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镇捕蛙人｜小托夫

正文

十年前到过麦镇的人，都会被一种景象所惊诧 。当然，前提是夏天到的麦镇，那时候正赶上青蛙活跃的季节。你会看到麦镇长街，从南到北，全都是叫卖的摊贩，他们叫着：“青蛙啦，五块钱一斤。”“新鲜的，刚从塘里捕来的！”他们的桌案上，陈列着一兜兜尼龙网，网里是一只只青蛙。这些待宰的青蛙，不知等待着自己的下场和即将到来的命运，还是一味地叫着，呱呱呱，呱呱呱。

一个扎麻花辫、穿碎格子衫的少女总是在清晨的时候，挎着一只竹篮，在各个摊贩之间转悠，捡拾蛙皮和蛙的内脏。她说是她父亲要她来的，捡这些回去，是要喂鸭子。鸭子很喜欢吃这些青蛙的杂碎，吃了就特别爱下蛋。

很多人都喜欢吃青蛙，包括外地人。你会看到很多外地车辆，驱车几十里，就为来麦镇买上几斤蛙肉。那些摊贩的生意好极了。一天能赚一百多块。十年前的一百多块，不比现在的三百块少。所以，卖青蛙，是很让人眼红的行业。卖青蛙的人，都会捕青蛙。青蛙隐藏在田间地头，池塘河流，捕青蛙的人，穿戴都很相似：脚穿长筒胶鞋，头顶一盏探照灯，手持细竹做的蛙舀，腰间系着一只蛇皮袋。

捕蛙人走在黑洞洞的夜色里，像夜游人一般神秘、有趣。我很想加入。但母亲说，那是在为害生灵，不让我加入。十年前，我十二岁，不懂得什么叫为害生灵。我只觉得好玩。夜里我睡不着觉，听着远处传来的阵阵蛙鸣，总是在想，阿松一定在塘边、沟渠、河沿捕着青蛙呢！

麦毛松很会捕蛙，每日的摊案上，数他捕的青蛙最多。他长我十岁，那时他二十二岁。他家住在镇子边上，一间破落的小屋。他的父亲去乡下偷东西，被人捉到，吊在树上活活烧死，那时他才七岁。他母亲后来跟人跑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他母亲跑走那天，镇上来了马戏团，据说是跟着玩把戏的人跑了。他因此就独自一人住在那个小屋里。镇上人都叫他阿松，我也跟着叫。他不让，让我喊他阿松哥。我偏不，每次见到他，总是喊他阿松。他拗不过我，只得任我这么叫。

我和阿松的关系一向不坏，他喜欢我，觉得我有趣。我也喜欢他，觉得他懂得东西多，很厉害。他很早就辍学了。他先是去了外地，在外地待了两年，做什么他不说，两年后，他又回来了。他说外地不好耍，不如麦镇有趣。他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农忙时节在田里做帮工，出体力，一天能弄个七八十块钱。平时就在镇上的茶楼里当伙计，茶楼的生意不太好，给他开的薪水也不高，足够他日常开销的。

他攒钱买了辆摩托，喜欢开着在麦镇转，有时也去别的镇子。他早年去外地，带回来一副蛤蟆镜，他开摩托时，总是戴着它。因为我和他的关系不坏，他开摩托时，也总带着我。他开得很快，像风一样快，我母亲就很担忧，不让我和他走得太近，也不要我坐他的摩托。我和阿松在一起时，很愉快，总把母亲的话当作耳旁风。

青蛙市场开辟后，阿松很快就尝到了甜头。他辞去一切工作，专职捕蛙。因为他捕的蛙很多，收入就很高，有了钱，他就痛快的花起来。顿顿下馆子，点的菜他都吃不下，他也不打包带走，很浪费。下馆子他会叫上我，我饭量小，吃不多少，他在一旁催促说，“阿皮，吃呀，多吃些，都是好东西，别剩下。”我说，“我饱了，吃不下了。”他便从嘴里拔下牙签，指着满桌剩菜，瞪着眼说，“这可都是好东西呀！”

他又买了一只小音箱，平常音箱是放在他床头的，音箱里传出很聒噪的音乐，邻居们因此对他很有意见。当我们骑着摩托去兜风时，音箱就安在了摩托上，一路上，行人纷纷驻足，投来惊异的眼光，而我们班上的学生却会投来艳羡的神色。我很是得意，就从摩托的后座上站起来，扶着阿松的肩膀，四下睨视着。风从我的耳边掠过，我们从人群中掠过。

阿松要我跟着他干，他说他缺少一个挎蛇皮袋的。他要我挎着蛇皮袋，跟着他捕蛙，把捕到的青蛙，装进蛇皮袋里。他说他一天给我五块钱。即便他不给我开工资，我也很愿意跟着他捕蛙，他给我开工资，我更心动。我很想跟着他干，但我母亲不让。我坦白说，“我母亲不让我捕蛙，说那是在为害生灵。”

“为害生灵？”阿松质疑道，“街上这么多肉案，每天宰杀多少牛羊鸡鸭，你母亲不吃肉吗？”

“她吃的。”我说。

“那不就得了，”阿松不屑地说，“她自己都吃。”

“可是她不让我捕青蛙。”

“她会让你捕的，过不多久。”

真像阿松说的那样，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转变。那天中午吃午饭时，没见父亲，我问母亲他去哪儿了。母亲说，“他去林里斫毛竹了。”

“斫毛竹干嘛？”

“总有用处吧。”母亲秘而不宣，催促我吃饭。

那天的午饭是米饭，配的是干煸四季豆，是我平时很爱吃的一道菜。那天我却没了胃口，吃着不香。我有心事了。父亲斫毛竹的用途令我浮想联翩，我知道，做蛙舀是要用上毛竹的。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下午放学，就看到父亲蹲在院子里，手中用麻绳编织着什么。我走上前问，“父亲，你在做什么？”

父亲没抬头，含糊道，“嗯，编个东西。”

“什么东西？”我追问道。

“小孩子，不要爱打听！”父亲反问说，“作业写完了吗？”

我摇摇头，“没呢。”

“那还不赶紧去写。”

在父亲那里，我吃了闭门羹，心中忿忿地。他们越是这样，越有什么瞒着我。我自打那一刻起，就留下个心眼，暗暗留意着他们的举动。

到了第二天中午，倚在檐上的毛竹不见了，父亲也不再蹲在院子里编东西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常态。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就到了晚上。我们家住房有两间，我住在西间，父母亲住在东间，中间只隔了一间客厅。夜里，都睡下后，从对面房间里传来一阵嘀咕的声音，是父亲和母亲在悄声对话，他们的声音很小，我竖着耳朵也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又听到一阵窸窣的响动，是穿衣服的声音。窸窣声静止后，响起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脚步声走出房间，行至客厅，又向我的房间走来。根据脚步声我推断，走在前面的是父亲。他在我的房间门口停下来，轻轻掀开门帘，探看我睡下没。我故意响起深睡的鼾声，又砸吧几下嘴巴，以示睡得很香。父亲放下门帘，退回客厅，客厅里响起了交谈声，这次我倒听得很清晰了。

“睡下了，还打呼噜呢。”父亲轻声说。

“那走吧。”母亲说，“蛙舀子藏哪了？”

“草垛里。”父亲说。

门栓轻轻被打开，门扇发出一串“吱呀”的声音。脚步声到了院子里。我掀开床单，穿上拖鞋，悄悄地向窗口走去，我趴在窗口上。月色皎洁，月光下，父亲从草垛里抽出一只蛙舀子。父亲手持蛙舀走在前面，母亲紧随其后。走到院门口，父亲扭开头顶上的探照灯，借助灯光，把钥匙插进锁孔，门锁咔蹦一声弹开了。他们推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吃早饭，他们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父亲在灶前烧火，母亲在切菜做饭。我跨进灶房，父亲说，“阿皮，醒来了。”

我说，“嗯。”

父亲说，“去洗把脸，待会就可吃饭了。”

我说，“嗯。”

我还是站着不动，想让他说点别的，说点他们昨晚的行踪。可是他不说，母亲也不说，他们对昨晚的行踪只字不提。

父亲说，“洗了脸了？”

我摇摇头。

父亲说，“快去啊。”

我去井台旁倒水洗脸，盆中映出的不是我的面容，而是一只只青蛙。我这时听到蛙鸣了。声音很弱，断断续续，我起初以为是我的错觉。但细细辨听，却分明是很真切的蛙声。声音很沉闷、很压抑，像是久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来自地表以下。我凝神静听，然后循声找去，来到了地窖前。那声音就来自这地窖中，我很断定了。地窖口盖着一个厚实的槐木盖子，我用力移开木盖，窖底传来清澈的叫声，呱呱呱。

父亲赶来了，母亲腰间系着围裙，也赶来了。

父亲厉声喝道，“阿皮，你干啥呢！”

我不作声，只是用手指着地窖。

母亲显得很尴尬，神态很不自然，神色慌张，两手在围裙间抓来抓去。突然，母亲大叫一声，“哎呀，菜糊了。”转身跑进了灶房。

只剩父亲。

父亲解释说，盖房子向邻居借了钱，多少年了，到现在还没还上，就有些着急。想趁着蛙季，换点钱，尽快把欠账还了。

从那一天起，我获得了自由。我可以和阿松一起捕蛙了。为了庆祝我获得自由，阿松带我吃了炸螃蟹。那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很好吃，即便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味道不俗。

“跟着阿松捕青蛙可以，”母亲说，“但不能捕的太晚，第二天你还要上学。”

我纵有千般不情愿，但也只得先答应下来，免得她反悔。

如果我先吃的晚饭，我便去阿松家等阿松，如果阿松先吃的，他就来我家等我。等我们两个都吃了晚饭，我们就出发了。阿松头戴一顶探照灯，手持捕蛙舀，走在前面，我挎着蛇皮袋跟在后头。麦镇四周多池塘，我们会先去塘边转转，但不会捕到几只青蛙，塘边的捕蛙人太多了。一盏盏灯光，在荷叶间闪烁。捕蛙人嘴里叼着烟，烟头一明一灭。碰到了捕蛙人，大家灯光互相一照，都是镇上的，都相识。阿松会和他们打招呼，“捕到几只了？”对方一般会谦虚地说，“呵，没捕几只，不够炒一盘的。”阿松自然不会相信，就凑近那人，用手摸那人腰间的蛇皮袋，估量分量。

“说瞎话不打草稿，”阿松说，“这还不够你炒一盘？你盘子多大？”

那人便呵呵一笑，不作答了。

我们去池塘边捕蛙，只能算作热身。“要想捕的多，还需走得远些。”阿松说。麦镇南侧有一条河，叫麦河。麦河不宽不窄，不急不缓，终年就那么静静流着。白天你听不到水的流动，夜间却听得格外分明。一轮圆月倒映在河中，你走到哪它就跟到哪。极静极深的夜里，走在岸边，你能听到芦苇丛中的水鸭子啾啾的叫音。你大声咳嗽一下，它们就拍打着翅膀，在水面飞掠着，溅起水花和水声，远去了。

我们有时逆流而上，有时顺势而下，这个没个定规，全凭心情决定。心情好了就去上游，心情差了就去下游。阿松有时让我决定，那时他的心情是不好不坏的。我往往选择去上游，因为上游我去的比较少。上游对我来说，有一种神秘在。

最开始跟着阿松捕蛙的时候，走的远了，看不到村庄的灯火，听不见牛羊的咩叫，我的心中就会有点害怕。我就会抓住阿松的衣角说，“阿松，不要去那么远了吧。”

阿松说，“去的远了才能捕到蛙。没事的，不要怕，有我在。”

话虽这么说，可我还是怕的。远处的树影，远处的风声，总能使我心悸万分。手心就会出一点汗来。阿松笑话我，白天倒是胆子大，夜间就不行了。我怕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怕暗，就是觉得暗处有一双眼睛在盯着。盯得我身上毛刺刺的，很不自在。有一次，我看到不远处有什么东西在摇晃，像一个人在挥动手臂，甚至还有微弱的声音发出来。我惊得出了一身的冷汗，抓住阿松，阿松说，怎么了？我指了指前面，低低的声音说，“前面好像有一个人。”阿松扭过头去，探照灯一照，松了口气。哪有什么人，不过是被风刮在灌木上的一只袋子。

还有一次，我们正在河边走着，忽然听到哗啦一声，在河下游溅起很大的水花来。像一块巨石、一方磨盘，从天而降，砸入水中。我惊得简直要跳起来了。阿松也惊惧不已，我拉着他的袖子，感觉到他的手臂都在抖。至今仍解释不了那一天掉在水中的是什么，不可能是鱼，麦河生不出那么大的鱼，那要多大啊！也不可能是有人在恶作剧，谁能掀得动那么大的石头投到河中呢？也不可能是断裂的树干，我们当即用探照灯照了河面，波纹静处，什么也没有。一连几天，我们都在琢磨，那会是什么？我们想不通那会是什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夜间的怕，到了白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在白天变得无拘无束，逍遥自在。我在学校里和男生打架、与女生对骂，相当的自在，相当的快活。我也和他们讲述我夜间的经历，他们听得很投入，上课铃声响了也听不见，还围在我的四周，直到老师在讲台上重重敲击黑板，他们才回过神来，恋恋不舍地回到座位上。我添油加醋地描述我的夜间历险，仿佛每一夜都很不同，都很奇异，都很有可圈可点之处。到了后来，实在没有什么可讲述的了，我就开始生编乱造一些故事情节来，他们竟然都信以为真，以为“确有此事”。他们对我越加佩服起来，我也对自己越加佩服起来。

放学后，我背着书包，第一个跑出校门，跑上大街，跑到阿松的摊位前。阿松的青蛙卖到中午，所剩无几。他的口袋倒是鼓囊囊的了。他会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五块的钱来，说，“阿皮，喏，拿去。”我把钱折一折，装进自己的口袋。我拿着这些钱，去买我喜爱的吃的、玩的。我买糖人，也买雪糕，还买了一只风筝和一只皮球。我在学生里是最有钱的，我的同学也都羡慕我的有钱，常常想方设法讨好我。我开心了，就会给他们买雪糕吃，买糖人吃，他们嘴里吃着还要说话，他们说，“阿皮人真好，阿皮人真不赖。”我会很腼腆的笑了。

我父母两人不擅于捕蛙，跑的也不够远。每天回到家中看他们数钱，我就会问，“多少钱？”父亲把手中的烟灰弹一弹，清清嗓子，吐口痰，然后才说，“一百多。”他还会反问我，“阿松怎么样，今天卖多少？”“今天不多，两百多吧。”我淡淡道。

父亲和母亲的脸上就会闪过一丝惊羡。

有一次，吃饭时。父亲说，“阿皮，阿松今天给你开多少钱？”

“五块呀，你知道的。”

“为啥不多要点，你每天跟着也出了不少力，帮了不少忙。五块，”父亲把一筷子菜填进嘴里，摇着头说，“少了点。”

“阿松要攒钱讨媳妇，阿松说他现在缺钱，他说讨女人要花去不少钱。”

“讨女人？”父亲不屑道，“我看难。”

阿松喜欢王春花，听阿松说，王春花也喜欢阿松。阿松的学历要比王春花高一些，阿松读了四年级，而王春花只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她父亲要她牧羊赚钱，说读书无用。王春花牧羊牧得很好，谁也不如她。她家的羊，个个膘肥体壮，长势喜人。她喜欢去河边牧羊，阿松就是在河边对她表白的。阿松那天在河边钓鱼，他的心思没在河中的鱼身上，却在坐在堤岸上哼着歌曲的王春花身上。阿松留意到河边长着的一簇簇野花，心中一动，有一个想法浮了上来。他采了些紫色小花，配上红色小花，扎成一束，送给她了。还对她说，“王春花，我爱你。”王春花的粉颊羞红，像春季的樱桃，夏季的桃，还像天空的火烧云。

王春花说，她喜欢阿松的鼻梁，也喜欢阿松瘦高的个头，最喜欢阿松开着摩托穿着白衬衫的样子。阿松有几件白衬衫，隔三差五换着穿。他开摩托时，就把纽扣解开几个，让风灌进衬衫，风把领口吹得猎猎作响。后来我才知道，阿松这么做，是有意展示给王春花看。阿松还对王春花说，等成亲了，就带她去兜风。我说，她坐了我的位置，我坐哪儿？阿松说，你坐大灯上。我就不高兴，我说，谁要坐大灯上！阿松就哈哈笑起来。

阿松提着一吊腊肉、两瓶白酒上门提亲，王春花的父亲笑容满面地接纳了他，还留他喝了一顿酒，对他的酒量和礼节赞许有加。阿松以为老爷子对自己很欣赏，就借着酒劲向老爷子提出了与王春花成亲一事。王春花的父亲憨态可掬的举杯，说，干了。阿松以为事成了，高兴得一口干光杯中酒。放下杯子，老爷子镇定地说，“带三万彩礼来。”三万块可为数不小，单靠捕蛙的话，要捕三年。阿松别无他法，只能耐心等三年了。这三年挣到的蛙钱，多半要攒下来，用作彩礼。

阿松是真心喜欢她的，阿松说，“我还是喜欢她，我要是不喜欢她，不会为她攒三年的钱的。”阿松确实改变不小，比如花钱不那么大手大脚了。若在以前，挣多少就会花掉多少，毫不可惜。现在在花钱方面他变得拘谨多了。

阿松为了赶在蛙季多捕点蛙，往往走得就很远，可以说一次比一次远。有一次我们逆流而上，甚至走到了一个我们都从未到过的地方。那里因为人迹罕至，连一个捕蛙的同行都没有，所以青蛙就很多，我们毫无竞争对手，就能捕到很多。捕蛙的过程很有趣，有的青蛙蹲在岸边，有的青蛙浮在水中，只露出两只眼睛，静静等待着飞虫的临近。一旦飞虫飞到离它们足够近的距离，它们就把舌头一伸，虫子就被卷到它们口中去了，成为了一顿美餐。

我们在岸边行进时，脚步是静悄悄的，唯恐惊动了蛙们。受了惊的青蛙，就一跃跳入河水中，“咚”地一声，溅开一束水花，隐没在水底。青蛙虽然很精明，但也有弱点。我们就利用它的弱点来捕捉它，屡屡得手。它的弱点就是怕光。发现青蛙后，阿松就用头顶上的探照灯光紧紧罩住它，被光线罩住的青蛙，仿佛被灯光迷晕了，放下了警惕和戒备，呆呆地一动不动。阿松便缓缓伸出捕蛙舀，出其不意迅速出击，一下子把它们舀住了。它们在舀网里蹦着、跳着，却逃不出来。这时我就要出场了，我会一手抓住它，一手伸进舀网里，把它取出来丢进我随身携带的蛇皮袋里。随着时间的增加，随着我们走得越来越远，蛇皮袋从空荡荡变得沉甸甸，里面全是呱呱的叫声，还有它们在袋中跳跃的响声。

阿松听着袋子里的撞击声，很是得意，他问，“捕了几只啦？”

“二十三只啦。”

过了一会，他又会问，“捕了几只啦？”

“四十七只啦。”

蚊虫聚光，阿松头顶上的探照灯吸引了大量蚊虫。阿松挥手驱赶蚊虫，那挥手的动作里，都透露出些许的满足和得意来。

有两次捕蛙的经历我记忆犹新，至今难忘。先说第一次吧，那一次我们走在河边，刚刚下过雨的河边总是湿滑不堪的。我一个不留神，脚下一滑，就滑进了河水中，好在岸边的水不太深，只到我的胸口。但河岸却很滑，我爬不上来。阿松就把捕蛙舀递给我，我抓住蛙舀一头，阿松抓住另一头，他用力把我从水中拉了上来。我浑身湿漉漉的，像个落汤鸡。虽然是夏夜，但夜风吹过，我还是冻得发抖。那一晚是捕不成蛙了，我们弄了些干柴，生起火，坐在火边烤火，直到我的衣服烤干了，我们才回去。这件事我谁也没有告诉，如果事情传到了我父亲的耳中，我指定不能出来捕蛙了。第二次的经历我也是谁也没有告诉，那次我踩到了蛇。我很奇怪，明明是阿松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要踩到蛇也是他先踩到，怎么会他安然无事，我却偏偏踩到了？我想不通。那蛇拇指粗细，通体殷红。踩上去并无感觉，和踩到一段干树枝无甚差别。但蛇毕竟是蛇，你踩到它，它自然就要回应你。它的回应可不是善意的提醒，“喂，你踩到我了，把脚挪开。”不是这样。它的回应毫不讲情面，上去就是一口。我的脚踝先是感到被针扎了一下，接着就渐渐浮肿起来。没过多久就肿得像一只苹果，走路已经不能走了。那蛇咬了我一口就跑掉了，等阿松用探照灯去寻找时已经消失在草丛，不见了踪影。阿松没有看到那蛇的模样，所以也无法断定是不是毒蛇。

阿松很慌张，丢下蛙舀，背起我就走。可能是心理作用，我感觉自己有些迷糊了，并且有些睡意。我把头歪在阿松的肩膀上，朦胧中，我记得我说道，“阿松哥，我会不会死掉？”

“别说胡话，不是就被蛇咬一口嘛，哪有那么严重。”阿松安慰着我。过了半晌，他回过神来，“阿皮，你刚刚叫我什么？阿松哥？”

他这一问，我也清醒了，我连忙摇头，“不是，不是，我叫你阿松啊。”

阿松背着我在河边跑着，气喘吁吁地说，“我还以为你叫我阿松哥了呢。”

他身上的汗越来越多了，他跑的越来越慢了。但他没有停下来，而是一口气跑回了镇子。我们去拍诊所的门，拍了许久，门才开启一个缝隙，露出半张人脸来，那人问，“大半夜拍门干啥？”

“被蛇咬了。”阿松说着把我从背上放下来。又搀扶着我，把我扶到屋里的座椅上。医生用手电筒照一照我的脚踝，又用两只手指在上面按了按，说，“并无大碍。敷点药膏，过两天消肿了。”

我松了一口气，肩膀松垮下来，阿松也松口气，用袖子擦着额头的汗水。

那两天我走路一瘸一拐的，像崴了脚。裤脚遮住了脚踝上敷的药膏，别人不知道我被蛇咬了。我的父亲不知道，母亲也不知道。他们问我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我说，“崴了脚。”他们信以为真，并没有追问下去，只说，在学校里别玩得太疯，磕着、碰着，可不是闹着玩的。过了两天，脚伤果然好了，肿胀消退了，可以正常走路了，也可以继续跟着阿松捕蛙了。

在此之后，再也没有遇到那种险情，我也慢慢不再惧怕黑暗。我的胆子变大了。

顺利的捕了两年蛙，到了第三年，情况就发生了转变。有人向县里举报，麦镇有人捕蛙。一天早晨，我走在上学的路上，三辆警车拉着响笛呼啸而过，我以为有人偷东西，招来了警察，没有多想。我的同学却一个个追着警车跑，他们想看警察抓人。他们拉着我去，他们说，“阿皮，走嘛，一起去看看。”我觉得去学校太早了，也没事干，上课还早呢，不如跟着去看看热闹。就跟随着他们，一起跑着，跟在警车后头，一起跑着。警车停在麦镇大街上，从车中走出一群身着制服的警察。他们围向一个蛙贩，那蛙贩不明就里，虽然纳闷这些警察来此的动机何在，但还是很识趣地点头哈腰，一口一个“长官”，热情的打着招呼。那些警察亮了一下证件，然后一个“长官”模样的胖子一挥手，两个警察便把那蛙贩反剪双手，按在蛙案上，另外有个警察，手持手铐，将手铐铐在了蛙贩的手腕上了。

其他蛙贩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警察是来抓捕蛙人的。轰的一声，整条街乱作一团，蛙贩们弃蛙而逃，夺路狂奔，早晨的麦镇大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那些数目众多的蛙贩，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撞得行人勃然大怒，口出污秽。警察们也并不去追赶，只是象征性的站在原地空喊着，“不要跑，哪里跑！”他们抓走了那个蛙贩，那个蛙贩垂头丧气的，像放了气的气球一般，被扭送进了警车带走。警察抓他是在以儆效尤，他估计在心中暗暗叫着倒霉。

那个蛙贩在看守所里关了几天，交了三千块，又被警车送了回来。和他一起来的，除了两个年轻的警察以外，还有一张告示，那告示张贴在麦镇最显眼处，那告示上有八个醒目的大字：捕蛙犯法，严禁捕蛙。

麦镇的捕蛙人都不敢捕蛙了。只有阿松一个人还在捕蛙。我父亲也不捕蛙了，他怕被警察抓去，据说如果还执迷不悟，被抓去了，就不会只关几天就放出来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了。“有可能会判刑”，我父亲在街角和人聊天时，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道。我的父亲不要我跟着阿松去捕蛙了，怕我被抓去。阿松一个人在河边捕蛙，一定很孤单吧，——我在夜间的时候，望着从窗棂缝隙里投下的微弱的月光，总是这么想。有一天夜晚，我实在忍不住，就在父母熟睡之际，悄悄拔下门闩，翻过低矮的院墙，去河边找阿松。那是一个月亮之夜，地上的路被照得很分明。我走在街上，街上都关着门，黑灯瞎火的，不远处有狗冲我吠叫，虽然没有冲过来咬我，但已很使我胆战心惊的。我走出麦镇大街，顺着狭窄的小路走去麦河，路两旁长着一丛丛野草，野草上的露水把我裤脚弄得很湿，湿到可以拧出水来。小路旁的草丛中，隐藏着一只只会发光的虫子，不是萤火虫，我叫不出名字；但就是会发光。除此之外，它们还会嘤声地叫，叫声在深夜显得很刺耳，很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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