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还是抽象？健康议题中辟谣专家语言策略与受众态度转变

社交媒体上健康谣言的快速传播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健康谣言的治理主要依赖于那些具备公信力和专业能力的意见领袖，如政务部门、权威新闻媒体、科普网站、领域专家等主体。在这其中，领域专家因其突出的专业性和可靠性，相较于政府部门、媒体和社会组织更显优势。领域专家之所以独具优势，首先，在于他们拥有深厚的学科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使他们能够为公众提供权威的健康信息和建议，进而增强公众对于健康谣言的防范意识和科学素养。其次，领域专家能够凭借专业的研究和判断，及时对健康谣言进行辟谣和澄清。最后，作为健康领域的精英和代表，领域专家肩负着更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健康谣言辟谣和健康科普的工作，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贡献。然而，即使领域专家在健康议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对健康谣言的辟谣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说服受众改变对谣言的态度。在健康谣言辟谣中，领域专家的语言属性被认为会影响说服效果（Peng，Lim & Meng，2023）。

语言属性对说服效果的影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例如，既有研究发现比喻性（Wu，Shen，Fan & Mattila，2017）、共识性（Lee & Kronrod，2020）、具体性（Pan，McNamara，Lee，Haleblian & Devers，2018）、情绪性（Griskevicius，Goldstein，Mortensen，Sundie，Cialdini & Kenrick，2009）等语言属性对说服效果具有影响。然而，当前文献在多个方面仍存在不足：首先，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口碑沟通、企业沟通等企业与消费者的对话情景（Pan，McNamara，Lee，Haleblian & Devers，2018；Schellekens，Verlegh & Smidts，2010），而针对辟谣沟通、政府沟通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公共领域情景的研究相对匮乏；其次，对于辟谣沟通这一兼具专业性和公共性的特定沟通情景，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讨基于语言具体性所划分的语言策略对受众心理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这些策略是否能够有效改变受众对谣言的初始态度；此外，在健康议题辟谣沟通情景中，语言策略的作用具有怎样的使用边界，即不同专业资本水平的专家应如何选择合适的语言策略，以及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应该如何调整语言策略，现有研究尚未提供明确的指导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缺口，本研究试图关注辟谣专家在健康议题中的辟谣语言来探讨辟谣专家提升说服力的策略及其影响机制。在本研究中，辟谣专家是指参与辟谣的领域专家，是在特定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他们通过传播信息来澄清和消除谣言。健康议题是指与人类健康和医疗相关的话题或问题。健康议题通常涉及疾病预防、治疗方法、健康生活方式、医疗保健政策等方面。根据辟谣专家语言的具体性属性，本研究将辟谣专家的辟谣语言策略分为具体语言策略和抽象语言策略。具体性的语言包括了具体的词汇，提供充分的细节和特定的背景信息。而抽象性的语言则使用抽象的、概念性的词汇。本研究深入探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在健康议题的辟谣沟通中，辟谣专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会如何影响受众态度转变？其次，这种影响产生的心理机制是怎样的？最后，对于不同专业资本水平的辟谣专家和不同心理距离的受众，应该如何有针对性地选择辟谣语言策略，以实现更为有效的沟通？

（一）健康议题中辟谣专家语言策略与受众态度转变

语言具体性指的是信息中所使用的词汇所提供的信息的细节和背景的程度（Pan，McNamara，Lee，Haleblian & Devers，2018）。语言具体性越强，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便越具体和背景化。与语言具体性对应的是语言抽象性，它侧重于使用抽象和概念性的词汇来进行描述（Pan，McNamara，Lee，Haleblian & Devers， 2018）。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具体性是影响说服沟通效果的关键因素。例如，在消费者网络口碑语言的研究中，Schellekens、Verlegh 和Smidts（2010）发现，当消费者使用更抽象的语言描述负面产品体验时，受众往往会推断出发送者对产品持有负面态度。此外，在管理者与投资者的互动场景中，Pan、McNamara、Lee、Haleblian和Devers （2018）探讨了高层管理者在财报电话会议中所使用的语言具体性对投资者反应的影响，他们发现高层管理者沟通中的语言具体性程度与投资者的反应呈正相关。尽管语言具体性在营销学和管理学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其在健康议题中的作用却鲜有探讨。

基于语言具体性属性，我们将健康议题中辟谣专家的语言策略划分为两类：具体语言策略和抽象语言策略。具体语言策略是指辟谣专家在辟谣内容中提供较高程度的细节和背景信息，力图使内容更加具体和背景化；而抽象语言策略是指辟谣专家在辟谣内容中采用更为抽象和概念化的方式，以简化和概括信息（Pan，McNamara，Lee，Haleblian & Devers，2018）。

根据语言期望理论，当信息符合语言使用规范时，它能够有效提升语言典型性，从而提升接受者的积极反应以及语言的说服力（Krishna & Ahluwalia，2008）。语言典型性指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某种语言类型被认为是典型或正常的程度（Wu，Shen，Fan & Mattila，2017）。语言典型性越高意味着所使用语言更加符合对话规范，同时也更加符合受众对于对话的预期（Burgoon，1995）。在健康议题的辟谣情景中，辟谣专家与受众的交互是一个陌生的、正式的且与谣言观点对抗的对话语境，受众预期辟谣专家的语言是严谨的、准确的、专业的且有证据的。当辟谣专家采用符合预期的语言时将被认为是满足规范的，此时辟谣专家的语言也更具语言典型性。

首先，辟谣专家所使用的具体语言中所蕴含的丰富细节和特定环境信息，恰恰满足了受众对于从辟谣内容中获取更多关于谣言虚假性的明确、准确证据的需求，符合受众对于专家辟谣语言的期待。在辟谣沟通中，辟谣专家旨在反驳谣言内容，而这一过程需要清晰且准确的证据和论述作为支撑。因此，具体性语言保证了辟谣语言在专家与陌生受众之间的对话规范，使得辟谣内容更具有语言典型性，进而提升受众对专家的感知专业水平。感知专业水平是指受众对专家在其所关注的特定领域中的知识水平、能力和可信度的认知或判断（Wu，Shen，Fan & Mattila，2017）。

此外，辟谣专家的具体语言通过提供关于谣言虚假性的丰富细节和特定环境信息，提升了信息的准确性和清晰度，符合公众对于陌生社会关系沟通中的语言期待和正式性对话规范。当沟通者传递的信息是清晰、易懂且准确时，受众对于沟通者的感知能力会提升。这是因为清晰和准确的表达往往被视为是对相关知识和细节的理解和准确把握（Toma & Hancock，2012）。

因此，辟谣专家运用具体语言能够清晰、准确地揭示谣言的错误性和误导性，充分展现信息的准确性和清晰度。在健康议题的辟谣情景中，这种语言使用符合受众对专家辟谣的语言预期和语言使用规范，从而提升语言典型性，进而通过增强受众所感知到的专家专业水平来促进受众对于谣言态度的转变。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假设：

H1：在健康议题中，相比于使用抽象语言策略，辟谣专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时受众谣言态度转变更明显。

H2：在健康议题中，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中介了辟谣专家语言策略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

（二）辟谣专家专业资本对于辟谣语言策略的调节作用

在说服框架理论中，信源特征被视为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Clark，Wegener，Habashi & Evans，2012）。相较于“权威性”和“可信度”等概念，“专业资本”这一概念更具客观性和前置性，也更能深入地揭示不同信源（说服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本研究以辟谣专家专业资本为信源层面的研究切入口，以期更加清晰地揭示信源特征和信息特征的相互作用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专业资本是隶属于社会专业人士的一种特殊的、罕见的、长期的、有价值的资本和可再生资源，它是通过良好的教育和社会实践所发展和建立起来的（Chau，2005；Guo，Guo，Fang & Vogel，2017）。我们认为当辟谣专家专业资本水平较低时，其采用具体性语言的积极作用会更强。

首先，根据晕轮效应，高专业资本作为辟谣专家专业性的重要信号会掩盖语言内容特征的影响。晕轮效应指出人们对一个人某一特征的强烈感知会削弱他们对次要特征的感知（Nisbett & Wilson，1977）。在说服过程中，信源特征和内容特征各自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替代或掩盖效应。具体而言，当作为发挥主要作用的信源特征显著时，即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较高时，作为发挥次要作用的内容特征——辟谣语言具体性所传递的辟谣专家能力信号将被辟谣专家的专业资本所掩盖。而当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较低时，信源特征不再显著，此时辟谣语言具体性在释放专家能力信号方面的作用将变得突出。因此，语言策略的作用将被强化。简言之，高专业资本的专家由于其较强的专业性，掩盖了其具体语言策略的积极作用，具体语言策略和抽象语言策略之间的差异不再显著。但对于低专业资本的专家而言，具体语言策略的积极作用将更加突显。

其次，从规范违背敏感性视角来看，低专业资本的个体往往被限制使用符合规范的语言策略，而高专业资本的个体则在语言策略的选择上具有较高的自由度（Jensen，Averbeck，Zhang & Wright，2013；Wu，Shen，Fan & Mattila，2017）。因此，当低专业资本的人违反语言使用规范时，信息接收者往往表现出消极的反应。然而，当高专业资本的人违反语言使用规范时，并不一定会损害信息的说服力。当辟谣专家的专业资本较低时，受众需要更多的信息来了解辟谣内容的可信度，了解辟谣内容的理由及依据，进而对辟谣内容的未来结果进行预测。而沟通的相关研究表明，当个体感到怀疑和不确定时，具体语言所提供的描述性解释和具体细节可以减少疑问（Pan，McNamara，Lee，Haleblian & Devers，2018）。因此，在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较低时，受众对于辟谣专家违背语言规范是敏感的，此时使用具体语言更加符合预期和语言使用规范。辟谣专家的具体语言可以通过降低信息源专业水平低所导致的受众对辟谣内容的疑虑，更好地改变受众的态度。而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较高时，由于受众能够从信源特征中获得专业性的证据并做出判断，并对于专家语言策略的选择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接受度，受众对于语言策略是否违背语言规范将变得不敏感。基于此，我们假设：

H3：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调节辟谣语言策略与受众谣言态度转变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当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较弱时，具体语言策略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积极作用被强化；当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较强时，具体语言策略与抽象语言策略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三）与谣言作用对象的心理距离对辟谣语言策略的调节作用

在说服框架理论中，另外一个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是说服对象的特征（Slater，1997）。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与谣言作用对象的心理距离对辟谣语言策略的调节作用。心理距离被定义为在行为人的心理空间范围内，行为人与事物的一种主观距离感知，包括了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概率等（Fujita，Trope，Liberman & Levin-Sagi，2006）。从概率角度来看，当受众意识到健康议题谣言的作用对象是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概率提升时，他们对谣言内容及其潜在风险的感知心理距离会因这种概率的增加而缩短。从社交距离角度来看，若健康议题谣言的作用对象是与受众社交距离非常近的个体（如父母），那么受众对这些谣言的心理距离也会因为社会距离的拉近而缩短。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个体在心理层面对认知客体进行表征时，会呈现出不同的抽象程度，即解释水平（Trope & Liberman，2010）。而解释水平取决于人们所感知的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个体的处理方式随着心理距离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抽象，当心理距离减小时，其表征及对交互内容预期会变得更加具体（Trope & Liberman，2010）。因此在辟谣情景中，当受众与辟谣信息由于社会、时间、空间和概率等维度构成的心理距离缩短时，受众更可能采用低解释水平的心理表征解释和理解专家的辟谣内容，期待更具体辟谣内容。因此，辟谣专家所使用的具体语言更加符合此时个体的具体的心理表征模式和期待。

总而言之，当受众与谣言作用对象的心理距离较近时，受众会采用低解释水平的心理表征，对于语言中的具体内容、细节和背景化的信息更加关注和敏感，也更期待。此时，辟谣专家的语言具体性因满足受众期待而使受众产生更明显的态度转变。而当受众与谣言作用对象的心理距离较远时，受众采用高解释水平的心理表征，对于辟谣专家具体语言中所呈现的具体信息并不敏感。此时，辟谣专家的语言具体性对态度转变的积极作用将被削弱。由此，我们假设：

H4：受众与谣言作用对象的心理距离调节辟谣专家语言策略与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关系。具体而言，相比于受众与谣言的作用对象心理距离较远时，受众与谣言的作用对象心理距离较近时，辟谣专家具体语言策略会引发更积极的受众谣言态度转变。

我们通过3项实验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相关假设。实验中所采用的谣言在医学界均有明确答案，获得大部分医学专业人士的共识，并且在重要的辟谣平台中均被辟谣过。其次，三个实验所采用的谣言所属的医疗健康和食品安全领域是健康议题中谣言高发的领域，具有较强代表性。此外，每个实验情景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受众健康意识和社会福祉息息相关。本研究已经通过了伦理审查并获得了伦理许可。所有参与者均自愿参加实验且知情同意，参与者在实验结束之后获得相应报酬。

（一）实验设计及实验流程

实验1考察了健康议题中辟谣专家语言策略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我们在Credamo平台上招募了281名参与者，其中247名参与者通过了甄别题（M年龄 =28.70，SD年龄=6.00，51.82%女性）。研究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抽象语言策略组或具体语言策略组。

每个参与者被告知参与一项减肥知识的学习任务。首先，参与者阅读一条虚拟健康公众号的推送内容，推送标题为“生酮饮食是科学健康的减肥法”，推送的具体内容见附录2A。在阅读完推送内容后，参与者需要回答“阅读完该推送内容，您多大程度上相信生酮饮食是科学健康的减肥法？”（1=非常不相信，7=非常相信；M=4.64，SD=1.20）。

接下来，参与者进入辟谣文本阅读阶段。辟谣文本的实验刺激材料设计基于语言学及心理学文献中关于具体化的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具体语言策略的特点是使用动词、数字和关注过去的表达，而抽象语言策略的特点是更多地使用形容词、非特定量词和关注未来的表达。基于此特征，我们针对性地设计了辟谣的具体语言文本和抽象语言文本。其中，具体语言文本呈现精确的数字、使用更多的动词，而抽象语言文本则呈现模糊的非特定量词并使用更多的形容词。辟谣文本标题和辟谣文本内容详见附录A。在具体语言策略组中，参与者阅读到的是具体辟谣文本。而在抽象语言策略组中，参与者阅读到的是抽象辟谣文本。当参与者阅读完辟谣文本后，参与者再次回答其对谣言态度：“看完专家的文章，您现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生酮饮食是科学健康的减肥法’的观点？”（1=非常不相信，7=非常相信；M=2.66，SD=1.64）。随后，参与者回答专家辟谣语言的感知具体性题项：“您觉得专家的文章内容的具体性如何？”（1=非常抽象，7=非常具体；M=5.19，SD=1.38；Schellekens，Verlegh & Smidts，2010）。

完成感知具体性测量后，参与者将进行语言典型性和专业能力感知的题项测量。具体而言，参照Wu等（2017）的研究，利用三个题项测量语言典型性（示例题项：“您多大程度上认为上述专家所使用的文本对于一个辟谣专家来说是典型的？”；1=非常不典型，7=非常典型；α=0.97，M=3.69，SD=1.52）。参照 Cheung等（2008）的研究，利用三个题项测量感知专业水平（示例题项：“在您看来，辟谣专家拥有多少专业知识？”；1=一点儿没有，7=非常多；α=0.97， M=4.72，SD=1.55）。所有主要变量的测量题项见附录B。最后，参与者报告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二）结果

 1.操纵检查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支持我们操纵的有效性，两类专家辟谣文本类型对感知具体性具有显著影响。与抽象语言策略组相比，具体语言策略组的感知具体性明显更高（M抽象语言=4.54，SD抽象语言=1.37；M具体语言=5.87，SD具体语言=1.04；F（1，245）=74.440，p<0.001，η²=0.233）。

2.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语言策略对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我们利用参与者查看谣言后的初始态度得分减去看完专家文章后的态度得分来衡量参与者的谣言态度转变程度，分值越高意味着态度的转变程度越大。以谣言态度转变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揭示了辟谣专家辟谣语言策略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与抽象语言策略组相比，具体语言策略组的辟谣态度转变明显更大（M抽象语言=1.66，SD抽象语言=1.73；M具体语言 =2.32，SD具体语言=1.81；F（1，245）=8.667，p<0.01，η²=0.034）。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此外，我们还发现，与抽象语言策略组相比，具体语言策略组的语言典型性更高（M抽象语言=3.22，SD抽象语言=1.54；M具体语言=4.17，SD具体语言=1.34；F（1，245）=26.741，p<0.001，η²=0.098）。与抽象语言策略组相比，具体语言策略组的感知专业水平更高（M抽象语言=4.40，SD抽象语言=1.43；M具体语言=5.04，SD具体语言=1.60；F（1，245）=11.119，p<0.01，η²=0.043）。

以语言策略作为自变量，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作为近端和远端的序列中介变量，受众谣言态度转变作为因变量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抽样；5000样本；Model 6）结果（如图3）表明，具体语言策略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积极影响依次由更高的语言典型性和更高的感知专业水平所中介（β间接效应=0.07，95%CI：[0.03，0.14]）。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三）讨论

实验1的结果表明，语言具体性在健康议题辟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即专家采用具体语言策略能够促使受众对谣言态度发生更明显的转变。同时，本研究还揭示了语言策略发挥作用的中介路径，即语言具体性通过提升语言典型性，提升受众对专家的感知专业水平，进而扭转受众对谣言的态度。

（一）实验设计及实验流程

实验2的目的是检验辟谣专家专业资本是否会影响辟谣专家语言策略对于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效应。区别于实验1使用的美容养生背景，本实验采用医学健康背景。每个参与者被告知其正在参与一项了解献血与身体健康的知识学习任务。我们在Credamo平台上招募了303名参与者，其中276名参与者通过了甄别题（M年龄 =28.90，SD年龄=9.293，58.33%女性）。研究采用双因素组间研究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2（辟谣语言策略：抽象语言策略组 vs. 具体语言策略组）×2（专业资本：高 vs. 低）的组别中。

首先，参与者阅读一条虚拟健康公众号的推送内容，推送标题为“医生绝不会告诉你的秘密：献血对人体血液功能的危害”，推送的具体内容见附录C。在阅读完后，参与者需要回答“阅读完该推送内容，您怎样认为‘献血有害健康’的观点？”（1=非常不认可，7=非常认可；M=5.27，SD=1.29）。同时，参与者还需要回答献血行动意愿的题项，体现为“阅读了推送内容后，您的献血意愿如何？”（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意；M=5.07，SD=1.59）

接下来，参与者进入辟谣文本阅读阶段。辟谣的文本标题中对专业资本进行操控。借鉴Liu、Zhang、Gao 和 Jiang （2020）对专业资本的测量维度，本研究从工作年限、职称和机构等级三个维度对专业资本进行刻画。具体而言，对于高专业资本组，辟谣文本开头为“工作于北京协和医院（三级甲等医院）、有15年临床经验的血液内科主任医师（高级职称）发文辟谣”；对于低专业资本组，辟谣文本开头为“工作于北京安太医院（二级乙等医院）、有1年临床经验的血液内科住院医师（初级职称）发文辟谣”。辟谣的文本内容中对语言策略进行操控。具体的辟谣文本见附录C。在具体语言策略组中，参与者阅读到的是具体辟谣文本。而在抽象语言策略组中，参与者阅读到的是抽象辟谣文本。当参与者查看完辟谣文本后，参与者再次回答其谣言态度：“看完专家的文章，您现在对‘献血有害健康’观点的认可程度如何？”（1=非常不认可，7=非常认可；M=2.89，SD=1.59）以及献血的意愿：“看完专家的文章，您现在的献血意愿如何？”（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意；M=3.01，SD=1.38）。

随后，参与者回答专家辟谣语言的感知具体性题项（与实验1相同；M=4.41，SD=1.51）。此外，采用三个题项衡量参与者的感知专业资本水平（示例题项：“根据专家的工作年限、职称和所在医院级别，您觉得其专业水平如何?”；1=非常不专业，7=非常专业；α=0.98，M=4.50，SD=1.72）。同时，我们要求参与者回答专家职称的问题作为样本筛选依据，回答错误的在数据分析阶段被剔除。

此外，使用与实验1相同的题项，参与者回答语言典型性（α=0.95，M=4.40，SD=1.28）和感知专业水平（α=0.96，M=4.88，SD=1.30）的测量题项。最后，参与者报告其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二）结果 

1.操纵检查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支持我们操纵的有效性，与抽象语言策略组相比，具体语言策略组的感知具体性显著更高（M抽象语言=4.07，SD抽象语言=1.62；M具体语言=4.76，SD具体语言=1.29；F（1，274）=15.066，p<0.001，η²=0.052）。此外，与低专业资本组相比，高专业资本组的感知专业资本水平显著更高（M低专业资本=3.25，SD低专业资本=1.20；M高专业资本=5.80，SD高专业资本=1.11；F（1，274）=333.24，p<0.001，η²=0.549）。

2.假设检验

为检验语言策略对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我们利用谣言认可扭转程度和献血意愿提升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首先，对于谣言认可扭转程度，我们利用参与者查看谣言后的初始认可态度得分减去看完专家文章后的认可态度得分来衡量参与者的谣言态度转变程度。分值越高意味着参与者对谣言的态度被纠正的程度越大。其次，对于献血意愿增强程度，我们利用参与者看完专家文章后的献血意愿减去参与者的初始献血意愿得分来衡量参与者的谣言态度转变程度，分值越高意味着参与者对谣言态度被纠正的程度越大。

以谣言认可扭转程度为因变量的2×2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辟谣专家辟谣语言策略对谣言认可扭转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语言策略的主效应显著（M抽象语言=2.10， SD抽象语言=1.45；M具体语言=2.66，SD具体语言=1.48；F（1，272）=11.620，p<0.001，η²=0.039）；专家专业资本对谣言认可扭转程度也具有显著影响，专家专业资本的主效应显著（M低专业资本=1.90，SD低专业资本=1.12；M高专业资本=2.87，SD高专业资本=1.66；F（1，272）=35.800，p<0.001，η²=0.110）；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272） =5.63，p<0.05，η²=0.017）。后续比较分析显示，当辟谣专家专业资本低时，具体语言策略组的谣言认可扭转程度显著高于抽象语言策略组（M低专业资本-抽象语言=1.41，SD低专业资本-抽象语言=1.00；M低专业资本-具体语言=2.38，SD低专业资本-具体语言=1.02；p<0.001）。而当辟谣专家专业资本高时，具体语言策略组和抽象语言策略组的谣言认可扭转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M高专业资本-抽象语言=2.79，SD高专业资本-抽象语言=1.51；M高专业资本-具体语言=2.97，SD高专业资本-具体语言=1.81；p>0.1）。以献血意愿提升程度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具体数据分析见附录E。由此，假设3得到验证。交互作用如图4所示。

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接下来，我们使用Bootstrap抽样（5000样本）的方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PROCESS for R version 4.1）。以谣言认可扭转程度作为因变量，语言策略作为自变量，专家专业资本作为近端的调节变量，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作为近端和远端的序列中介变量。结果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指标显著（β有调节的间接效应 =-0.07，95%CI：[-0.15，-0.02]），证明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在低专家专业资本组中，具体语言策略对受众谣言认可扭转程度的积极影响依次由更高的语言典型性和更高的感知专业水平所中介（β间接效应=0.05，95%CI：[0.03，0.15]）。而在高专家专业资本组中，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对于语言策略与谣言认可扭转程度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β间接效应=0.01，95%CI：[-0.03，0.06]）（如图5所示）。此外，以献血意愿提升程度为因变量的Bootstrap抽样结果也支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数据分析详见附录E。由此，假设2和3再次得到验证。

（三）讨论

实验2再次表明，相比于使用抽象语言策略，当辟谣专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时，受众对于谣言的态度发生了更为显著的扭转，对谣言内容变得更加不认可。此外，实验2提供了辟谣专家专业资本调节作用的证据。研究表明，对于专业资本水平低的专家，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能够积极扭转受众谣言态度，而对于专业资本水平高的专家，语言策略的作用则不显著。

（一）实验设计及实验流程

实验3探讨受众心理距离对辟谣专家语言策略效应的调节作用。本实验以食品安全为情景，每个参与者被告知其正在参与一项了解益生菌食品推荐任务。我们在Credamo平台上招募了349名参与者，其中318名参与者通过了甄别题（M年龄 =29.10，SD年龄=7.18，55.66%女性）。研究采用双因素组间研究设计，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2（辟谣语言策略：抽象语言策略组 vs. 具体语言策略组）×2（心理距离：近 vs. 远）的组别中。

首先，参与者被告知其需要为他人推荐一些保健品。心理距离包括时间距离、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和发生概率四类（Kardes，Cronley & Kim，2006），本研究具体采用社交距离来操作心理距离。社会距离反映的是事件发生与个体自身的相关性程度，远距离的事物发生在与自己无关的他人身上（如陌生人），近距离的事物发生在与自己有关的人身上（如自己、家人）。对于近心理距离组，参与者阅读到的文本为“假设您的一位家人目前有消化不良的症状，您需要基于后面的相关推送信息，做出对其肠道菌群改善有益的选择。”对于远心理距离组，参与者阅读到的文本为“对于有消化不良症状的陌生网友，您需要基于后面的相关推送信息，做出对他们肠道菌群改善有益的建议”。

其次，参与者阅读一条虚拟健康公众号的推送内容，推送标题为“益生菌是一种微生态免疫剂，它有益身体健康”，推送的具体内容见附录D。在阅读完推送内容后，参与者需要回答“阅读完该推送内容，您多大程度上会推荐您的这位家人（这位陌生网友）食用益生菌食品？”（1=非常不推荐，7=非常推荐；M=5.53，SD=1.18）。随后，参与者进入辟谣文本阅读阶段。在具体语言策略组中，参与者阅读到的是具体辟谣文本。而在抽象语言策略组中，参与者阅读到的是抽象辟谣文本。具体的文本见附录D。当参与者阅读完辟谣文本后，参与者再次回答其对谣言的态度：“看完专家的文章，您现在多大程度上会推荐您的这位家人（这位陌生网友）食用益生菌食品？”（1=非常不推荐，7=非常推荐；M=3.36，SD=1.51）。

此外，参与者回答专家辟谣语言的感知具体性题项（与实验1相同；M=4.90，SD=1.50）。根据社交距离的定义（Kardes，Cronley & Kim，2006），为了检验社交距离的操纵是否成功，操纵检查题项设计为“我对家人（陌生网友）的亲近程度是怎样的？”（1=非常疏远，7=非常亲近；M=4.08，SD=1.98）。随后，我们询问参与者“在以上想象情境中，您被要求为谁做推荐”（0=为一位家人，1=为一位陌生网友），以作为甄别检查题项。回答错误的参与者，其数据在最终的数据样本中被剔除。此外，使用实验1相同的题项，参与者回答语言典型性（α=0.94，M=4.90，SD=1.16）和感知专业水平（α=0.96，M=4.58，SD=1.45）的测量题项。

认知匹配理论指出当个体的认知处理模式与所处理的信息形式相匹配时，会产生匹配流畅性，此时个体信息加工流畅性更高（Li，2021；Wang & Pavelko， 2023）。辟谣时专家的具体语言能够呈现更直观和详细的信息，符合近心理距离所产生的低解释水平的心理表征模式，进而产生更高的感知信息加工流畅性。因此，本研究将排除辟谣语言策略与感知心理距离匹配时可能产生的感知信息加工流畅性差异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潜在影响，即排除信息加工流畅性的可替代性解释。结合本研究的研究情景对先前研究中所采用的题项进行改编（Li，2021；Wang & Pavelko，2023），本研究采用两个题项衡量参与者的感知信息加工流畅性（示例题项：“您觉得专家辟谣文本信息多大程度上是清晰的？”；α=0.95，M=4.68，SD=1.43）。最后，参与者报告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二）结果

1.操纵检查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支持我们对语言策略操纵的有效性，与抽象语言策略组相比，具体语言策略组的感知具体性明显更高（M抽象语言=4.30，SD抽象语言=1.38；M具体语言=5.49，SD具体语言=1.37；F（1，316）=59.497，p<0.001，η²=0.158）。此外，与近心理距离组相比，远心理距离组的感知社会距离显著更远（M近社会距离 =2.54，SD近社会距离=1.24；M远社会距离=5.69，SD远社会距离=1.14；F（1，316）=558.690， p<0.001，η²=0.639）。

2.假设检验

为检验语言策略对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我们利用推荐弱化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参与者查看谣言后的初始推荐意愿得分减去看完专家文章后的推荐意愿得分被用来衡量参与者的谣言态度转变程度，分值越高意味着参与者对谣言的态度被纠正的程度越大。

以推荐弱化程度为因变量，以感知信息加工流畅性为协变量的2×2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辟谣专家辟谣语言策略对推荐弱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语言策略的主效应显著（M抽象语言=1.65，SD抽象语言=0.97；M具体语言=2.68，SD具体语言=1.12；F（1，313）=79.080，p<0.001，η²=0.187）；受众心理距离对推荐弱化程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受众心理距离的主效应不显著（M受众心理距离近=2.13，SD受众心理距离近=1.13；M受众心理距离远=2.22，SD受众心理距离远=1.21；F（1，313）=0.570，p>0.05，η²=0.0001）；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313）=6.740，p<0.001，η²=0.017）。后续比较分析显示，当受众心理距离近时，具体语言策略组的推荐弱化程度显著高于抽象语言策略组（M受众心理距离近-抽象语言=1.52，SD受众心理距离近-抽象语言=0.94；M受众心理距离近-具体语言=2.90， SD受众心理距离近-具体语言=1.05；p<0.001）。当受众心理距离远时，具体语言策略组和抽象语言策略组的推荐弱化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M受众心理距离远-抽象语言=1.78，SD受众心理距离远-抽象语言=0.98；M受众心理距离远-具体语言=2.48，SD受众心理距离远-具体语言=1.16；p<0.001）。交互作用如图6所示。

3.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我们使用Bootstrap抽样（5000样本）的方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PROCESS for R version 4.1）。以推荐弱化程度作为因变量，语言策略作为自变量，心理距离作为近端中介的调节变量，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作为近端和远端的序列中介变量，同时将感知信息加工流畅性作为协变量。结果表明，有调节的中介指标显著（β有调节的间接效应=-0.060，95%CI：[-0.13，-0.02]），表明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在受众心理距离近时，具体语言策略对推荐弱化程度的积极影响依次由更高的语言典型性和更高的感知专业水平所中介（β链式中介间接效应-受众心理距离近 =0.11，95%CI：[0.04，0.21]）。而受众心理距离远时，虽然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对于语言策略与谣言认可扭转程度中介作用仍显著，但效应受到削弱（β链式中介间接效应-受众心理距离远=0.05，95%CI：[0.02，0.10]）。由此，假设4得到验证。

（三）讨论

实验3再次发现，相比于使用抽象语言策略，当辟谣专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时，受众对于谣言的态度发生了更为明显的扭转，对谣言内容变得更加不认可。此外，实验3从受众异质性层面提供了心理距离调节作用的证据。研究表明，相比于心理距离远的受众，对于心理距离近的受众，辟谣专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能更为积极地扭转受众谣言态度。

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语言的属性会影响受众对演讲者及信息的评价（Ambady，LaPlante，Nguyen，Rosenthal，Chaumeton & Levinson，2002；Barcelos，Dantas & Sénécal，2018），进而形成不同的传播说服力，并表现为受众不同的产品态度（Schellekens，Verlegh & Smidts，2010）、决策反应（Pan，McNamara，Lee，Haleblian & Devers，2018）。虽然传播学、营销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已经观察到与词语相关的重要语言属性在沟通中的重要作用，但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的比喻性（Wu，Shen，Fan & Mattila，2017）、共识性（Lee & Kronrod，2020）、情绪性（Griskevicius，Goldstein，Mortensen，Sundie，Cialdini & Kenrick，2009）、控制性（Andersen & Blackburn，2004），没有深入探讨沟通中的语言具体性问题。特别是在健康议题的辟谣场景中，专家的语言策略具体性将如何影响受众的谣言态度，目前研究并未涉及。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和被广泛传播的健康议题辟谣，基于语言期望理论框架，探讨辟谣专家语言策略（具体语言策略 vs. 抽象语言策略）对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以及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的中介作用。此外，基于说服框架理论，本研究分别从辟谣专家层面和受众层面挖掘专家专业资本和受众心理距离对语言策略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健康议题中，辟谣专家使用具体语言策略能够更有效地扭转受众对于谣言的态度，并且具体语言策略的作用被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所中介。同时，辟谣专家专业资本和受众的心理距离调节了辟谣专家语言策略的作用。本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拓展了语言期望理论和说服理论的应用范围，更在实践层面为辟谣专家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具体/抽象语言策略进行辟谣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一）理论贡献

本研究在专家辟谣参与形式、健康传播、理论整合等领域做出了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基于健康议题中的辟谣情景，探讨了语言策略对辟谣效果的影响，从说服内容特征角度丰富了专家辟谣参与形式的研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专家的言论会影响受众的感知、评价和决策（Liu，Zhang，Gao & Jiang，2020；Wu，Shen，Fan & Mattila，2017）。本研究从语言属性角度入手，检验语言具体性属性对于受众谣言态度转变的影响，丰富了辟谣领域中关于专家参与和语言策略作用效果的探讨。通过强调语言具体性在辟谣专家说服沟通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成功展示了语言具体性这一研究对象在辟谣沟通这一特殊情景中的独特活力和潜力。具体而言，在健康议题的辟谣情景中，辟谣专家与受众的交互是一个陌生的、正式的且与谣言观点对抗的对话语境，受众预期辟谣专家的语言是易懂的、有逻辑的、专业的且有证据的。此时，辟谣专家的具体语言中存在的丰富细节和特定环境信息，受众能从辟谣语言中快速且不费力地获取更多关于谣言虚假性的明确的证据，满足受众对于辟谣语言的期待，符合辟谣语言在专家与陌生受众之间的对话规范，使得专家提供的信息更具有说服力，进而更容易改变受众对于谣言的态度和评价。

其次，本研究将语言策略与语言典型性和感知专业水平联系起来，揭示健康议题的语言产生作用的底层逻辑，为现有语言期望理论的运用和拓展做出贡献。语言的说服力在于其符合或违反沟通情境的会话规范程度（Kronrod & Danziger， 2013）。在健康议题的辟谣情景中，辟谣沟通的反驳特点及健康议题说服的专业知识涉入性，使得受众对于辟谣专家的会话期待是具体的、明确的、准确的和背景化的，而非抽象的、去背景化和模糊的。因此，辟谣专家具体性的语言策略会因为辟谣情景的会话规范而产生更高的语言典型性，进而获得更明显的谣言态度转变。通过构建“辟谣语言策略→语言典型性→感知专业水平→谣言态度转变”之间的逻辑联系，本研究厘清了在专业的辟谣沟通领域中专家语言策略的作用机制，同时也通过明确语言典型性变化所导致的后续认知结果变化（即感知专业水平）而拓展语言期望理论，为深刻理解辟谣专家辟谣语言策略的详细运行机制提供见解。

再次，本研究验证了专业资本对语言策略的调节作用，从辟谣专家角度提升了辟谣沟通相关理论的深度，明确了语言策略的作用范围。同时考虑辟谣专家特征和辟谣语言内容特征，弥补了传统说服研究模型将信源特征和内容特征区别考虑的不足（陈瑞，李小玲，林升栋，2016），回应了以往研究关于探讨说服框架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呼应（Crano & Prislin，2006）。以往研究发现受众对高专业资本的个体违反语言规范的行为具有更大包容性（Wu，Shen，Fan & Mattila，2017）。本研究发现健康辟谣领域也存在对于高专业资本的辟谣专家的更大包容性。受众对谣言态度的变化并不会因为高专业资本辟谣专家的语言策略而发生变化，这从侧面反映了受众对于具有高专业资本的辟谣专家在语言策略选择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Jensen，Averbeck，Zhang & Wright，2013）。

最后，本研究从受众层面检验了受众心理距离对辟谣专家语言策略效果的影响，为理解受众心理距离如何作用于语言策略说服过程提供了更丰富的见解。以往关于沟通说服的预测变量主要涉及沟通方式及语言内容这一单一层面的变量，没有充分考虑受众异质性的影响（Chattopadhyay，Dahl，Ritchie & Shahin，2003）。结合解释水平理论和语言期望理论，本研究厘清了受众心理距离对辟谣专家辟谣语言策略的影响，从受众角度出发明晰了语言策略的作用边界，弥补了以往研究对于受众主观心理状态的忽视。

（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辟谣专家如何有效参与到健康议题中的谣言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策略指导。由于辟谣专家的辟谣语言属性是影响受众辟谣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辟谣平台在转发、引用、编辑辟谣专家对谣言的反驳内容时，应该呈现具体的数据和背景知识，利用具体性的语言策略，保证辟谣内容符合语言典型性规范，满足受众的语言使用规范期待。

此外，本研究的发现为专家参与在线评论和沟通同样具有启示和指导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在线医疗社区和社交媒体成为大众健康议题讨论的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作为与谣言进行斗争、说服他人改变对错误事件态度的专家，医生、学者等需要注意辟谣方式和方法。对于低专业资本的辟谣专家，由于其权威性缺乏使得受众更加依赖语言典型角度判断其专业水平。因此，在参与健康议题辟谣时，职称低、从业年限少或不具有知名度的专家应该注重提升自己的语言的具体性，使用具体语言策略参与辟谣沟通，这能促使受众谣言态度改变。同时，这也能提升受众对于专家的肯定，培养双方信任，进而为专家的线上经济利益转化（如增加服务购买、口碑宣传）提供可能。

最后，本研究对于辟谣专家如何回应与谣言有不同心理距离的受众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建议。辟谣时，除了观点发布，专家有时需要进行交互沟通，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对受众的评论进行回复。此时，在考虑受众与谣言利益相关者的社交距离、空间距离、发生概率等情况后，合适地运用语言策略能够达到更加明显的辟谣效果。同时，辟谣专家也可以通过问题引导，缩减受众与谣言的心理距离，进而提升具体语言策略的说服效果。

（三）研究局限及展望

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首先，本研究发现在健康议题这一类需要专业知识的辟谣情景中，具体语言的好处较为突出。但对于其他不涉及专业知识的辟谣情景中，是否使用抽象性的辟谣语言策略会更有益呢？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不同辟谣主体在不涉及专业知识的辟谣情景中如何与受众互动，充分观察抽象语言策略和具体语言策略的作用差异如何。

其次，目前的研究构建了辟谣专家语言策略与受众态度转变的影响机制模型，但是对于辟谣专家选择语言策略的动机和过程并未明晰。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辟谣专家语言风格形成的前因，从性格、交互环境、个人需求等层面解释辟谣专家语言策略选择的动机和原因，进而丰富对辟谣专家语言策略选择的前因的探索。

此外，未来研究可以从受众角度分析更多的影响专家辟谣语言策略效果的边界条件。已有文献发现受众素养是影响受众判断力的重要因素（王灿发，2010），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健康信息素养（潘文静，孙纪开，方洁，2022）、媒介素养（匡文波，武晓立，2021）等受众层面的变量如何影响辟谣专家语言策略效果。

本期执编/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