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宣判首个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例，禅城区检察院起诉的定性量刑、被侵权企业提出的刑附民诉求均获法院支持。检方表示，该案的顺利办理，有效推动了知识产权案件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一体化解决，更好实现了刑事打击与民事赔偿双重司法保护功能。
禅城法院新城知识产权法庭自2016年4月1日成立，每年都收案超过万件，但直到今年才有首个知识产权刑附民案例，可见其办理实际并不容易。庆幸已经开了头，后面就容易多了。笔者躬身入局在一个好时代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诉讼制度，其允许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这个制度的好处非常明显，因司法机关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可以一并解决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问题，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同时也体现了法律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重视。
而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般集中在故意伤害（杀人）、交通肇事等人身伤害类刑事案件中。
实务中，对于知识产权案件是否涉及“物质损失”，是否适用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存在理论分岐和实务难点，对知识产权刑附民目前尚未形成共识的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在以往的司法案例中，驳回的几率较高。
例如，201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在《关于审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表明，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财产，在此类犯罪行为中既没有出现人身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也没有出现财物被毁坏的现象，因此被害人不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案件不属于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
但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加强和司法实践的探索，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支持知识产权案件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还是以浙江为例，2018年，浙江高院发布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实施方案，即让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2020年，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就向某科技有限公司及鲁某君等人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事实提起公诉，余姚市检察院还积极与余姚市人民法院协商沟通，建议探索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权利人诉求。
该案成为浙江省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检察机关积极引导权利人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促进民事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得到实现。二是努力发挥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老娘舅”作用。三是坚持同保护理念，综合运用检察职能，充分保障涉外企业诉讼权利，改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诚信营商形象，彰显检察机关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
但也有一些案例，显示在2018年时已经在一审管辖异议裁定中肯定了刑附民，但到2024年，发回重审后的一二审，均持否定的观点，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24）闽02刑终25号案。
幸好，笔者以“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首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也发现自去年开始，在多个沿海发达城市及地区，发布了自身首例刑附民判决的报道。
从认为不宜提起，到主动引导刑附民，短短两三年就发生180度的转变，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最高检发话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意见》第八点“全面推进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中，提到了探索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提升综合保护质效。这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工作中，强调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一种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质效的手段，旨在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检察职能，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但不是所有知识产权案件都能刑附民，因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有很多特殊规定，部分案件会与刑事案件形成级别管辖的错位。
有关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第七节，罪名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
以上犯罪，一般是在各地基层法院审理，没错，包括商业秘密这种带有技术门槛的案件。
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知产民事案件的相关管辖规定，包含技术秘密的商业秘密案件（经营秘密与假冒注册商标等管辖相同）通常由知识产权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例如在广东，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或深圳中院审理；在安徽，则由合肥中院集中管辖等。
所以，即使知产刑附民形势一片大好，也不是每种知产案件都有条件提起刑附民。
在起诉时机和证据准备上，预估符合刑附民条件的案件，最好在检察院阶段就提出刑附民的要求，并申请阅卷，因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较高，也会涉及更多的证据种类，如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阅卷后可以提前准备更多的民事起诉材料，做到有备无患。
在保密措施上，以商业秘密案为例，刑事案件中法院会采取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而在民事案件中，虽然也有保密的要求，但可能不如刑事案件中严格。这时，被害人，即权利人，最好提交保密申请，采取让无关人员不能参与庭审等措施，防止商业秘密的二次泄密。
在证明标准上，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通常高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要求“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一般是“高度盖然性”。因此，一些在刑事案件中无法让侵权者定罪的证据，在民事案件中依然可以使用，并请求获得经济赔偿，以让权利人挽回更多的损失。
在对侵权物品的处理上，刑事案件中可能会涉及到对侵权物品的没收和销毁，这是作为刑罚的一部分。而在民事案件中，虽然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措施，但通常仅作为民事赔偿的一部分，而不是刑罚。
总体来说，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从联系立案的时候已不容易，代理律师通常从刑事程序开始代理，刑事与民事程序交叉，知识产权又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因此对律师的综合能力要求比单纯办理知产民事案件更高，当然，也是对笔者的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