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雅典监狱中一位衣衫褴褛，散发赤足，年届七旬的老人要被处决了。他镇定自若，和妻子、亲戚告别后，坐下来和几个朋友侃侃而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直到狱卒端了一杯毒药进来，他的话才就此打住，接过杯子，一饮而尽，仰面躺下静等死亡。身旁的弟子都掩面而泣，忽然他又揭开脸上的遮盖物，对他最喜欢的小徒弟说：“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说完，老人微笑着闭上双眼，平静地睡去了。这位老人就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这句话成了这位西方第一大哲学家的最后遗言。
苏格拉底（前470—前399），既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又是一位个性独特、从古至今被人褒贬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出生于伯里克利统治的雅典黄金时期，出身贫寒，父亲是石匠和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他一生研究学问，却未曾写一部著述，他的学生中最著名的是柏拉图和色诺芬，所以他的言论和思想都记录在这两位学生的著作中，如《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
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时刻的风光依靠的就是柏拉图的妙笔生花，我们今天才得以知晓。那年，柏拉图28岁，已经跟随苏格拉底10年，从事情的起因到苏格拉底被审判他都陪在老师的身边。审判那天他试图上台为老师辩护，但法官嫌他年轻把他轰了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控告的罪名是“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原告有三个人：一个是天生爱惹是生非的无名诗人美勒托；一个是无名演说家莱康；主谋是政客安尼图斯，当时很活跃，是民主政权二首领之一。
他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从来不听安尼图斯的话，这让他十分生气，他把儿子的不听话都归罪于苏格拉底。再加上他在政坛得势之后，苏格拉底曾挖苦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让儿子做皮匠了吧。”于是怀恨在心，所以蛊惑美勒托提起诉讼。看似小事，纯属个人恩怨，但安尼图斯之流的炒作，让事件越来越严重。
之所以能够炒作，是因为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三十僭主的统治取代了民主政体”。三十僭主的领导者克利提阿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他没有继承老师的思想，反而统治十分残暴。苏格拉底曾公开谴责其暴行，气得克利提阿斯不准他再接近青年，警告他说：“你小心点，不要叫我们不得不再减少羊群中的一只羊。”苏格拉底对他根本不予理睬，依旧我行我素。后来，“三十僭主”的统治被推翻了，民主派重掌政权。安尼图斯就联合莱康、美勒托诬告他与克利提阿斯关系密切，反对民主政治，用邪说毒害青年。
其实，恼恨苏格拉底，多少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情绪。当时的雅典市民思想很保守，小富即安，只盼望子承父业，安稳地度过一生。苏格拉底这样整天招一帮青年谈论哲学，还在一些公共场所谈论质疑传统的道德、宗教和生活方式的话题，让他们感到恐慌。而且听众又多是像安尼图斯的儿子这样的青年，因此，一旦有人告状，市民很容易附和。苏格拉底因此被捕入狱。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
二】
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被丝毫地亵渎，因此，他虽然有机会逃出城邦，但为了真理他毅然选择了死亡。
要逃避死刑，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按雅典的惯例，被告的妻儿可以到法庭恳求轻判，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苏格拉底和当时许多哲学家抱定独身主义不同，他有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克珊西帕为他生有一子，后来，雅典因为战争人口锐减，当局允许讨小老婆，他又娶了法官的女儿密尔多，又有了两个儿子。克珊西帕是一个漂亮泼辣的女人，苏格拉底经常被她无礼谩骂。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学术问题，互相争论的时候，克珊西帕气冲冲地跑进来，把苏格拉底大骂一顿之后，又从外面提来一桶水，猛地泼到苏格拉底身上。在场的学生们都以为苏格拉底会怒斥妻子一顿，哪知苏格拉底摸了摸浑身湿透的衣服，风趣地说：“我知道，打雷以后，必定会下大雨的。”
一次，别人问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娶这么个夫人”时，他回答说：“擅长马术的人总要挑烈马骑，骑惯了烈马，驾驭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我如果能忍受得了这样的女人的话。恐怕天下就再也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苏格拉底教诲他的学生色诺芬说：“我劝你，色诺芬，当你看到一个美人儿的时候，赶快拼命跑开。”为什么呢？他说：“‘青春美貌’的这种动物比毒蜘蛛还可怕得多！”
其实他心里明白，和他这样一个不顾家计的人过日子，当妻子的并不容易。其实，苏格拉底的生活是很贫困的，虽然很贫困，但他对自己的石匠生意却不肯多出力，反而总是天亮前起床，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面包，然后穿上长袍，披上件粗布斗篷，就出门，去商店、寺庙、朋友家、公共浴室，或者随便站在街头与人辩论。当苏格拉底打着赤脚，穿着破旧的长袍，整天游荡在醉汉、鞋匠、小贩、老妇、艺妓之间时，他的妻子却遭受着她严厉的父亲的质问：“他什么事也不做，只会耍嘴皮子，他连一双鞋都没有，就像一个叫花子。你跟他生活，就为了要在一起饿肚子吗？”美丽聪慧的妻子坚定地跟了他。妻子卖橄榄换到的可怜的钱用完了，面粉吃完了，油也吃完了。妻子抽泣着：“连奴隶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吃得再差也没有了……”所以他常常在挨骂后承认骂得有理。
他的条件完全可以让他逃避死刑，可他不让她们到庭。他不屑于为此，讽刺说：“我常见有声望的人受审时做出这种怪状，演这种可怜戏剧，他们是邦国之耻。”
要逃避死刑，另一个通常的办法是自认充分的罚款。只要金额足够大，审判员往往宁愿选择罚款而不是死刑。说到这一层，苏格拉底表示，他没有钱，或许只付得起一个银币。这是事实，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只穿一套衣服。他常去郊区城墙边的河里洗澡，也在那里洗衣服，他把衣服挂在矮树丛上，直到衣服干了才回到市区。说到鞋子，他有一双，但他终年光着脚，从未穿过它们，多年过去，鞋子完好如初。他也从不戴帽子，尽管他是光头。对吃饭也不讲究，他似乎从来不注意这些。他荒废职业，整日与人谈话，又从不收费，怎能不穷？
不过，当时在场的柏拉图、克里托等人愿为他作担保，劝他认三十个银币，实在盛情难却，他于是认了这个数。可是这个数目太小了，再加上他在法庭上的桀骜不驯，藐视法官，把审判员们有限的同情消除殆尽，最终，人们终于发现，最省事的办法不是听他的劝反省自己，而是把这个不饶人的家伙处死。
判决之后，苏格拉底作最后的发言，他说：“我缺的不是言词，而是厚颜无耻，哭哭啼啼，说你们爱听的话。你们习惯看到别人这样，但这种事不配我做。”然后，又以他特有的反讽委托判官们一件事：“我儿子长大后，如果关注钱财先于德行，没有出息而自以为有出息，请责备他们，一如我之责备你们。”最后，他平静地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三
】
苏格拉底长相丑陋，秃脑袋、大扁脸、凸眼睛、朝天鼻，还有一张很大的嘴巴，但他自己从来不为自己的长相感到自卑。他说：“实用才是美的。一般人的眼睛深陷，只能向前看，而我的眼睛可以侧目斜视；一般人的鼻孔朝下，因而只能闻到自下而上的气味，而我可以闻到整个空气中的美味；至于大嘴、厚唇，可以使我的吻比常人更加有力、接触面更大。”
他一生经历了雅典民主制度由盛到衰的过程，眼看着雅典城邦日益衰落，世风日下，十分悲痛，决心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为了保卫祖国，他三次从军作战。
在战斗中，他机智勇敢，不仅能英勇杀敌，而且能保护战友，曾两次冒死救出他的学生和战友。
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他以传授知识为生，三十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跟他学习，向他请教。而他却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苏格拉底过得和平时一样，仍然那样诲人不倦，与来探望他的年轻人从容谈论哲学，只是谈的内容围绕着死亡问题。
《斐多篇》通过当时在场的斐多之口，详细记录了他在这一天的谈话。谈话从清晨持续到黄昏，他反复论证着哲学家之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乐于赴死的道理。
在苏格拉底看来，既然死的境界无非有两种可能，或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灵魂由此界迁居彼界，则死亡就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因为死者若无知觉，如睡眠无梦。人生在世，非但平民，甚至国王，很难过得上几个堪与酣睡无梦之夜相比的日夜。因此，如若死后绵绵岁月不过一夜，实在是人生求之不得的好境界。而另一方面，死若由此界迁往彼界，则所有死者，包括诗人、英雄和哲学家，便都可以全在彼处，畅谈辩论，岂不快哉！
哲学就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训练自己在活着时就保持死的状态，所以最不怕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死无非是灵魂与肉体相脱离，而哲学所追求的正是使灵魂超脱肉体。灵魂不受肉体包括它的欲望和感觉的纠缠，在平静中生存，只用理性追求真理，它的这种状态就叫智慧。不过，活着时灵魂完全超脱肉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得不到纯粹的智慧，唯有死后才能得到。
所以，他虽然不能确知死亡本性和死亡边界，但却始终对死抱有着乐观的希望，“死可能比生更好”。
这一番论证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灵魂不死。苏格拉底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在一般人看来，天鹅的绝唱表达了临终的悲哀，苏格拉底却给了它一个诗意的解释，说它是因为预见到死后另一个世界的美好而唱出的幸福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