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分配、北漂…中国人“找工作”的40年

1983年，邹有华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教师；1984年，邹有智考进了国企；1991年，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

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80、90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

再后来，有人追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浪潮，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深漂……

 资料图：人才市场一角。韩章云 摄

接班

1983年，仅仅读了初中的邹有华，在26岁时候顶替了父亲的教师岗位。

“老大刚退伍没有工作，还要养两个小孩不容易，你现在读大学(实际是技术学院)，将来有更好的路子。”父亲苦口婆心，劝邹有智别往心里去。

父亲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前一年退休，就是为了让邹有华的工作有着落，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

顶替，也叫接班。1956年1月14日，原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即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

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彻底废除，邹有华赶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车。

“坐上车”的邹有华文化程度不高，又当上了老师，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质矛盾的集中表现。虽然能领上工资，邹有华在学校却跟不上教学节奏，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工作。

1984年，在大哥邹有华迷茫的那段时间，当时19岁的邹有智在学校遇上了一家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就职批准。

“那一年刚定了亲，家里掏了不少钱(条件困难)，自己根本无心学习，所以学没上完，就去单位报到了。”邹有智通过招工考试找到了这份月薪37元的工作。

资料图：长三角地区高校本硕博毕业生、社会人才等在对接会现场咨询招聘信息。　鲁毅 摄

分配

1984年，中国恢复高考第8年，廖萍一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她真切地体会了“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医师。

毕业后，廖萍和男友通过“统招”分配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廖萍选择了医院，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有学者表示：“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

1989年，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3年学成后通过定向分配，到了离家50公里的镇上当小学老师，一个月工资68元，彼时大哥邹有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6年之久，工资是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

与此同时，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招分配形式，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

1999年以后，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根据当时的要求，小学教师评级、退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邹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1996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但直到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

资料图：2018年广西中高级人才交流大会现场。　黄艳梅 摄

下海

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考试找工作、分配找工作，还有一批人快速接触到“开放”的信息，开始了创业之旅，当时称为“下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廖萍的大哥廖健平听说蜂窝煤生意很挣钱，就自掏腰包去城里学了蜂窝煤技术，在乡下做起了蜂窝煤生意。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农村的取暖、做饭主要靠火炉燃烧煤块，由于煤炭储存和生产的季节性，到了夏天就换成了烧柴，“但柴火得一直加，很麻烦。”

廖健平将煤渣、黄土、水和煤块混合，打成蜂窝的形状，卖到农村，价格便宜不说，还方便许多。

“1块钱一堆的煤渣通过技术加工之后做成蜂窝煤，价格翻了10倍！”廖健平因为蜂窝煤生意成了镇上第一个“万元户”。

1990年，廖萍的二哥廖建军用家里资助的几千块做起始资金，干起了肥料供应商。不过他的生意模式和当时“开门店等人上门买东西”的模式不同，他是“送货上门”。

廖建军还有一个商业小秘密，在资金充足之后，他会在淡季的时候去肥料厂囤货，在农忙的时候卖出去。本身送货上门就有优势，加上淡旺季肥料的差价，廖建军的生意如火如荼。

资料图：人才市场里的求职者。　韩章云　摄

北漂

2010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100万人竞争１.５万余岗位。邹有智的女儿邹莹莹是参考大军中的一员。

在此期间，她同时还报考了县城几家银行、电视台招聘，只不过，都无疾而终。

“望子成龙最好是当公务员，望女成凤最佳是进事业单位。”那几年，在家长的眼中，无论公务员、事业单位中的哪一个，都代表着一只“铁饭碗”。

2010年邹莹莹公务员考试又一次落榜。

“要不再试试隔壁县的教师岗位？”教师，是家人们最后的底线。

2011年，邹莹莹一共跑了近40场考试，最终考上了临县一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教师的岗位。至此，邹莹莹解脱了，家人们也松了一口气。

资料图：公务员考试临近，天津一家公务员培训班里“人满为患”。　张道正 摄

2014年，邹莹莹的表妹吴筱大学毕业，“这孩子不听话，安排好的路不愿意走，非要出去活受罪。”

父母说的“活受罪”，指的是吴筱放弃了当地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岗位，非要去深圳“见世面”，做一个水土不服的“深漂”。

“我一生下来就在以家为中心的方圆几十公里转悠，从小学到大学，连最后找工作都在离家两站公交站的地方。”吴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但绝不是父母安排的这样。

2015年刚过完年，吴筱就收拾了行李，和朋友一起到深圳一家创业公司上班，在这里她见识到了“996”的工作模式，体验了自力更生的无助，也真正明白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道理。

过去3年，吴筱在深圳一家报社做过调查记者，去过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过品牌策划，现在她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公关，成为“北漂”。吴筱目前正在准备明年去香港进修的事情，“算是充实自己，也算是给这几年一直忙碌的自己放个假。”

1978年离现在的我们相去甚远，但改革开放的影响始终如影相随。从接班、招工考试、分配工作到自主就业，年轻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从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演变到对自由、梦想的追求。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延伸阅读一：

90后大学生就业观念调查

本文刊于《瞭望》2018年第5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燕 张康喆

2018年校园招聘正如火如荼进行时，清华大学2018届硕士研究生李锋显得格外淡定。原来他早已与苏州一家智能科技初创公司签约，成为该公司的一名90后合伙人。

因为对技术研发兴趣浓厚，在校期间李锋曾到师兄成立的智能科技初创公司实习，行业的发展前景、公司的价值理念和自由平等的工作氛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对他而言，找到一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并不难，但他还是选择离开北京，去寻找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今已是求职群体主体的90后大学生的择业观念正在悄然变化。

• 从企业性质来看，他们对体制内单位的青睐程度有所下降，就业选择愈发多元；

• 从地域分布来看，他们开始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分流，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分流；

• 从择业影响因素来看，个人兴趣和企业文化氛围得到更大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20万人，就业创业工作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建议，在充分了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变化的基础上，从高校、社会、政府等多方发力，更好解决大学生就业中的新问题新矛盾，以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求职不再独求“稳定”】

无论是2017年走红网络的清华大学游戏主播石悦，还是卖米粉的北京大学90后法学硕士张天一，越来越多90后大学生求职时“不走寻常路”，“稳定”不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因素。

北京一所高校2017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该校2017届毕业生进入国有企业、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数仅占32%，而进入民营企业或个体企业的占43%，进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的占23%。

该校新闻学院辅导员孙玉认为，现在很多大学生不是很在意体制内外的区别，而“实现自我价值”“发展空间”“更平等的沟通氛围”等因素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

“受父母一代的影响，正式、编制、平台、户口是我找工作时的主要考虑因素。”2001年参加工作的70后陈先生说，他们那一代人往往觉得，体制内工作才是“正式”工作，游戏主播、卖米粉只能算打零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苏中兴认为，过去，70后、80后毕业生求职倾向于稳定有保障、福利待遇好的国企、央企或事业单位等，但随着市场经济、互联网及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显示出强大活力。无论是薪酬待遇，还是文化和管理机制建设等方面，民企对90后大学生都更有吸引力。

除了就业选择、求职方向越来越多元外，90后大学生在工作地域选择上也不再局限于一线城市。例如，近几年京内毕业生留京意愿已经明显下降。“北京生活压力太大，工作节奏太快，这不是我理想的生活，在长沙生活的幸福感更高一些。”中国传媒大学2018届本科生肖宇杰毕业选择回家乡长沙，成为一家民企的新媒体“小编”。

在苏中兴看来，高校毕业生向二三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分流，一方面是越来越多大学生考虑到未来的生活成本，认为一线城市生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受到近些年国家一系列基层就业优惠政策的激励，再加上一些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并相继出台人才优惠政策，越来越多毕业生选择到中西部或家乡所在省的省会城市等地区就业。

落户降门槛、买房有补贴、创业给政策……2017年以来，武汉、长沙、成都、西安等十多个城市，先后出台力度强劲的人才吸引政策，被舆论称为新一轮“抢人大战”。

“苏州在科技创新创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我们公司就享受到房租减免、免费宣传、项目合作等福利。这是我选择毕业离开北京、来这里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李锋说。

【别让“慢就业”成为“懒就业”】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有一个新特点，那就是“慢就业”。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看来，所谓“慢就业”，是指大学生毕业后不着急工作或读书深造，而是选择游学、支教、在家陪伴父母、创业考察等来慢慢考虑和安排人生道路。

苏中兴认为，无论是选择自由职业，还是选择“间隔年”，高校毕业生“慢就业”，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少家庭经济压力小，孩子没有迫切的就业需要。另一方面，大学生本来就处于探索人生价值的阶段，而社会价值观和评价体系越来越多元化，青年人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受访专家表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学生毕业后停一停，想清楚再就业，无可厚非。但需要警惕的是，别把“慢就业”当成“懒就业”的借口。

工作和设想有差距，不想干；符合预期的，自己的能力又够不着。于是，有的高校毕业生宁愿当“啃老族”，也不愿“降格以求”……如此“懒就业”成为当下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缩影。

参加工作两年多，中南大学2016届本科生罗倩（化名）已经换了三份工作。“毕业时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就随大流签了一家磷矿公司。”罗倩说，入职后发现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内容和性质也跟自己的预期完全不同，她不到半年就辞职了。后来，罗倩来到一家广告创意公司，因加班多、应酬多，再次跳槽到一家事业单位，但嫌工资低，又去了某房地产公司。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像罗倩这样的90后高校毕业生不在少数。苏中兴认为，求职前准备不足，缺少清晰的职业规划，不具备胜任工作所需的能力素质，和求职后再学习不足，不能适应岗位和自身长远发展，是当前大学生就业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

“尽管当前90后大学生就业观有所转变，就业方式更加多元，但很多人择业时仍然处于迷茫状态，甚至就业后短期内频繁跳槽，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求职者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对自身人生价值没有深入思考。”苏中兴说。

此外，当前一些高校毕业生还存在盲目创业、跟风创业情况。在苏海南看来，这其实也是职业规划不清晰的体现。“大学生创业，不仅要有创业的意愿，还要具备创业的能力和条件，然后再去选择适合自己又符合市场需求的领域努力开拓。”苏海南说。　

【多方合力促更高质量就业】

针对90后大学生就业的新特点新问题，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制定清晰的职业发展规划、培养良好的职业学习习惯是关键。此外，大学生在求职前，不仅要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更要培养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合理调整期待，切不可眼高手低、好高骛远。

多位大学毕业已就业的“过来人”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去参加招聘时才发现，学校的知识更新速度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很多知识和技能其实我们并不具备。”“希望学校能提高就业服务水平，为大学生提供更细致、具体的就业指导，比如定期心理辅导、一对一帮助制定职业规划等。”……

“当前技术变革和知识更新换代速度很快，有的用人单位感到毕业生到了企业后，在校所学知识不能直接上岗发挥作用。”苏中兴说，从高校角度出发，除了要抓好毕业生就业服务相关工作外，更应注重开发学生的就业“软技能”，例如思考能力、行动能力、合作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等。

另外，高校应结合市场需求，适度调整专业结构，加强与用人单位的交流合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

受访专家表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科学完善的政策措施是根本保证。“政府可主要从就业、创业和基层三方面政策发力。”苏海南说，此三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策系统：其中最主要的，是把大学生就业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其次要继续完善和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为有意愿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更多扶持。

作为补充，政府还应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到二三线城市创业。这些地区也应做好对接工作，“以中西部地区为例，应主动利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符合人才发展的待遇福利，想方设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苏海南说。

此外，政府还应主导完善公共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和媒介渠道，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的就业信息交互平台，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加及时、有效的引导和帮助。

延伸阅读二：

“人才红利”时间到，大学生找工作更容易了？

来源：《光明日报》10月6日（《从“就业难”到”香饽饽“，大学生突然抢手原因何在》）

近年来，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逐年增加，“就业难”之呼不绝于耳。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795万人，比2016年又多出30万人。没想到，就在这一年，落户口、发补助、买房优惠、个税减免……全国多个城市向大学毕业生抛出了政策大礼包，畅快改写了以往“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尴尬局面。这场新型人才争夺战的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变化？

不难发现，与以往对院士、国家千人、国家万人、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等高端人才的争夺不同，这轮“抢人大战”的显著特点是大家都想抢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这轮“抢人大战”，也畅快改写了以往常年上演的“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尴尬局面。仿佛一夜之间，大学生就从“就业难”变成了“香饽饽”。这场新型人才争夺战的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变化？

“多个城市开启抢大学毕业生的‘抢人大战’，这其实直接体现了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标志着城市步入高维竞争阶段，已经超越单纯的技术、资源和市场竞争，日益演变为人才资源竞争。”武汉工程大学人才资源开发研究所所长桂昭明这样认为。

“在快速崛起的中国，过去‘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折射了我们发展方式的简单粗放，在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的阶段，的确不需要太多大学毕业生。”中国人事科学院原院长吴江指出，“对大学生的需求，说明了我们的经济转型升级初见成效，‘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智造’转变，对劳动者的素质自然要有更高要求，也预示着中国已开始从‘人口红利’要效益，转向从‘人才红利’要效益，高学历、高收入、高技术等将成为就业市场的主流趋势。”

教育改革的成果显著

“大学生是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正常的。”吴江说，“这说明了发展的质量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这三者结合起来，成果必然会集中体现在大学毕业生身上。”吴江说，在人工智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我们必然要迎来一个机器换人的时代。但要看到，机器所替换的是一般劳动力，随之而来的是对创造机器、制造机器、操纵机器的人的需求。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智能型的劳动力。而且，智能制造带来的效率提高，将创造更多的周边工作岗位。总之，人工智能时代，对高素质的人需求量会越来越大，而这些人的主体就是大学毕业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修订人才培养标准、改革教学育人机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创业实践训练、构建创业帮扶体系，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河海大学文天学院院长赵永乐表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提升，知识结构日益贴近市场需求，各地对大学生的渴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家教育改革的成效，这一点我们要承认。”

“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的威胁不是‘人数’的威胁，而是‘人的素质’的威胁。”吴江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到2020年大学生在全国劳动力占比要从2010年的10%提高到20%。即使完成了这个目标，我们离发达国家的下限——40%也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大学毕业生绝对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相信对大学生的争夺只是刚刚开始，未来的人才争夺战只能更加激烈。”

“OFO”小黄车是近两年迅速为公众熟知的共享单车企业。2017年3月，“OFO”宣布完成4.5亿美元的D轮融资。此时，这个年轻的公司创立才3年，公司的“90后”创始人兼CEO戴威走出北大校园才一年多。

今天，越来越多青年人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力军，给所在城市带来巨大的就业与税收。

“过去，很多城市把大学生当作外来人口，希望用各种条件限制涌入的人数。随着人口红利的减退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地终于意识到，大学生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吴江强调，像马云、马化腾、丁磊等人，在创业之初也都不是什么院士、海归，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普惠度高的人才政策才能惠及到未来的“马云、马化腾和丁磊”。

“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是危险的。只有人口净流入的城市经济才会持续繁荣，各种资产价格才会坚挺，才会有更多的税收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支出。”桂昭明指出，年轻人处于生产创新能力最高的阶段，所创造的财富一般要多于消费，所缴纳的税收也往往多于所享用的公共服务。“高学历年轻人将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他说，“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高学历年轻人的城市，才是未来之星。”

的确，一个城市，人口越多，人口结构越年轻，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越强大。“城市针对大学毕业生的‘抢人大战’，其实是在为自己搭建持续繁荣的基石。”吴江说，“抢到高素质的年轻人，也就抢到了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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