地财险(占比
33.69%
)、人民财险(占比
30.10%
)、华安财险(占比
15.73%
)和阳光财险(占比
8.24%
)
4
家保险公司,而此前保证保险业务量较大的平安产险在南京地区案件数量显著下降,仅有
35
件。
4.
案件调解率较低。调解案件占已结案件的比例较低,
2021
年为
19.47%
、
2022
年为
19.75%
、
2023
年为
12.53%
、
2024
年第一季度为
12.76%
。
从融资性保证保险纠纷的司法实践看,该类纠纷一般为保险人发起的代位求偿权之诉,诉讼请求较为固定,一般为要求投保人支付理赔款、未付保费,并以全部欠款为基数按一定标准计算违约金。因此,案件争议多集中于保证保险合同中的费用条款。
融资性保证保险合同的费用一般包括两项:一是保险人根据约定的保险费率收取的保险费,融资性保证保险的保费费率会根据借款金额、借款期限、保费缴纳方式、投保人信用评级以及有无提供其他担保存在区别。二是保险人理赔后,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投保人未及时归还的理赔款及未及时支付的保费,要求投保人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经梳理实务中常见的保证保险产品的投保单、保险单和保险条款,相关费用条款的具体内容如下:
1.
关于保险费。在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中,通常保险公司对于保险费率会设定基准费率,并根据不同情况对费率予以调整。以平安产险为例,在个人借款保证保险费率条款中约定的基准费率为
0.58%
,费率调整系数为各类型调整系数之乘积。有抵
/
质押物比无抵
/
质押物对应风险更低,可适当降低费率水平,调整系数为
0.2
至
1
不等;借款期限越长,风险的不确定性相对增加,故适当提高保费水平,小于等于
3
年的,调整系数为
0.8-1
,大于
3
年的,调整系数为
1-1.2
;投保人信用评级越高,风险越低,如评级一般,调整系数最高可达
2.8
;市场宏观经济环境也作为影响组合风险的变量,宏观经济环境越乐观,业务风险越小,如宏观经济收紧,调整系数为
1.5-2
。具体案件中,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保险费率实际在
0.8%/
月至
1.9%/
月之间不等。
2.
关于违约金。各家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合同条款中对于违约金的约定内容基本一致,仅在违约金标准上有所区别。即约定保险人理赔后,保险人有权向投保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投保人需向保险人归还全部理赔款项,并支付欠付的保费。如投保人在保险人给予的一定宽限期内未向保险人归还上述全部款项的,则视为投保人违约。投保人需以尚欠金额为基数,从保险人理赔当日开始计算,按相应标准向保险人支付违约金。至于违约金的具体标准,不少保险公司规定的违约金标准高达日
0.1%
,也有部分保险公司将违约金标准逐渐调整为
4
倍
LPR
、日
0.063%
、日
0.05%
、日
0.04%
不等。
1.
保费过高增加融资成本。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此类贷款业务模式下,虽然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符合法律规定,但借款人作为投保人还需要按照一定的费率标准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费率通常是借款利率的
2-3
倍,保险费率和借款利率相加总额往往突破法定利率上限,虽然收取费用的主体分别是贷款人和保险人,但不少借款人抗辩这是以合法外衣规避利率红线,导致国家对高额利息的管控流于形式。如形成诉讼的某纠纷中,银行与借款人《个人贷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
7
万元,贷款期限
36
个月,贷款执行年利率
6.65%
,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每月还款
2150.21
元。因借款人未能提供其他担保,故购买了借款保证保险,保险单特别约定:每月保费率为
1.9%
,每月保费金额为
1330
元,保费缴纳方式为每月按时缴纳,缴费日期为银行扣款之日。据此计算,借款人仅借款
7
万元,最终需偿还
125287.56
元,折合年利率
26.33%
,已超出年利率
24%
的上限。同时,不少借款人在诉讼中提出“捆绑销售”“误导购买保险”的抗辩理由,主张借款时对投保“不知情”,对每个月所还款项中包含保费“不知情”,主张银行与保险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借款人利益,甚至提出“高利贷”“套路贷”等抗辩。
2.
保险人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其代偿后借款人的负担更重。如前所述,各家保险公司提供的违约金条款基本上均是以尚欠全部款项(全部代偿款项
+
应付未付保费)为基数,从保险人理赔当日开始按一定的比例计算违约金,幅度从
0.04%
到
0.1%
不等,而这个标准通常高于银行贷款罚息利率(贷款罚息利率一般是借期内利率上浮
50%
)。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直接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第
60
条,而根据法条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应为保险人代为偿还的借款本息。因此,不少借款人抗辩保险人不是银行,无权就其代偿的借款本息向借款人主张资金占用损失或违约金。因为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这一争议关系到保证保险中的违约金条款是否超出了保险法以及代位求偿权基本理论的问题,理论与实务对此问题的认识亦未统一。
1.
从融资成本上限管控的角度对保费条款进行审查。融资成本是指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融资代价或费用,包括融资费用和资金使用费用两部分。保险费和利息分别属于融资费用和资金使用费用。目前监管对资金使用费用即利息的上限有明确规定,而且随着
LPR
的下调,近年来银行等贷款机构收取的利率实际处于下降通道。但监管对融资性保证保险费率的上限尚无明确规定。但如果保险费过高,毫无疑问会抬高融资成本。因此,司法实务中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年利率
24%
应当理解为综合融资成本上限而不仅是利率上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将保险费和利息作为整体进行判断以及如何进行调整,司法实务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方法。此外,保证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费支付方式分为趸交和分期支付两种方式。趸交即一次性交纳,分期支付通常为按月支付,即每月偿还借款本息时一并支付保险费。一旦保险人代为偿还借款后行使代位求偿权,不同交费方式下争议也有不同。分期支付的情况下,投保人是否仍需继续支付剩余保险期间的保费,实践中亦有分歧。如某案中,贷款标的额为
4
万元,贷款期限
36
个月,保证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每月缴纳保费
696.03
元,
36
个月共计
25057.08
元。后投保人仅支付
2842.41
元保费,保险人诉请要求投保人支付剩余保费
221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