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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不可统计”的生活经验

社会学人茶座 · 公众号 · · 2023-10-08 09:33

正文

马丹丹刘思汝上海大学

《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

中产阶层“不可统计”的生活经验

民族志书写城市的新路径和可能性

摘要

从中产阶级“不可统计”的生活经验,对基于中产阶级田野调查的成果进行密集化梳理,找到定量与田野调查之间可能构成联系的基点,从而展开民族志的论述｡研究发现,住房空间私有化､自我管理以及中产阶级女性对母职的实践等三个因素,对中产阶级的形塑和认同起到不可分割的整合作用｡个体差异化的体验､经历与客观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中产阶级呈现出区别于其他阶层的集体惯习和文化旨趣｡田野调查使中产阶级“不可统计”的生活经验走向纵深｡

关键词

中产阶级;田野调查;可见度;经验研究

中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群体,指的是产业结构转型以来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出现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受雇佣阶层,又构成消费社会的主体｡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的讨论进入到学术视野,它是第三产业兴起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包含了市场经济催生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与整合的社会内容｡继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后,中产阶级以“新富阶层”的面貌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中｡1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印尼社会结构的异质性2,还是战后日本形成的工作与家庭泾渭分明的“工薪族”生活秩序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产阶级在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均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些中产阶级研究的先驱者们所揭示的社会结构转型现象和问题,与此同时,也在涌现它自身的本土化经验和特征｡尽管中产阶级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境而言,再分配制度在社会转型中依然发挥着显著作用｡4新中产阶层既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又依赖国家的建构,市场与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形塑中产阶级的社会形成｡

由此,要理解中国中产阶级,不仅需要细致讨论工业社会的一般条件问题,还要深入考察中国其他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要素,人类学恰恰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出巨大优势｡民族志实践在再现与辨认中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方面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这些田野调查对城市生活经验有浓厚的兴趣,多集中在物质､消费等方面｡空间成了人类学者探索中产阶级群体的重要理论工具｡费孝通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郊区化运动与市场联盟建构了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住在郊外新型住宅区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是这些新型市场的债户”｡1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孝通在访美途中对美国中产阶级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描述,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不过这一精辟的解析和理论兴趣却流露出了对中产阶级的研究端倪｡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成立｡跟随阮西湖发起都市人类学的步伐,张继焦在追踪国际都市人类学的动态之后评述道:“人类学家很少‘向上研究’｡他们太注重研究穷人和城市移民,而极少研究中产阶级､富人和政策制定者｡”2直到2000年伊始,本土学者才陆续加入到中国中产阶级的田野调查的行列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延迟”效应｡

与社会学的社会问题导向不同的是,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想办法开展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思考的是中产阶级这一抽象的概念如何在民族志中具体化｡通过持续的深入接触,人类学者赋予定量的统计事实以更丰富､更复杂的生活面向｡

欧美人类学早在实验民族志的思潮下就触及到了中产阶级｡首先,以中产阶级为研究对象是乡民社会持续转型的结果使然｡其次,方法论的创新性体现在对中产阶级､精英､职业者以及工业生产力重组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可能产生人类学､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马库斯等人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这样评价道:“因为它们关注的是超越隔离社区的阶级和族群,所以它们的确可能既具有清晰性和针对性的解释特性,又对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具有敏感性｡”3对主流的中产阶级生活进行实验性研究,成为欧美人类学“回归本土”的富有文化批评氛围的主要课题｡

与之相较,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在不断探索走出都市的边缘群体,例如由农民工､都市里的少数民族､都市现代化生活中依旧保存的民俗“遗留物”等研究对象构成的舒适地带的可能性,并付诸了不懈的努力｡4中产阶级的实验动向作为都市人类学的突破之一,随着田野调查的实践和民族志成果的涌现,以崭新的方法论和理论表述给都市人类学带来了强劲的活力,同时也给社会分层研究注入了社会事实的微观透视和解释力度｡可惜的是,研究内容的发散使得民族志成果呈现出弥散的效应,导致无法形成集中化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表述｡笔者尝试从“定量之不能､田野调查之所长”的方面来对基于中国中产阶级田野调查的成果进行密集化梳理,换言之,找到定量与田野调查的联系点,从而展开民族志的论述｡

产权､空间的私有化

相较于傅高义所言的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先富起来”的大量个体户5,新中产阶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产物｡市场经济转型在中国并非一蹴而就,它从物质消费到住房改革,呈现出私有化的深化程度｡社会分层致力于探索中产阶级经济基础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则捕捉到作为中产阶级的个体,在丰富的物质条件当中复杂的精神和情绪变化｡

何伟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一书中细腻地描述了私家车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之间的联系｡何伟见证了改革开放时期普遍拥有私家车的第一代中国中产阶级｡因为交通规则的混乱､驾驶习惯的恶劣､速度的超前､驾驶学校的泛滥,他将“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称之为迷茫的一代｡1张鹂提出全球化集合,以“灵活的后社会主义策略”来概括中国和越南的社会转型特点,新自由主义更多地作为策略来强化原有的统治体制｡张鹂《寻找天堂》是一本有关私有空间的民族志著作｡2该书抓住了住房改革推动下的私有空间在昆明的涌现,作者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区生活当中,对空间建构､消费实践和私有产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围绕空间,即随着新住房运动涌现的私有空间,探讨私有空间开辟的物质化的阶级文化｡

潘天舒探讨了“士绅化”运动在上海的际遇｡3虽然“新天地”等石库门往往是具有标志性“士绅化”的成功改造案例,然而他尤其关注上海的地方传统,那就是“上只角”和“下只角”根深蒂固的文化等级与心理歧视｡湾桥案例充分说明了地方传统参与到了士绅化运动当中,而且,随着开发的加速,地方传统的选择又摆在人们面前,空间的重构不完全是地理的方位概念,而且触及到地理的心理屏障｡

与湾桥的尴尬处境不同,地处上海城市中心的里弄空间在适应激烈的商业化改造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空间再造的能动性｡Non Arkaraprasertkul作为租客,他在对静安区一幢里弄住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士绅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相反,由于里弄的业主灵活地运用市场规则,通过app等软件寻找海外租客,对自己居住的里弄住宅进行积极的改造:保留旧式外观,内部装修则以现代化设施｡其结果是该里弄从一个平民社区转化为新旧杂糅的中产阶级社区｡NonArkaraprasertkul认为士绅化的转变和业主的经营策略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市场导向下“诉诸他们自己的方法和技术”,实践出来卓有成效的“文化资本”策略:将房地产租赁市场与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一媒介的存在,社区生活“更加多元化､富有而又充满活力”｡4

汤芭对他在北京所居住的高档小区“希望城”的居民展开调查,他描述了由高收入和住房政策补贴实现的“业主”中产阶级｡生活消费与生活方式这一匿名空间远离工作和劳动区域,提供了阶级形成的观察地带｡高档小区横插入单位与住房捆绑起来的传统居住空间,宣告了单位统治关系的结束,引入了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的新型组织,例如业主委员会｡5在2005年发表的《北京住房争议的居住空间与集体兴趣的形成》一文中,作者继续回应高档小区所带来的阶级形成以及社会组织的复杂性｡6与分层研究强调住房的分层客观性不同7,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迅速转向社区转型带来的自我管理和自治的研究,社会自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兴力量从空间私有化运动中涌现出来,中产阶级组织起来参与业主维权等集体行动,集结为“利益共同体”,从碎片化向组织化迈进了一步｡

士绅化运动加速了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然而,变动更加激烈的是来自郊区的房地产运动对空间私有化的推波助澜｡Yong shun Cai在《中国温和的中产阶级:业主抵抗的案例》当中,揭示了中产阶级在保护个人利益的维权过程中不同于工人､农民抵抗的方式与特征:1.依法维权;2.维权的原则是“温和而又坚定”;3.动用多种手段维权｡尽管经济起到了支持作用,不过作者反复强调自己的核心观点:业主维权胜利并不取决于经济权力,相反,抵抗策略､领导人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在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推动斗争胜利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利益共同体的团结｡1

张敦福对ML小区业主维权进行了案例研究,作者作为小区业主一分子,参与到小区维权运动当中｡2小区维权事件不过是物业公司更迭引发的连锁式反应｡业主的自组织成立迅速,但伴随自组织的解散,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日常生活的抗争伦理引发了一个疑问:即使中产阶级拥有丰厚的社会资源,如果他们之间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那么自组织也无法享受到自主､自治､自立的快感｡

菲舍(FleischerFriederike)所著《郊区化北京》,专题研究北京的郊区——望京的崛起｡3作者用了三种人群的分类来研究郊区的空间隔离､社会经济分层､消费分化这三个直接相关的生活状态:住在高档小区开私家车的中产阶级,有老单位福利房的退休的老人,以及住在郊区农家平房做生意的流动打工的外来人口｡田野中有两个场景引起注意,一是作者在越野车酒吧与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会面,这群人常常光顾俱乐部(club),有着丰富的旅行经历和共同的习惯,充满了现代性的典范光环;另外一个场景是在郊区开店､租房带孩子的农民工妻子结成的友谊网络｡作者与部分“底层”妇女断断续续的联系,表达了关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愿望,与中产阶级的空间运动范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我管理与规训

素质话语作为新自由主义话语构建的重要部分,可以理解为“自我管理”(self-governance)｡无论是素质话语,还是个体主义,均反映了分析单位的变化｡前者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产阶级想要成为文明代理人衍生的语言､教育和市民身份的优越性,后者关注算计､理性和私有产权意识在个体层面的启蒙与觉醒｡张鹂强调中产阶级信奉的这套价值观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指出了背负沉重的传统负担而不得不付出的个人代价｡4话语和实践整合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崛起的社会图景正在形成｡社会越分化,中产阶级的生活愿景越有感召力,这一生活悖论越真实｡

尽管中产阶级奉行自我管理的铁律,不过根深蒂固的是国家政权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占据的支配地位｡An Chen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企业家阶级和民主》一文中挖掘了中产阶级与大众区分开来的精英意识以及精英意识渗透的心理障碍｡5联系韩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他们在动员民众､抵制威权政府方面突破了An Chen所描述的中国中产阶级陷入的瓶颈,在民主体制改革运动中占据了主体性和主导性角色｡其次,韩国高度强调国家在阶级形成中的角色｡韩国中产阶级政治的性质和它与“工人阶级形成”的关系已被国家政治的性质所塑造｡6

如果再联系和社会主义中国更相近的越南的经验,则惊奇地发现,中产阶级仍旧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依附于国家｡Martin Gainsborough于1996-1997年在越南调查,描述了越南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五大阶级的利益基础,展现了“政治变迁发生于国家之内”｡作者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称之为“尖锐棱角的渐渐软化”｡1结合中､越､韩中产阶级所扮演的无法同质化的民主角色,印证了中产阶级在民主进程的角色复杂而多变｡在笔者看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的本土化经历｡这不仅仅是“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基础”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传统在社会转型的延续使然｡中产阶级自我管理与政治的深刻关联,恰恰是中产阶级扮演民主角色的具体的现实条件｡张鹂发现“间接统治”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变迁体现｡2

抛开自我管理与国家政治的联系,自我管理也形成了中产阶级管理自我､婚姻､家庭的生活政治｡奥维·洛夫格伦等人揭示了中产阶级信奉的自律,也和新的时间观密切相关｡3丽萨·霍夫曼(Lisa Hoffman)对大连的人才交流市场进行田野调查,集中于大学生就业和中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她发现,人才市场､素质和专业能力相互交织,构成了文明的话语,渗透到大学生的自我表达当中｡而中产阶级家庭在夫妻的职业取向上体现出了双轨制的特点｡4田野研究结束后,她转向活跃在大连的NGO组织,关注中产阶级参与慈善公益的动向,触及到中产阶级的情感需求,涉及到情感与阶层､集体人格之间的微妙渗透｡

之后,她开始把中产阶级从事慈善组织的方式对象化,转变为治理的概念,治理对象针对“不稳定阶级”｡参与慈善的中产阶级为了不让接受施舍的人感到屈辱,采取了种种有人情味的治理方式｡Lisa将个体融入社会组织中,她发现中产阶级参与的非正式组织释放了巨大的情感空间和灵活的实践策略｡5有人情味的治理,作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情感诉求与表达,正在填补政府治理的空缺,帮助政府排忧解难｡她提醒我们,社会工作也有可能是这种情感治理的推动力量｡

马丹丹在对中产阶级西餐厅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案例当中,发现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隐匿的阶级关系｡6之所以是隐匿的,是因为在中产阶级表演的背后存在的是真实的生产关系｡相较于中产阶级以表演为核心的消费文明,工人阶级的形成是隐性的线索,工人阶级管理着后台的非正式活动､语言和特殊社会关系｡

中产阶层“不可统计”的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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