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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39 洪涛 | 全面官僚制与孤立的原子人 ——洪涛谈现代官僚统治

三会学坊  · 公众号  ·  · 2018-07-10 08:00

正文

全面官僚制与孤立的原子人

——洪涛谈现代官僚统治


作者简介

洪涛 ,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本原与事变——政治哲学十篇》、《心术与治道》、《〈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主编《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目录

1.中国的官僚制:古代与现代

2.官僚统治的特点:“无人”统治或“匿名”统治

3.在官僚统治的社会,官僚权力成为了人的命运

4. 技术发展使官僚统治如虎添翼

5.今天,遏制官僚权力的力量在哪里


1.中国的官僚制:古代与现代

中国的官僚制产生得很早。至少从秦汉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尤其秦朝,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种非常纯粹的官僚制形态。但是,这些都还不是现代类型的官僚制,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它是一种家产制的官僚制。帝王把国家当作家产,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本身有悖官僚制原则。在古代王朝体制中,官僚制只是被当作一种有限的统治工具或手段,帝王们看中它的高效性,看中官僚制下官僚与国家之间的非实质性关系——这有利于帝王把国家作为私产来独占。在中国古代,对官僚制理论贡献最多的是法家,譬如申不害被西方的中国学者称作中国的官僚制理论家。

不过,在传统中国,官僚制始终受到一种力量的牵制,它主要来自儒家。在从战国至西汉的儒、法之争中,重要内容之一与对官僚制的看法有关:官僚制不讲人情,只讲服从命令,而儒家重亲情、人情,主张官僚制的法家则认为,亲情、人情以及家庭、家族关系,会干扰国家政令的统一和实施,法家认为,人的一切行动都要听君主或帝王的指挥。从历史看,儒、法之争的结果是各有所得。后来,人们常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与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相提并论,但这很不准确。科举制产生的,与其说是官僚制意义上的官僚,不如说是一种“反官僚”。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提到作为儒家的“君子不器”,这一理想显然与要求官僚成为专业技术人才即“器”的官僚制背道而驰。所以,两者的“道”不同。

中国现代官僚制在总体上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同步发展。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革命,因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现代官僚制的发展并不顺畅。直到 1970 年代前期,即“文革”后期,官僚制的建设才进入正轨,当时法家学说复兴,决非巧合。改革开放后,官僚制进入迅速发展期。当时,批传统的或儒家的“人情”观、批“人情社会”颇为盛行,认为腐败由重人情所致。这表明当时官僚化的要求很迫切,因为,官僚制在本质上要求剥离人际关系,斩断人情。今天某些舆论反对在现代大学中延续重情感的传统师生关系,表明了对大学的官僚制化的要求。

中共最初的官僚制,形成于战争年代。军队对效率的要求最高,且依赖于严格的上令下行。新中国建立后,党组织至少也有迅速官僚制化的一面,或许这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文革”后期,又重新回到官僚制化的老路。改革开放后,官僚制发展迅速,究其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与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有关。在现代企业组织、公司制度中,官僚制是基本的组织形式。其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度动员状态,逐渐常规化、日常化、去政治化。政治过程的程序化及活动的制度化,都倾向于要求采取官僚制形态。从根本上看,引发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契机的,是要争胜于世界其他列强,富强便是首要目标,于是就得追求“现代化”。“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韦伯所说“理性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现代官僚制。



2.官僚统治的特点:

“无人”统治或“匿名”统治

关于官僚统治的特点,汉娜·阿伦特曾经用“无人统治”一语来表达。类似的说法,马克思、韦伯早就有过。的确,表面上,公开是官僚政治的特点:官府有公开的招牌、公开的规则和公开的程序,因此,看起来官僚政治很坦荡,它也着意表现这种坦荡。但是,与这种“公开”表象并存的,是在实际上的“隐秘”。传统的秘密政治是公然的,因为它本来就不属于公众。现代政治则不敢公然否定它的“公共性”和“公开性”,但是,“隐秘”依然是一切权力活动的自然本能,只是它的“隐秘”更多地是藏身于其公开的表象之中。它包括个体的总体性的和目的论意义上的“无知”,也包括“公务机密”意义上的“秘密”。就前者而言,如生产流水线、依规则而运行的、高度程序化的官僚机器的整个运作过程,是一个包含了千百万人的、高度复杂的和专业化的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几乎都可以说不具有对总体的认知。换言之,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局部)行动与这部机器的总的目标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视野很少能超越自己的局部——而这也正是官僚制之高效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总体对他们来说是隐秘的。他们只是“盲目地”依令而行,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的真正目的,这样,他们也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和后果负责,更无法对这部机器的行为和后果负责。哪怕一个最低层次的执行者,也会对你说,他的一切行为源于最高层的指令:这不仅是托辞,从理论上看,这无可厚非:最高领袖是一切指令的最终源头——尽管从常识来看,这很荒谬。于是,一般官僚唯一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对机器规则的不遵守:诸如贪腐、渎职之类,至于这部机器本身出了问题,他们是不必承担责任的。而最高层,在尚未建立起对人民的真正负责制的国家中,在人民的眼里,乃是藏身于九霄之上,它的难以企及给予它豁免权,使它具备了永无可能犯错性,因而它也成为了无论何种官僚行为的最好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官僚“秘密”的另一种类型,乃是直接基于“公务机密”的名义。如通常置身于官僚机器之核心的对内、对外的治安和安全机构。在一些国家中,这些机构长期成为国中之国,是国家的秘密君主,比较著名的如苏联的克格勃、美国胡佛时代的FBI。

可以这样说,最高权力具有神性,官僚机器则具有非人格性。官僚机器的匿名性,来自于它在本质上的无主性。Bureaucracy(官僚统治)一词的本义是受雇佣的办公人员的统治。统治者不是主人,而是受雇者,它的对立面是主人的统治,后者如全体主人的直接统治(直接民主)或者间接统治(代议民主)。就此而论,官僚统治是一种主人缺位的统治,尤其当它并不真正向代议机构负责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就可以理解,何以在官僚统治下,无人负责成为了一种常态。对一个现象、一件事,如有人问:谁干的、谁决定的?合理的回答是:无人,或者,答曰官僚机器也行。对这部庞大的、充满了无数环节的、高度精巧复杂的机器,很少有人——哪怕其内部的人——能够接近它的真正源头:在外人眼里,它的直接的行为者可能仅仅是最底层的小小的保安,而它的名义上的责任人则是最高层的领袖,但是,谁都知道,前者根本负不了责,后者根本不可能负责。真正的源头,藏身于这两者之间的层层叠叠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机构之中。但是,一般人何尝能够知道它是什么、它在哪里。如果民众有诉求,没有人会理你,因为保安负不了责,领袖远在九天之上,而真正的主人则无法以主人的面目出现——它不是名义上的主人。因此,它就成为了一个无主的系统,一个匿名的机器。主人缺位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暂时僭取主人的位置,尽管是秘密的。

于是,在现代国家中,尽管控制着所有民众的命运,官僚机器却是一台自顾自运行的机器。它的无数非人格化的规则和程序,就像无数道无形的墙,足以把任何人挡在外面,掩藏了它的真正的核心。只有那些掌握官场秘密的人、那些通晓官场潜规则的人、那些“自我潜伏”于官场中的人,才通晓如何使官僚机器的力量、如何使它的规则和程序“为我所用”。

一个官僚化的社会,具有一幅奇特的景观:庞大的官僚群体是一群盲目的人。因为官僚组织是高度中介化了的,其中绝大部分人所从事的,无非是下传或上达的工作,他们通常不知道所接受的命令真正源于何处、其真正的意图或含义,因此,他们在实际上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真正意义。他们为了饭碗而工作,勤劳但是盲目,即便不是在形式上、却在实质上,他们无法具有信仰。但是,这个社会却把这群行为高度盲目的群体,视作社会“贤能”,认作社会的中坚和社会的精英。

现代政治正是以作为其主要形态的官僚统治这一形式,拉开了与古代政治的距离。古代政治是表演性的,统治者唯恐不被人看到,唯恐不被人意识到他才是统治者;而在现代政治中,真正的统治者是匿名的,他们唯恐被看到。尽管未必是制度化的,但是,表演性限制了古代统治的任意性,因为,众人的眼光使得表演者不得不注意他的行为的体面性,他毕竟站在台面上。现代官僚统治的匿名性则使统治的行为更恣意、更率性——规则反而起到了掩盖的作用。

官僚统治的隐秘化,是与它的程序化、规则化的公开表象相伴随的。这是一种公开的隐秘,隐秘的公开。就像眼皮底下的魔术,官僚统治完成的是一种变形。通过变形,公共事务变成了例行公事,政治变成了中立的、技术性的事务管理,价值的争论变成了治安事件,而隐秘的操作,使公事变成了私事。

官僚统治的唯一的政治问题,准确地说,唯一的行政管理问题,至少在表面上看,是秩序问题,秩序主义是官僚统治的唯一一种意识形态。因此,警察和保安,是民众面对的几乎唯一一种政治性存在,甚至他们所面对的,是无影无形的存在,只是不断射来的具有杀伤力的无形的破坏性力量,才使之领教了“无”的存在。

想要真正了解现代的统治形式,即官僚统治,有一个人不能不谈,他就是卡夫卡。他的《审判》、《城堡》等小说,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著作。这些小说对官僚统治有入木三分的描写,不仅揭示出对民众而言的官僚统治的源头的永远的遥不可及、统治的日常生活化和私人化,而且指出了作为官僚权力渗透于所有生活领域的结果的,是在所有领域中的人的行动和精神的全面的官僚化。



3.在官僚统治的社会,官僚权力成为了人的命运

官僚组织是一部机器,一部极其庞大的高度复杂的专业化的机器。机器最上端的人下达了指令,他知道后果吗?下命令很轻易,做到无懈可击也不难,而且,谁能追究他的责任?中层和基层的人接受了命令,可能经过了一番推波助澜或其他运作——这里有可以使想象力任意驰骋的无限的自由空间,但决非空想——,不管怎样,毋需负责,因为,至少在名义上,他仅仅是受令者。民众,作为目标群体,是有形无形的官僚行为的被动承受者。但是,尽管他们承受了一切,一切却与他们无关。你不愿意承受吗,你想反对吗?那你就是与整部机器作对。于是,整部机器就会开动起来,反对你。在古代,民众不难知道造成他的苦难的具体原因,他们知道应该支持谁、反对谁;在现代官僚统治下,原因被客观化了、普遍化了,民众丧失了他的对象和目标。谁在行使权力、谁在滥用权力、谁在伤害和杀戮?回答是:无人。在频频露面的、被供在神龛上的、作为顶峰的最高领袖与深陷谷底的草民之间的,是半山中的云遮雾罩的丛林,那里鬼影幢幢。古代有暴君,但暴君能激发志士抗争的勇气,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规则、程序和办公桌后的看似循规蹈矩的工作人员,除了忍受,还能怎样?想指责,指责谁?从这部机器的最高层到最低层,谁应该负责?想反对,那就反对了整个国家。你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为你的遭遇负责。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统治。它的直接产儿就是滥杀无辜、害己害人的恐怖活动,后者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种非理性,难道不是对这种理性的、无面目之统治的绝望的反抗,是对这种让你找不到责任人、找不到对象的貌似高超的治理技艺的绝望的反抗。就像古人说的命运,官僚统治成为了现代人的命运,在冥冥之中主宰他们的不可知的力量。

官僚统治的社会,一方面是官僚机器的日益扩张和强大,另一方面是民众社会的散沙化和民众的弱化。官僚权力所到之处,民众的自发自治的生活世界便会趋向于瓦解,人的属人关系便会遭到破坏,处于有机联结中的人于是被解除了其社会纽带,变成了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一个原子式社会的出现,现代国家有着莫大的功劳;要使人变成原子式个体,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使社会官僚化。

完成了对社会的无机化和全面沙化,官僚权力便可以轻易地使之全面官僚组织化。社会的全面官僚制化,便是完成于这样的一破一立之中。于是,原先共生共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命令/服从的权力关系,人由原先的共同体中的一员,变成了组织或集体中的个人。官僚意识形态大谈集体高于个人,其实,这个集体中的个体,早已被抽离了活生生的社会关系,成为了一个抽象个体。在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允许存在的唯一一种组织,就是官僚组织,没有一种社会组织能够独立于它,所有的社会组织,不是它的附属,就是它的衍生物。

现代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只有它被武装到了牙齿,而且在于民被极度的弱化。人们被离间、被隔离、被解除社会纽带,成了“自由的个人”,亦即一颗脆弱的“孤子”。不难理解,这些个人都会尽力正式或非正式地、主动或被迫地在唯一的组织即官僚组织中为自己找到、争到、抢到一席之地。只有与这部机器的关系,才直接相关于每个人的生存。与他人的关系不再重要,与这部机器的关系,才是唯一重要的。只有与官僚机器搭上关系,才能稍许获得一些安全感,也才能稍许获得相对于其他“孤子”们的优势。现代国家破坏一切处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阶层,造成人若不效忠于官僚机器,便只能成为一颗“孤子”的格局。

人们小心翼翼地面对着这部机器,谨言慎行,千万不要触犯它,最好不要惊动它。每个人以此方式,维护着他的暂时的生存和安全。他们一方面庆幸自己得到了暂时的安全,另一方面希望别人成为官府权力所关注的对象。只有他人为官府所吞食,自己才能得到暂时的幸免。一个官僚权力主导的社会,自私和利己是人的生活经验的最后归宿。当然,这样类型的人,也是官府特别容易对付的。

自然状态学说中的“自然人”之所以愿意进入建国契约,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彼此惧怕,毋宁说是因为他们惧怕落单。从历史上看,不是从自然状态发展出了国家,而是国家制造了“自然状态”,即造就了孤立的、原子式的“自然人”,从而制造了自己的前提。因此,“自然人”是人为的产物,准确地说,是国家的产品。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时代有如现代,统治者的力量与被统治者的力量,相距如此悬殊。今天的官僚是专业技术人员,学历高,才能强,见识广,口才好。他们是精英,是贤能,很高端,很精致,他们进行统治,难道不是十足正当的吗?众多的学者文人,调用一切古今中外的学说,证明他们是天生的金银、后天的贤能,或者,尼采式的超人,因而有十足的正当性来统治普通人。普通人有什么?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顶多有被视作软弱无能的托辞的好心和善良。但是,诉诸仁慈和同情之类的道德是多么地非专业啊,精英们对此不屑一顾,道德是弱者的武器。当然,这不妨碍精英们对普通人的提防:后者万一想变得好一点时就要遭遇对他们的败坏——被设陷、被干扰、被伤害。如果说精英是被制造出来的一种神话,那么,民众则是一种产物:他们必须被制造成一种坏人,以便他们在实际上就是坏人。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被看作有如人与禽兽之间的距离。官僚们与普通人之间既无骨肉之亲——官僚制就是要摆脱一切人情——,其权力(任职)又跟普通人一丁点关系也没有:只有官员的任职可以完全罔顾民意的国家,才要大谈什么“民众路线”,他凭什么要顾恤后者——那些相较于他的愚笨无能之辈,他有什么理由不把后者当作蝼蚁、当作草芥、当作废物呢?有什么理由不使这些拥有无限权力的高端精英随心所欲地处置那些弱势人群呢?政治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大合唱,不断强化着这一切。

况且,官僚们有庞大的组织——民众只是一盘散沙——,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有形无形的暴力,他们有隐身帽、有古各斯之戒,他们的专业就是全天候地以各种技术、计谋来算计普通民众。至于后者,在全面的、不留任何一点空隙的全面监控之下,是全透明的——与统治者的匿名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统治者无时无刻不被要求留下姓名——,民众被切断了任何实质的社会关系,没有所从属的家族、没有乡邻、没有共同生活的朋友——这种孤零零的、无法形成自己共同体的生存状态,在古代特别是属于奴隶的——,民众随时随地可以被不加说明地封杀所有声音、被伤害记忆和智力……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先前什么时代曾经出现过?!无怪乎这些隐形的现代奴隶主洋洋得意地自视其统治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顶峰。

在那些最极端的——但一点不例外的——低端事例中,我们看到,无能的、可怜的人只能往自己身上泼汽油,而那些奉命强拆的人,就这样旁观着,乌合之众的命是如此地不名一文!这不能怪他,他只是在执行命令,何况,在他眼中,怜悯和同情只是弱者的情感,不应当属于作为强者的官员。

官僚统治的社会,一切努力都在朝着使统治者获得最大安全的方向发展,只是他们的安全不是老百姓的安全。老百姓就像脱光了衣服、站在看守面前的犯人——他们甚至看守都看不到。一个拥有了一切,一个随时随地可能被剥夺一切;一个如此安全和强大,一个如此软弱和无能。面对这样的局面,还能说什么呢?一切优势都在统治者,一切弱势都在被统治者。民众就像斯巴达的黑劳士,是可以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强权即正义的学说,在19世纪得到了正名,并且在那些完全无视民众之存在、随心所欲地操纵并侵害民众的国家中,成为了当然的治国原则。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现实——不仅仅是理论——更能向所有人昭示了这一“真理”:除了权力,一切均属虚妄。还有比这更好的虚无主义的教育吗?


4. 技术发展使官僚统治如虎添翼

在20 世纪技术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那些服务于战争目的、服务于控制的技术总是发展得最快。电子计算机,最初是在“二战”中因火炮瞄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住酒店,不少酒店已将人脸识别技术运用于身份登记。这两个方面——对外战争和对内控制,在根本上都从属于控制。控制是现代人世界观的核心:控制自然界、控制他人或社会、控制人的身体和思想。控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欲。17-18世纪,控制自然的技术开始突飞猛进;19-20世纪,控制社会和他人的技术有了高度发展;到了21世纪,控制技术将能够不仅针对个体,而且针对个体生命的每一时刻、身体的每一运动。可以预见,控制人的身体机能的那些技术在不久的将来会获得极大的突破,诸如生命科技、遗传技术、电磁信息等等普通人略有所知或根本前所未闻的技术,都将出现于日常生活领域,服务于权力者对人身的直接或间接的操控。

科技和组织(主要为官僚组织)是现代人所发明的旨在控制生活世界、控制人类自身的主要的两样武器。官僚组织很古老,但与科技的高度结合,主要在于现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当时,技术手段和组织工具的结合,开始逐渐被运用于对社会中每一个体的控制。这一进程自17、18世纪起步后,不断加速,可以预见,到了21世纪,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政治地貌。

马克斯·韦伯谈官僚制比较多,谈技术比较少。但是,技术这一面我觉得不能忽视。理性化,尤其所谓“进步”,主要体现于技术方面。今天,大概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对技术进步及其对人性、对社会、对人类的后果,做一番认真的思考。国家自然乐意推动这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广泛使用。原因很简单,这便于控制。这完全合乎官僚意识形态的:管理的便利或效率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至高无上的诉求,而技术能够帮助它实现这种便利或效率。建立全控制的社会,是官僚机器的理想。在每个角落装上监控器,不是很好吗?再进一步,在每个人身上装上监控器,不是更好吗?犯罪问题将彻底消失。直接控制人的脑神经,不就解决了人的“正确”思想这一难题吗,权力者不就能洞察人的心思,从源头进行治理了吗?

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权力者受到如此巨大的诱惑。千里眼、顺风眼都摆在面前了。隐形的杀手都有了,杀人不见血、伤人不留痕,不再是武侠小说里的故事。而民众对统治者的权力,又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防范。对今天的权力者来说,上下数千年,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好的时代啊!

蒂莫西·加顿-艾什在《档案》一书中谈到,1970 年代他在东德,走哪里都有人盯他,他甚至怀疑女朋友也是派来盯他的,但在今天的英国,控制手段比当时的东德还要厉害,根本不需要盯了。为什么?当然不是说英国变成了像东德那样的特务国家,而是说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现代的哪怕民主国家的控制手段也为过去的专制国家所难以企及。

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一部电视剧《是,大臣》中有个情节,当时媒体讨论,倘如掌握我的档案的那个人正好住在我隔壁怎么办?他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我怎么在邻居面前生活?今天的大数据,搜集了更多、更全面、更广泛的个人信息,其贮存和传播又是如此便利,个人隐私的问题无疑更为严重。

但是,今天我们几乎不再讨论这样的问题了,统治者干脆告诉老百姓:放弃你们的隐私吧!监视是他们的天赋人权,而对他们的监视的稍许质疑,便是他们的天赋自由的侵犯。当然,没有隐私的只是老百姓,统治者自己是有隐私的,他们的财产绝不公示,他们的房产绝不登录,他们的思想绝不暴露,他们的法律甚至也不公开和成文。

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大体预言的这一前景,只是他还太保守了。在他那里,技术控制更多的是压迫性的,有明显的暴力色彩。而我们今天——拜技术进步所赐——监控和伤害全然是隐性的,不可见、难以觉察的,当然,今天强制并非不存在,只是它更隐秘,更不易为人所察觉。现代的统治终于达到了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在闹市中有人被剥了衣服,他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割下来,他呼喊,他呻吟。但是,旁人看不到有刽子手,觉得不可思议。帮忙的人在一旁便说:“他神经太紧张了。他需要多休息。”旁人如稍稍有些疑问,帮忙的又说:“这是小概率事件,忙你们自己的去吧。”倘若有人想听听呼喊或呻吟的内容,帮忙的又说:“你听,他叫得多么缺乏学术水准,多么不专业,没有文采。他为什么不用希腊语、拉丁语叫呢,为什么不用唐诗宋词楚辞汉赋呻吟呢,一点无助于学术繁荣,不是正能量。”于是,旁观者终于不复有疑问。在控制的技术的大发展和控制媒体手段有了大突破之后,百年前被废除了的凌迟终于又可以恢复了,权力者们舒了一口气,秩序终于又可以得到保障了。

今天,无论官僚化的进程,还是控制技术的发展,都看不出有减缓的趋势,也看不到有制约力量的产生——官僚权力消灭了任何一种独立于它的社会力量,以至于反对它就等于选择无序的自然状态——这些年颇为热门的霍布斯就是这样教导的:不要反对你的国家,哪怕它暴虐:难道你想回到人对人如狼的“自然状态”吗?古代的统治者怕“亡”,所以,多少要考虑或照顾到民意。现代的统治者不怕“亡”,破罐子破摔不是走投无路的民众,而是袖着手的官僚。其原因不仅在于国家不再是他的家产——他也只是一个过客,而且在于他们置身于国家机器这一巨大的掩体里,反对他们毋宁是以鸡蛋碰石头,以头撞墙。杀吧,让他们反抗,看看这些乌合之众能被倒逼出些什么东西来。民意算什么,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面前,民至多具有逗弄的价值,是被羞辱的对象,是权力者一试其牛刀的试验品。

官僚机器中的官僚具有一种“卧底本性”。他们痛恨这部官僚机器,因为它使他们成为非人。他们乐见民众来反对这部机器,这种乐见使他们的良心得到安慰。他们把这种“痛恨”和所需要的“慰藉”变成对民众的鞭笞:来反抗我吧。然后,他们缩身进了这部机器,他们是隐身的、匿名的。他们在现实中得到了这部机器的保护、其权力欲得到了满足,他们在想像中参与了对这部机器的反抗,其良心得到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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