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人才、人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随着人才不断回归，中国的人才库正在不断扩大。”——周勤伟
生物科技公司为了寻找更多廉价劳动力将目光放在了中国，但等待他们的或许只有日渐激烈的竞争环境。
伴随着资金流入和监管的简政放权，中国已经成为新生代生物技术强国。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家相信，在未来中国甚至可以与生物科技行业现有的西方在位者们一较高下。大量海归人才和国外专家的涌入，使中国新一代的初创生物技术公司有能力在本国内顺利开展药品研究工作。
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常被戏称为“生物科技投资界的超级碗”，原因是许多公司都会选择在会上公开药物试验数据，而制药巨头们则会借机寻找具有潜力的产品。
本月初召开的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上，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次会议几乎成了一家名为南京传奇生物技术公司（Nanjing Legend Biotech）的主场。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司在会议的最新成果报告环节抓住机会公布了一项极为引人注目的早期实验结果，该实验结果来自于一种全新但复杂的癌症免疫疗法。
“我想当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来做最新成果展示时，肯定大吃一惊，”Brad Loncar一位专注肿瘤学领域的独立投资人表示。“但是他们确实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数据，癌症免疫疗法的技术含量非常高，而他们已经达到了该领域的前沿水平。”
当资金与人才不断向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积聚时，类似南京传奇生物技术公司的故事只会越来越多的发生，而美国在行业食物链顶端的地位也将难以保障。
中国的制药企业们已经从美国同行们那里获得了青睐于投资。过去两年默克、礼来、Tesaro和因赛特已经涉足中国的新药研发并花费了数百位美元。还有公司投资了一些科研机构以期建立与中国学术机构的联系。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和黄中国医药CEO贺隽（Christian Hogg）表示。“未来的几年中，大家将会见到越来越的中国公司加入到国际竞争的舞台中来。”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多年来，国际制药公司主要看重中国的成本优势，通过向国际制药巨头们提供合同服务来赚钱。而中国本土制药企业则专注于销售非专利药物，而非那些在西方赚的盆满钵满的全新生物制品。
但是事情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变化，这都要感谢中国政府发起的“千人计划”，沃脉德资本（OrbiMed）亚洲区资深董事王健（Jonathan Wang）表示。这项在2008年由政府发起的计划旨在通过赞助和减税等措施，吸引那些在国外接受训练和教育的学者及技术人员回国发展。
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分别获得博士学位及MBA后，王健回到了中国。他认为“千人计划”对于中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助益颇大。这项计划为中国企业的学术层、管理层及领导层带引入了在国外知名药品研发企业工作和学习过的专家。可以说，目前中国的这一代生物技术领军人物就是由这些海归所组成。
“生物科技就是人才、人才和人才”周勤伟（Qinwei Zhou）表示。在美国礼来工作了20年后，周勤伟去年开始担任中国信达生物首席运营官。“随人才不断回归，中国的人才库正在不断扩大。”
中国的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贺隽认为，“中国的科研机构正在大量培养优秀人才，接着这些毕业生又会获得海归团队的指导。”
与此同时，CFDA正致力于加速药品临床的审批速度，王建期望CFDA新一轮的监管改革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生物技术研发的发展。此外，中国政府在重点城市地区大量投资并建立了许多科技产业园区。这些科技园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实验室，可以使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兴旺发展。
然而，中国生物技术产业依然面临着一些实质性的障碍。监管方面，中国制药企业在接受美国FDA检查时依然频频失败。经济方面，上市前公司必须盈利使初创生物技术公司几乎不可能从股票市场募集资金。此外，虽然近年来中国风险资本投资不断上升，但相比起波士顿和旧金山依然较少。
但是差距正在缩小，随着“千人计划”的实施和研发经费的不断上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会一直保持其领导地位，Spero Therapeutics首席执行官Ankit Mahadevia表示。
“美国——波士顿和旧金山——依然领先，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志得意满，要知道当初就是那些对于基础研究和人员培训的投资使我们占得先机，”Mahadevia表示。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正在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目标而持续探索，那就是中国本土开发药物获得西方监管机构批准。贺隽的公司也许是最接近的一个，和黄中国于近期向中国监管机构提交了一份结直肠癌药物的批准申请，并计划同样在美国提起申请。该药物由和黄中国与礼来公司共同研发。
“5年？10年？还是15年？我不知道，”周勤伟表示。“但这迟早是不可避免的。”
来源：《STAT》/
DAMIAN GAR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