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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轩喊话薛兆丰：经济学家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薛兆丰：经济学者的任务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政经社 · 公众号 · · 2020-01-31 19:56

正文

《那些为“发国难财”辩护的“经济学家”们，是时候该醒醒了》

本文作者：田轩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

来源：经济学家圈（ID：dalianpapapa）

比疫情本身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在广大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全国各方急援疫区的同时，有的人却在趁乱收割智商税。

最近，关于是否可以“发国难财”这一话题，在学术圈引发了争议。虽然学术讨论无禁区，但在当前的这个非常时刻，一些网红“经济学家”发出的声音却显得格外刺耳。

他们认为： “发国难财”是可取的，甚至还引用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为“发国难财”的人辩护。 他们表示， “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不但不该受罚，还应得到奖章。

他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重要的观点就是： “发国难财”能够让市场更有效率。 这与当年某网红“经济学家”认为“春运的时候提高票价就可以解决买票难的问题”的观点，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号说点傻话，那也不值得反驳。但这一次，为支持“发国难财”发声的，却是公众们熟悉且关注度较高的“经济学家”，实在令人忍不住叹息。

抛开第一眼的反感情绪，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发国难财”的经济学逻辑。前提是国难，不过是自然灾害还是外敌入侵，从经济学角度上看，会产生供给不足，因此就有需求得不得满足的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在此时通过价格手段调节供需关系，没毛病。然而问题出在需求类型上，国难当头，都是要命的需求，而供给侧因为各种险阻和制约迟迟供应不上来，那仅用价格手段调节真的好吗？商人能看到个体需求并通过满足个体需求获得回报，但对于社会需求则难以判断且更难获得回报了。

经济学站在个体需求的角度，对这种经济行为当然无可厚非；道德站在社会需求的角度，当然唾弃这些发国难财的商人，因为他们伤害了社会利益。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某地大水绝收，灾民遍地，粮商囤积居奇，准备高价卖粮，同时低价收购农民土地，或借出高利贷剥削农民的未来收入。生存是第一需求，需求决定价格，卖儿卖女卖老婆为求一碗粥喝有问题吗？然后民不聊生，只能造反，天下十室九空，王朝更替，昔日农夫商人均成白骨。

你看，从经济学角度，在这个例子中，粮商的行为完全遵循经济学规律，也获得了经济学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确实无可指责。但是，学过经济学101（经济学入门初级课程）的人都知道，价格只有在市场能维持运行的时候才能起到调节的作用。在“国难”来临这种极端情况下，市场已经完全失灵，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市场，价格信号失灵并已经不能起作用，只能靠政府甚至暴力机构（警察甚至军队）来维持运行。 一旦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那些“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资源有效配置”，就都变成了纸上谈兵。

况且，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受各种规律混合起来一起支配，不是只受经济学支配。正常时期的商业活动中，比如滴滴打车忙时加价，这属于合理的市场调节，无可指责。但是，“发国难财”特指重大社会危机时刻任意加价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社会约定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这个时候，只有依靠政府有形之手和社会公益力量来快速覆盖由市场失灵带来的供给缺口。

在重大社会危机面前，人的行为不是只受经济学规律支配的。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经济学，那危难时刻不记报酬、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就无法用经济学逻辑解释了。

生命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益，不属于高层次需求，这不是开豪车住豪宅，谈不上谁最需要、谁不那么需要，大家同样需要。

如果用哄抬价格来实现貌似合理的分配，结果必定是富人活下来，穷人都去死，一段时间之后，富人雇不到员工，卖不出商品，企业效益骤降，国力将被大幅削弱，真到那个时候，发国难财的商家就是历史的罪人了。

所以说， 激励商业世界的不仅仅只有利润，还有社会责任和荣誉感，以及对同类不可遏制的同情。

同理， 在分析和解释经济世界运转规律的时候，除了象牙塔里的知识，经济学家还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的能力不在为疫情提供医学分析与救助，只能用微不足道的文字唤醒一些沉睡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商家赚了黑心钱，面对大家的谴责和抨击只能受着，这是他们应得的。但为此背书的“经济学家”就错得离谱了。当然，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特殊的新年假期里，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加强防护，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少一些往来走动的喧嚣，多一些丰富心灵的高质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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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口罩合理吗？ 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 》

本文作者：董志强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教授

关于防护品该不该涨价的争论一如既往，毫不令人意外。一些人认为，卖高价口罩就是发“国难财”；另一些人认为，物以稀为贵涨价合理。有些自媒体打着经济学的虎皮高呼“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更是吸睛。

为什么“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文章引用某知名媒体学人观点，大致道理如下：

其一，即便乘人之危，那也是自由选择。如沙漠中一杯水售价一万元，那是你心甘情愿去购买的。

其二，阻止人们发国难财，会让受灾害的人处境更糟，没有高价就没有人愿向灾区供给物品。

其三，高价有利可图，才会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增加所需物品的供给。

其四，高价消除了套利空间，若没有高价，以低价获得物品的人可以私下再以高价转售获利，即催生黑市等。

文章引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话说： “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

是的，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于简单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同意上述所有观点。弗里德曼是这样的人。要是在二十年前，我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因为那时我正沉浸于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之类的书籍，对价格机制迷恋不已。但今非昔比，对人的行为了解越多，理解越深刻，我就越不能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越不能赞同简单的自由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市场领域发生，人类社会所有的关系都归结为市场交易，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将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问题，也早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但问题就在于： 人类很多的行为，不是在市场领域发生的，而是在社会规范领域发生的。 在社会规范领域，价格机制不起作用。

举两个假想的例子：

你去岳父母家吃晚饭，饭后掏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桌子上，对岳父岳母说： “这是我今晚的饭钱。 ”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你去餐馆吃饭，饭后叫来素不相识的老板，说： “你看我长得这么帅，交个朋友，这段饭钱给我免了吧。 ”你猜，会导致什么后果？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上面两个例子中你的“行为”是符合时宜的。在岳母家吃饭，你处于社会规范的情景中，不是金钱交易，也无需现金交割。而在餐馆用餐，你处于市场交易情境中，你是在购买服务，需要用价格激励对方。这两个假想的例子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适宜”行为。人们在采取行动时，需要根据所处的环境，考虑其行为的适宜性。

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应该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他写了一本被人们广为传诵的书叫《国富论》，论述自由市场的作用；但他也写了一本不那么被人们关注的书叫《道德情操论》，论述人类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道德情操论》一开篇，讲的就是行为的适宜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应该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传世巨作《经济学原理》序言中写道： “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在第一章第一节又写道： “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可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不过是从斯密、马歇尔那里拿走了半句话。如果人们将自己的行为在市场领域和社会规范领域错误归类，就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不妨假想如下场景：你的汽车在街头抛锚了，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向路人求助。

方式一： “嗨，伙计，我的汽车抛锚了，能搭把手帮我推一下吗？ ”
方式二： “嗨，伙计，我的汽车抛锚了，能搭把手帮我推一下吗？我会给你5元钱作为报酬！ ”这里，方式二和方式一的不同在于，在后面加了一句支付5元报酬的话。你认为采用哪种方式更可能让你得到路人相助呢？

我曾在不同场合就此问过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方式一更可靠。你是否也这样认为？这其实是在美国的一个街头实验，实验结果表明，方式一确实能够得到更多帮助，方式二通常会被人拒绝。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更应该被归类到社会规范领域的问题，而不宜归类到市场交易领域的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乐于助人的天性，特别是只需要非常微小的代价就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将乐施援手。但是，方式二把这一社会规范问题变成了市场交易问题，就会让人要么觉得受了侮辱（不妨想象一下你的岳母见到你掏出“饭钱”时会是什么感受），要么就进入交易核算的考量之中（我的劳动才值5元钱吗？）。

市场交易不仅难以适用于本应适用社会规范的情景，甚至市场交易本身也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简单自由主义者，自由市场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但微观经济理论大师鲁宾斯坦曾有触及灵魂的一问：有两个经济体可以选择，一个经济体是自由市场经济，一切都靠价格竞争；另一个经济体是丛林经济，一切都靠拳头（武力）大小来解决。现在，你手中有1元钱，其他每个人人手中有100元钱，你拳头和每个人的拳头一样大，请问你愿意选择进入哪个经济体呢？我不敢保证你的回答是什么，但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的回答是：宁可放弃自由价格竞争的市场经济，选择武力竞争的丛林经济。

写了这么长，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已经偏离主题十万八千里。其实不然，这长长的论述旨在说明，如果人的行为只有市场交易这一面，单纯从市场领域考虑人的行为，那么价格机制毫无问题，肺炎横行而口罩天价也极其合理；但如果人的行为不只有市场交易这一面，那么就不能单纯从市场领域考虑人的行为，所谓自由市场价格机制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口罩天价（所谓发国难财）将是不合理的。

更具体地，我针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所持的四大理由逐一批判。
其一，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 面临强盗的匕首，要钱还是要命？这不是自由选择，大家有共识。在沙漠中生命垂危，倾家荡产买下一杯水，也不是自由选择——但那些还停留在经济学1.0版的学者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也是自由选择。其实，早在20世纪初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豪斯就批判过这种所谓的“自由选择”了。他举的例子是，一个人掉下山崖无法逃生，这时你对跟他讨价还价，“你若将全部家产给我，我就给你扔根救命的绳子下来”。看起来，这是“自由交换”，实际上，不如说是赤裸裸的威胁。一个在危险中的人，除了保全自己已别无选择，他实际上没有选择空间。因此，趁人之危不是自由选择！我曾在自己的著作《行为和演化范式经济学》（第五章第三节）中引用霍布豪斯的例子对此专门论述。

其二，没有高价就没人愿向灾区供给物品，这错得离谱。 只需看一看，人们向灾区的捐赠热情，就知道这错了。事实上，我们从没有观察到，世界上任何一地发生灾害疫情之后，是靠高价格来解决物品供给问题的。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的确是价格作为信号来引导供给，价格之外也缺乏其他信号。但灾害疫情这样的情形，已经不再是正常的市场环境，在人们的心中这已经进入社会规范或者道德领域，灾情疫情就是信号，无关价格。面对灾害，政府的口号是“不惜代价”，社会的口号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们的思维都已经不再是经济计算模式。倘若有人此时喊出“趁机赚他一把”，必然被唾沫淹死。真实的“人”行为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经济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温度的真实的“人”。

其三，高价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并不全对。 价格是引导生产的信号，价高意味着旺盛的需求，故厂商开足马力生产。但价格不是唯一可以引导生产的信号，若有准确的需求信息，即便没有高价，只要能保证正常利润，厂商同样会生产。事实上，像灾害这种短期冲击，对生产的刺激是有限的——短期冲击意味着厂商并不会扩大生产规模，不过是让工人加班加点而已。让工人加班加点，会增加额外的成本，只要这部分成本得到补偿，工人加班加点就可以实现（这里，我们直接忽视了现实中观察到的一些工人为灾区疫区保障而自愿加班加点的情况）。实现这一点可能需要口罩合理涨价（以维持正常利润），但不是天价。刺激商家积极生产只需正常利润即可，而不必天价。灾害终将很快过去，灾害冲击带来的天价只会转换成企业偶然所得的利润，不会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张。

其四，高价消除了套利空间，是的，但同样会带来其他问题。 1.0版本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需求旺盛必然需要价格高涨方可阻止黑市黄牛等。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价格涨落本身是信号，这毫无疑问。但灾害疫情的冲击下，资源的配置已经不再完全取决于市场，社会规范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防护用品的供给一方面由市场力量驱动，一方面由道德和社会规范力量驱动。口罩天价只会让经济力量排挤出道德力量：人们的捐赠机会成本高了，因而捐赠意愿下降了；接受捐赠方的腐败动机提升了；投机牟利或适应预期而囤积防护品，反而让防护品更加短缺。

鼓吹“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本质上是主张极端地依赖市场来解决灾害疫情导致的物品短缺问题。这与我们的社会规范恰恰极其冲突。天价防护用品，意味着只有腰包鼓鼓的富人才能得到，难道穷人就白白等死？这多么类似鲁宾斯坦那触及灵魂的一问。当然，穷人不会白白等死，为了生存他们会选择武力抢夺——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忽视了人类在竞争中对非经济手段乃至暴力手段的运用。

社会规范本来就是为了平息人类的阴暗行动而存在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当于一个社会契约：今天你们受灾我们支援你，我们相信明天我们受灾你们也会支援我们。发“国难财”是对这种社会契约的破坏。它意味着，今天我们受灾你们趁机敲了我们一笔。但是，明天你们受灾了，咱们怎么计算？

最后，有必要说明，不可以发国难财不代表防护用品不能涨价。正如我在前面讲到，工人加班加点生产是有额外成本的，价格要补偿这一额外成本才是合理的。补偿成本带来价格上涨理所当然不应算发国难财。那么口罩这样的防护用品在疫情时期究竟怎么定价才好呢？

田轩喊话薛兆丰：经济学家应该守住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薛兆丰：经济学者的任务不是标榜个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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