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1年9月25日）我所讲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回顾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而见出东西方文明思维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路数，西方文明从自然哲学逐渐转入自然科学，而中国文明则没有这种鲜明的转化，而是不断深化自己的形而上学。因而西方文明产生了逻辑主义，即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逻辑的，而中国文明产生了“天人合一”论，即认为宇宙本质上乃是生命体-精神者。——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将论述究竟哪种世界观是合乎理性的，究竟是西方的逻辑主义世界观合理还是中国的“天人合一”世界观合理。
第一部分：从文明交流看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发展路数
我现在就首先论述第一部分，从人类文明的三次大规模交流看东西方文明之不同的思维路数。即西方文明——或者说地中海文明圈——在其文明内部的不断交流中产生出了逻辑主义，而中国文明一直在深化自己的形而上学，认为“天人合一”是世界的本质。
人类文明固然来自于无数个体的创造，更依赖于文明的交流与传播。人类在自己的进化历史中无论是掌握用火的方法还是石器工具的制造都是个体的发明传播到群体、又从群体传播到更大群体。然而地理的阻隔是刚性的，所以才有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在人类将自己的个体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历史中，语言与风俗的分化都来自于这种阻隔，海洋与山脉曾经是阻断文明传播的天然屏障；当然这种阻隔力随着文明的发展日益变得微弱。
文明的历史一般定义为是——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从人类的进化历史来看，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前，语言已经相当成熟，从语言而生发出文字，这需要一种稳定而安宁的生存环境。汉语“文明”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易经》中。《易经》其中有一句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字面的意思是，看见龙飞腾在田野，天下因之明亮了。“文明”就是“文”使人类的心灵明亮，万物都有各自的名字，人们的行为以词语描述，人的心灵就豁亮了。“见龙在田”实际上是指“见”自由精神在“田”，或者说，“田”本身的存在表明有自由精神存在。何以故？蛮荒的土地其蛮荒就在于没有田野，田野——这在农业时代最普通的存在——实际上标志了人类心灵达到了安宁与秩序，因为田野本身的秩序所反映的是人类心灵的宁静与秩序。如果人们不理解四季的循环则不可能有耕作，如果对空间秩序缺乏理解则不可能有田野中农作物行列的秩序，所以“田”代表了人类精神达到了之前狩猎采集时代所没有的高度，表明人类的心灵获得了自由，懂得秩序才有自由，自由是对狂暴任性的超越。《易经》的作者一般以为是伏羲、文王，后经过孔子整理，“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表明了《易经》作者对人类文明发生的天才领悟，即农业乃是人类文明发生的契机。作物的播种的疏密、播种与收割的时机——这里所反映的人类对空间秩序与时间秩序的理解只有在与动物的对比中才会显得神奇。即使现代，当我们在没有受到现代性侵扰的乡村看到耕种的景象——耕牛缓慢地在大地上行走、而农夫扶犁跟在耕牛身后，我们就能感受到时间即刻变得缓慢，我们在城市生活中那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而有了天人的玄思。农业社会是平静而祥和的境界，在此境界中，人类精神开始了对宇宙与自我的沉思。相比之下，之前的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心灵难以宁静，狩猎时人要发挥自己的勇敢，而勇敢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野蛮；虽然我们并不否定野蛮对文明的促进作用。
所以人类的古国文明都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之能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大河与平原，故古国文明都是大河文明。比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文明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所哺育，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所哺育，而古印度文明乃恒河、印度河所哺育，中国文明是黄河与长江所哺育。只有人类大河文明即农业文明充分发展才可能有贸易，而贸易的发达得益于海洋。所以海洋文明是在农业文明之后，较为突出的如古希腊文明。此外还有游牧文明，如草原上的诸民族，他们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是它对农耕文明的侵略，这种侵略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须知战争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的传播方式。
总结既往历史，人类文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交流，由于文明的交流总是强势文明起主导地位，因此文明交流又可看做是文明的传播。这三次大规模文明传播分别是：文字的传播、宗教的传播、科学的传播。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前两次分别在东方与西方发生，我们把地中海文明圈看做广义的西方，而东方则主要指中国与印度。只有第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才发生在东西方之间（如果以狭义的东西方划分，如欧洲中心论——将欧洲以外的地区划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则三次大规模交流都是发生在东西方之间）。
首先看第一次大规模文明交流，即文字的传播。最早发明文字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苏美尔人，早在约公元前三千年，他们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就已经很发达了，这种文字到了上世纪初才被发现，后来逐渐被现代人破译，刻在泥板上的苏美尔楔形文字——其中所记录的一首名叫《吉尔伽美什》的长诗中，有关于大洪水的记录，它远比《圣经》的记录为早，研究者认为《圣经》早期编纂者很可能受了苏美尔人文化的影响。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影响表现在，阿卡得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都曾使用楔形文字。与苏美尔文明几乎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其所创造的象形文字是独立发展的。埃及文明通过影响古希腊文明而深刻影响了欧洲文明史，现代的欧洲语文其源头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初影响了闪米特人，闪米特人根据埃及象形文字发明了闪米特字母，后来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十三世纪改造闪米特字母而形成了腓尼基字母，腓尼基人将他们的字母传到了古希腊，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形成了希腊字母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后来古希腊文滋生的拉丁文和斯拉夫文就分化为现代欧洲的各种语文。所以第一次大规模文明的传播——即文字的传播——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二次文明传播为宗教的传播。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分别是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儒家哲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的作用，也在亚洲地区发生了深远影响。论到欧洲文明，基督宗教的影响最为深远。在中东地区，如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兴起了一个独特的民族——犹太民族，说它独特是因为很少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那样保持自己种族的独特性，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其他民族同化，以色列民族其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神教、反对偶像崇拜，正是犹太民族兴起的宗教最终传播到欧洲而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教宗。上帝何以将“上帝”观念初植于以色列民族的心灵？以色列民族弱小而长期寄人篱下，弱小民族渴望正义，故需一个强大的神明。不难发现，在古希腊的多神教中，神明还有明显的神话时代的色彩，当古希腊城邦政治兴起，人们更多地相信投票而不是祈求神明。而以色列民族的一神教则深入到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处。在《圣经·创世纪》中还有明显的神话痕迹，但之后从《圣经·出埃及记》开始所记录的主要是上帝引导以色列人的历史。而到了公元一世纪耶稣诞生时，耶稣对上帝的理解超越了其他地区。耶稣说，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他宣扬打右脸给左脸的忍让精神，这是全新的东西，是古希腊的多神崇拜中所没有的意义，比古罗马的朱庇特神的外在性当然是更合乎人性的宗教。所以在耶稣死后，耶稣的信徒传播耶稣的领悟到罗马，开启了欧洲文明的新篇章，以至于我们今日说欧洲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
犹太教与基督教虽然使用同一本《圣经》，但基督宗教在欧洲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当阿拉伯人保留的希腊经典被重新翻译为欧洲语文的时候，“两希”（希伯来与希腊）文明的相遇使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当然不仅是文学艺术，更主要的是古希腊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因此自然科学得以快速发展，产生了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发达的科学文明。何以唯基督教与希腊文明结合能产生科学文明？简要地说，希腊人思维的逻辑理性与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崇拜使欧洲人坚信世界的本质上乃是一种统一性的，对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开始的时候倾向于“心灵逻辑”即“逻各斯”，然而逐渐发生转换，而认为统一性就是逻辑斯蒂。这种从逻各斯到逻辑斯蒂的转化单靠希腊文明自身能否实现？我们设想假如希腊文明没有中断也未尝不可能，但历史是无法假设的，真实的历史是，希腊文明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逐渐衰微，最终终结；不过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单靠希伯来人缘起的一神教似乎不可能发生科学文明。而历史的真实选择是让希伯来与希腊文明发生历史性交会的形式发生科学文明，这其中的“希腊文明”不是现实的、生存中的文明，而是文明的遗产，即古希腊的著作被重新阅读理解，所以文艺复兴运动只能发生在地中海文明圈这个文明能发生频繁交流的地区。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大河文明早早地实现了统一性，难于发生异质文明，也就不可能发生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如前所论，古希腊文明不是飞来峰，她受了古埃及文明的极大影响，文字的传播固然是一种交流工具的传播，本质上乃是思维方式的传播，字母文字记录声音，这使意识流能迅速地转化为文字记录（文本），文字与语言发声的一致性使文本被读者阅读后又迅速激发新的意识流，所以字母文字比中国的象形文字能更早地散文化，而散文化的文字能更精确地表达意义；中国的象形文字作为视觉文字则走向艺术化-诗化。这种微妙的区别导致思维方式的转化，字母化文字逐渐从对世界的宏观整体领悟转化为对世界的细枝末节的分析，而诗意化的象形文字是将对世界整体的领悟不断升华。当然东西方之间这种因文字发展的不同导致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近代又成为异质文明之间发生大规模文明交流的内因。
正是两希文明的交会所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才使古典科学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成就——牛顿力学，科学思维的活跃最终导致了从古典转入现代，其转折点是——十八世纪蒸汽动力原理的发现所引发的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前发展，就像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必须要爆发一样，欧洲科学文明发展到工业革命时代必然要向世界扩张。这就是第三次大规模文明交流，即科学文明的传播。
与地中海文明圈之广义西方文明的前两次大规模交流相对应，在东方也发生了同样的两次文明交流：文字与宗教的传播。如中国的象形文字扩展到了更广远的地区，中国文明本身如此博大就是这种传播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学习使用汉字，他实际上就皈依了中国文明，这显现出中国文明的寛博，犹太人以割礼的方式将自己与其他民族严格区别开来，但中国文明则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汉字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愿意接纳一切人。除了中国文明共同体之外，汉字还传播到了亚洲的广大地区，日本、越南、朝鲜都大量引进中国文字元素。至于宗教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蔓延到中国周边国家；在印度则是佛教蔓延到中国乃至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此外在邻近耶路撒冷的东南部（麦加、麦地那）于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猛然兴起了世界性的第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信徒们（穆斯林）同时是战士，他们以极大的能量膨胀开来涌向世界各地，一时间所向披靡，形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但他们又转眼间烟消云散，退回自己的老家，不过至今世界各地还散落着伊斯兰教的残迹。
在宗教的传播——同时是宗教的发展中，我们同样能见出东方文明（中国与印度）与西方文明（地中海文明圈）的思维方式发展的不同。西方文明历史上有过频繁的宗教战争，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基督教教会对异教徒的迫害，都显现出西方人追求“精确”意义的思维路数，如果真理只有一个，那么异端就必须被消灭，这种宗教极端主义其实就是原始的“科学精神”。而东方中国则没有这种宗教极端主义，中国人并非不相信形而上世界的真实性，但他们对于人类自身能否企及最高神明抱着怀疑主义态度，这就使他们对一切宗教信仰采取听之任之而内心将信将疑的态度，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悠游于各种宗教信仰毫无心理顾忌，所以儒释道最终走向融合。这种不究竟精确意义的现象使宗教世界观难于走向对具体世界的理解，即科学思维不能得到发达。
我们看，在东西方文明之间，虽然有中国的丝绸之路将中国与欧洲连接起来，古罗马贵族早就穿着中国的丝绸，虽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公元前326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即远征东方到达印度，但在前两次人类文明大规模交流前，最具东方性的中国与印度相对于地中海文明圈的西方是独立发展的。直等到欧洲科学文明超越于其他文明而借助工业革命的力量迅速扩张，东西方文明之间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会，即西方科学向东方的传播。
科学在向东方传播中，就中国人近代而言，在接受西方科技文明的过程中伴随着屈辱和痛苦。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前，中国传统的冷兵器不堪一击，两次鸦片战争战败，从而割地赔款，中国人因此逐渐丧失了中华帝国乃天朝上国的世界中心的骄傲，虽然在清末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心理已经发生了大变化，先前的自傲已经转化为自卑，对西方科学文明从蔑视转化为崇拜，这两种心理并行就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我们虽然也能看到一些五四时期的人士对东西方文明之区分的理性分析，其中不乏深刻精辟者，但五四时期引导社会风气的往往是偏激情绪，如谩骂中国文字，侮辱中国玄学，诋毁中医，成为舆论主流。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科学不发达所应当遭受的反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东西方文明激烈交会之际，中国人似乎丧失了他们一贯的从容和秉持的中庸之道，看问题变得十分偏激。在《鲁宾逊漂流记》中，那个后来被叫做“星期五”的野人看到鲁滨逊的枪在一声巨响后将一个野人打死，而似乎并无实际物质接触，他便以为枪具有一种魔力，于是“星期五”对枪支便产生了一种崇拜感。当人们看到一种事物力量十分强大，而对于该种事物又一无所知，就容易产生崇拜感，中国五四时期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与“星期五”对枪支的崇拜具有相似之处。
总结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二者的不同发展路数，中国发达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即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而西方从形而上学逐渐转向自然科学。中国当然也不乏自然科学，而西方也不乏形而上学，但就总体而论，中国的自然科学未达到西方自然科学的深度，而西方形而上学未达到中国有机自然主义哲学的高度，这种状况是由中西方人的不同的思维发展决定的。我们看，中国早期的逻辑思想即先秦时期的名家的分析思维在先秦后逐渐衰微，到了盛唐时期，又有一次发展逻辑思维的机会——佛家的因明学传入中土，但同样是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西方人从“逻各斯”逐渐过渡到“逻辑斯蒂”，即从形而上学过渡到了自然科学。
先秦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道法农兵之外，名家所研究的就是今日所谓逻辑学的内容，“白马非马”、“离坚白”都是名家提出的命题。以今日逻辑学分析，“马”作为“动物”集合的子集又是更细化集合的母集，马以颜色分为白马、黑马、黄马等。“白马非马”即意味着“马”与“白马”之间集合层级的不同，故不能有“白马”是“马”的判断。同样，坚白是石头的属性，但这属性并非联属，坚不意味着白，白不意味着坚，“离坚白”就是将二属性从石头属性中分别出来。我们看先秦名家的逻辑学认识是深刻的，但此种逻辑学认识在先秦以后并没有得到发展深化。到了汉唐时期，佛教典籍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土，中国出现了一个翻译佛经的浪潮。我们知道唐代有一位高僧玄奘法师，他曾经到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学习佛法并取回了大量佛教经典，并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支持下领导一个僧团系统地翻译佛经，他所翻译的经典大多属于法相唯识宗。这个宗派注重于对人类意识的分析，可称之为“佛教分析哲学”，如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瑜伽十地论》就对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等八识进行分离式分析，这种分析与中国人注重整体感悟的思维方式显然有所区别。一旦对认识进行分析就必然会导致争论，甚至遭到“外道”攻击，为了反驳攻击，佛家就需要掌握分析与辩论的方法，于是佛教分析哲学就发展出一个分支——因明学，也就是“佛教逻辑哲学”，我们知道玄奘法师的弟子窥基就特别注重于佛教因明学研究，对印度因明学著作做了深入的注疏，如他著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六卷。应该说，因明学逻辑与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有所不同，因为心灵对自身规则的研究总体上依然属于形而上学——可名之曰“主观逻辑”，而西方逻辑学则是从对世界时空结构的研究发展而来，即从几何学、物理学发展而来，可名之曰“客观逻辑”。但法相唯识宗及其因明学毕竟有丰富的逻辑学资源，具有从主观逻辑发展到客观逻辑的可能性——所谓客观逻辑本来就是上帝心灵的主观逻辑，因为世界历史不过就是上帝的意识流，与人类自身的思维具有同一性。但中国人似乎天性不喜分析哲学，因此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法相唯识宗经典千年以来寥落沉寂；而与之对照的是，注重整体感悟的禅宗则得到广泛弘扬。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直觉、诗性思维得以张扬，而逻辑思维无法得到深化，其自然科学也就难于超越经验而达到系统性的数理逻辑。
而西方人的思维路数则与中国人明显区分，概括地说，就是西方经历了一个从“逻各斯”（Logos）到“逻辑斯蒂”（Logic）的发展。“逻各斯”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意指世界的内在理性，斯多各派发展了这一概念为神的理性，而基督教则以此概念命意——神的思维。可见西方人对于逻各斯的命意与中国先秦哲人对于“天道”的命意十分接近，都是表达最高精神存在者的思维。然而，西方人逐渐地将这个最高精神者的思维命意转化为数理逻辑的命意，是为逻辑斯蒂成为自然科学的“灵魂”。
我们知道古希腊城邦文明——其中最伟大的城邦国家是雅典——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逐渐衰微，等到罗马帝国崛起而希腊城邦毁灭，希腊人还以奴隶的身份作罗马人的老师，罗马人一般不屑于从事雕塑、绘画、诗歌等艺术活动，而愿意委派给希腊奴隶去做，但希腊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从此中断了。罗马帝国接近衰亡的时候，基督宗教逐渐深入人心。到了中世纪后期，古希腊的哲学、科学著作从阿拉伯文字翻译为欧洲语文，两希文明发生交会，由此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兴起的是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基督宗教非如早期那样是古典文化的毁坏者，而成为古典文化复兴并深化古典精神的一个必要基础。
在古希腊人就有一种重逻辑思维的倾向，这种逻辑思维的成果直接表达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而毕达哥拉斯主义则强调数的本原性，认为宇宙旋律乃数学谱写，这种数本原论——自然之书乃数学写就——还是一种理念论。到了文艺复兴运动，逻各斯的神秘性即宇宙的灵魂逻辑性逐渐暗淡，而寻求世界内部数学逻辑的兴趣不断提升。这里西方人的思维实际上悄然发生了转化，而科学定律的不断发现加快了这种从逻各斯到逻辑的转化，牛顿力学的发现使“自然之书为数学写就”的理念论变成了写在纸上的公式、定理，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然之书就是以牛顿的力学方程写就的。
牛顿力学以严密的数学逻辑描述世界，这加深了人们的逻辑主义倾向。“逻辑主义”在近代西方逻辑学发展中有其特定意义，即数学可以表达为逻辑，因此属于逻辑；而我这里所谓“逻辑主义”是用来指称那相信世界之本质是数学-逻辑的认识。逻辑主义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拉普拉斯主义，拉普拉斯将牛顿力学看作是对世界的本质发现，即如果人能知道世界目前运动的全部参数，那么无论是任意遥远的过去或任意遥远的未来都可以通过牛顿力学计算出来，相信这种认识的人被称为拉普拉斯主义者。
近代中国人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前，其心理从自尊转化到自卑——与之平行的是从对西方科学从蔑视转向崇拜，在此过程中，由于他们对科学结构的理解还不能以逻辑主义的语言表达，因而他们并不能像拉普拉斯那样明确提出科学决定论的拉普拉斯主义，但他们恐怕大多是潜在的拉普拉斯主义者。这也就是何以当中国人从苏俄那里耳闻有人宣称发现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科学规律之后而信以为真的原因，我们知道这种轻信给中国近现代历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部分：“天人合一”与逻辑主义——哪种是合理的世界观
就写近代中国历史或思想史的书籍而论，他们总结中国人认识到科学文明的价值、同时认识到中国人自身的科学不发达，寻求到了所谓人类社会历史普遍规律云云，如此便算到了头——认识达到了高峰顶点；即使那些主张不能放弃中国传统思想的人，看他们所讲的道理，那意思不过是说——如儒家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很不错的古董，要说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承认敌不过自然科学。到了近几年，我看几位颇有名望的老先生所讲的“天人合一”，除了罗列古人关于此论的只言片语，便是讲“天人合一”的实用性——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好处，如对保护自然环境有利；至于宇宙何以是生命体，宇宙历史何以显示出目的性因而显现出精神性，远远没有达到宋明理学的太极图说与陆王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唯心主义高度。这是由于他们受近现代唯物主义毒化太深，唯恐被人指责为唯心主义，认为科学、唯物主义代表了正确，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代表了错误；而我们说，恰恰相反。我在我许多著作中都已经说明，对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来说，若不从“心”的方向理解是无法贯通的。所以审视中国现代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发现其远远达不到挑战西方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高度。
我今日所讲就进入了第二部分，即我们下面要论述的问题是：就对世界的看法即从世界观的意义上来说，究竟是中国的天人合一论正确还是科学世界观即逻辑主义的世界观正确？
我要首先表达我的观点，就世界观而论，科学主义-逻辑主义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在座的各位或许以为此判断未免大言欺人，科学可以验证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而天人合一何以验证！“天人合一”——那只不过是一种近似动听的诗歌罢了。现在我就论说我何以说明科学世界观的错误、而天人合一世界观的正确。正确与错误——这两个词语本来是知识判断中才有的，而我用来判定世界观，这里的用词也不能免俗，所谓正确就是更合理的意思，所谓错误就是不合理、无法贯通宇宙历史的意思。这是一个综合理性意义上的判断，而不是一个单纯思辨理性意义上的判断。
正像一个拳击运动员把一个哲学家打倒在地只能说明拳击手的力气大于哲学家，而并不能说明拳击手的哲学高明于哲学家的哲学。以此比喻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前的遭遇，近代中国古典文明在西方科技文明前遭受了劫难，此并不说明中国哲学低级于西方科学主义世界观。
中国“天人合一”哲学认为“天”是一个“大人”、而“人”是一个微缩的“天”，“天人合一”也就意味着“天”具有人性、人具有天性，天-宇宙是一个生命体，而生命体就有其精神，因此宇宙整体是生命体。可是，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却看不到人性，人性就是自由，自由当然不是紊乱，而是意志支配的秩序性运动，因此人性就是意志自由。我们作为意志者能从自我与他人行为中体会意志自由，但在坐标系上却无法标志意志。物理学所关心的是可重复检验的东西，即具有必然性的运动，如果存在物运动像人一样犹豫不决，物体之间像人类个体之间那样或真诚相处、或阴谋诡计，那么物理学将如社会学那样不可能有定律可言。世界究竟是如中国古典哲学所理解的是人性的、还是如西方自然科学所理解的世界是逻辑斯蒂的——我认为此问题是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一个最关键和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形式逻辑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不矛盾律，在一个逻辑系统中一个概念必须是前后一致、不能有任何变化，所以在数学中如数字、字母是始终不变的，在几何学中，定义了一个概念就固定不变。但我们不难发现宇宙历史发展恰恰是违反矛盾律的，在真实的世界中，任何概念所对应的存在物都时刻存在着自身的否定性运动。我们看，真实的世界显然与逻辑的世界是矛盾的。“人”这个概念所对应我们人类是当初1.6亿年前那个近似老鼠的哺乳动物演化来的，也就是说那个近似老鼠的哺乳动物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才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人，从那个近似老鼠的哺乳动物到“人”这当然是一个不断否定的概念发展的序列；但逻辑斯蒂的概念不变性无法反映这种历史性变化。以逻辑学的要求来看，父子关系可以定义为aRb，a是父、b是子，R是父子关系，在逻辑中，既然R字母一直不变就代表这种父子关系是恒定的，即当逻辑学家将R写在纸上其意义就凝固了，但我们知道这种父子关系是演变而来，而如果我们追溯父子关系的源头是原始单细胞生物的分裂，而分裂究竟是不是父子关系呢？可以说不是人类或一般哺乳动物意义上的父子关系。这种不断否定性在逻辑学中是不可能有的，因为那一套符号系统必须是自始至终地应用，也就是：a是a，R是R，b是b，不可能改变。
如果有人说，固定不变的概念排列组合可以描述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说，在严格的意义上，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为一个结构的发展建立数学模型，但这个模型无法反映结构的历史性发展，也就是说只能对既往的事实进行描述——而且描述也只能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而对于结构自身的创造性不可能预知，数学模型与数学模型所描述的结构之间的区别是他组织结构与自组织结构的区别，这种区别好比一个深渊，是人类的思维无法跨越的——可名之曰“彼岸性峡谷”。
逻辑推理本质上是不增加系统的任何信息量的，比如我们证明一道几何学题，不断推理到达最后结论，这个推理过程并没有任何信息量的增长。而真实的世界，信息量是不断地增长的，我们看宇宙从近似完全对称的宇宙大爆炸起点到我们人类从宇宙中涌现而出，宇宙自身作为一个思维者不断地以其自我创造而累积自己的信息量，这种累积就是宇宙的自我创造。我们在房间里踱步思考，最终写出了一篇文章，这绝不是推理而来，你不可能从我文章的第一句话或前几句话将全篇文章推论出来，这篇文章固然有逻辑，但不是——起码不完全是形式逻辑，我们说我们运思写文章的过程与宇宙历史不断创造的过程相似：灵感的涌现就是创造。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宇宙一直处在沉思中，而非如一间仓库里锁着的正在运行的电脑，如果无人管理，只能逐渐毁坏腐烂。逻辑运算不能有任何信息量的增长，我们说，计算机的信息量从来不会增长，所有增长都来自于我们（人）的输入，而输入与输出的信息量全等，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是很精辟的（虽然我不能同意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任何逻辑演算都是同义反复。
认为世界是逻辑的——这种世界观不过是说——世界是一台计算机，尽管它很庞大。这样理解的荒谬性在于，一台计算机在正常运算下信息量不会实现任何增长，即信息量时刻守恒，如果不守恒那也是完全消极的，计算机因老化而丢失了数据。计算机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自主意识者——它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它没有自我，因此电脑非脑；而世界绝不是一台计算机，世界的信息量在时刻增长中，因此世界是一个比人脑更复杂的脑。你可能反驳说，世界万物没有脑细胞，也没有如人那样的眼耳鼻舌身，何来宇宙生命体。我们说，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其作为生命体是超越性的生命体，即看起来不是如人那样的生命体却有着远比人更复杂的生命体性，我们人类就是这个生命体不断自我运化的结果。因此结论是，说世界是逻辑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只有认为世界是生命体才是合理的世界观。
问题在于，何以以逻辑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会有效呢？中国人造卫星不是到达了拉格朗日点了吗？美国的航天飞机不是多次升空与宇宙空间站对接成功吗？如果科学是错误的，何以会有如此正确的结果——即计算与实际可以相符合呢？我们说科学计算的有效性并不能说明其世界观意义上的正确性，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科学的错误存在于一个狭小范围内以至于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1+1=1，正确吗？当然不正确，1+1并不等于1；那么2+1=2呢？当然也不正确，2+1不等于2；3+1=3呢？当然也不正确，3+1不等于3。不过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随着数量的增加，不正确量在减少，即是说2+1=2比说1+1=1有更少错误，说3+1=3比说2+1=2更少错误。以此类推，显然说100+1=100比说3+1=3更少错误，那么说10000+1=10000显然比说100+1=100更少错误，当然还可以更大，随着数目字的增大，错误量微乎其微，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一万亿+1=一万亿，完全接近正确了。所以在“等于”和“不等于”之间区别本来是绝对的，但如果一个巨量其变化量很小，说它时刻等于自身的错误量就很小，以至于我们说它时刻不等于自己可以更鲜明地表达-化简为——它时刻等于自身，人类的逻辑斯蒂系统就来自于这种意义的简化。
我们的太阳系是一架机械齿轮系统吗？当然不是，机械齿轮系统如钟表都是人类机械师组装起来的，属于他组织结构，“他”是相对于结构自身而言；而太阳系是自己组织起来的，宇宙自身也是自组织起来的，我们将这种结构叫做自组织结构，宇宙中任何一个结构都是自组织起来的，当然个体的自组织离不开整体的自组织，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自己的母亲子宫时都是自组织起来的，但这种自组织必须在母亲身体这个大自组织结构里，而母亲必须在人类这个大自组织结构里，人类必须在太阳系这个大自组织结构里，太阳系在银河系···以至整个宇宙大自组织结构里。自组织结构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历史性结构，所谓历史性就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创造性过程。可是在一个有限的时空区域内，这种创造性并不明显，因此我们看太阳系中的行星围绕着太阳这颗恒星旋转时，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肯定每一圈都与上一圈不同，但因为这种不同实在是太微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忽略太阳系的历史性-自组织性，而认为它近似一个机械结构，而牛顿力学干脆不说他近似，而是——就是机械结构。这种判断正确吗？肯定不正确，你把自组织结构当成机械结构怎么能说正确呢？但由于这两种说法在一个人类生存所能感知的时间区间内很小，以至于认为太阳系是机械结构比认为太阳系是自组织结构更便于计算。打个比方，大地是不是圆形的？当然是，可是我们人类的建筑工程师在设计大楼的图纸中谁会考虑大地弧面的弧度呢？没有人考虑，干脆就认为是平面。但如果你把这种方便计算法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说地球无限大，所以地球表面是平面，这显然就大错特错了。
总结上述所论，任何概念所对应的存在物肯定在时刻变化中，可以表达为a≠a，但是在人类世界中，在一个相对小的时空范围内，变化量并不大，比如一棵树肯定时刻变化（生长），否则它就不会从小树长成大树，可是假如在一秒钟内，它的变化量很微小，可以看做它并不没有变化。这是就个体而言；而就类而言，我们说每种生物都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这些规定性我们知道是遗传基因决定的，一个生物类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地球上的生命产生于三十二亿年前，之前还没有生物，哪里有生物类呢！可是现在生物类很多，那是生物类从单一到多样演变而来，就一个生物类来说，它当然处在演变中，这些演变取决于基因突变，然而我们知道生物基因的突变实际上是中性的，而那些有害的变异又被自然淘汰了，而富于想象力的突变是漫长的中性突变累积起来的，所以在一个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对于某类动植物的定义可以是固定的，因为它内部结构的变化实在是太微茫了。因此，我们说，使逻辑学成立的基础，即不矛盾律（a=a）肯定是错误的判断，但就人类的一般经验来说，将不等式转化为等式（从a≠a化约为a=a）所包含的错误量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我们说逻辑学的不矛盾律近似于正确。而若以a≠a为基础则人类不可能得到任何确定的知识。上帝从矛盾律（a≠a）出发，从宇宙大爆炸的能量子开始逐渐推论出了星系世界、生物世界、人类世界，但人类从矛盾律出发什么也不能推论出来，这里也看出人与上帝的区别是绝对的。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就某些单独的学科而论——如欧几里德几何学、牛顿力学——是一个相对洽合的逻辑系统，但人类的全部自然科学则不是这样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比如在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之间并不是逻辑贯通的——人类并非如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通过几个公理而推论出了全部理论，分子生物学的双螺旋结构并不是古典物理学或现代物理学逻辑推论的产物，人类进化论当然也不是分子生物学的逻辑必然。由于科学可以是对经验的陈述，如人类对于宇宙大爆炸以来宇宙历史的叙述，人类对地球生命进化历史的叙述，都是对经验的记录加上一些猜测性分析，而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哥德尔已经证明，即使数学、逻辑学这样看起来是严格逻辑的逻辑系统本身就不是完全逻辑自洽的，因为任何数学系统都有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的问题，因此严格的逻辑自洽理想只能是逻辑主义的乌托邦。
问题还没有完。我们说，逻辑斯蒂的不矛盾律是一个错误的前提，但由于我们居住的宇宙时间的流速（对应于万物的变化率）不是急遽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在宇宙中诞生，故我们看到一个一切结构相对稳定、而不是瞬息万变的不稳定世界，因此逻辑斯蒂将任何存在物不等于自身而化约为任何存在物时刻等于自身——其错误量十分微小，因此近似正确，这是人类自然科学之具有可检验性以及人类以科学技术为工具而上天入地的原因。但是，需要知道，那被科学的逻辑斯蒂所忽略的微小变化量乃是宇宙历史发展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因为，正是这微小的变化被历史地累积起来方有宇宙历史中最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宇宙历史理性借助自身想象力的日积月累从而使生物世界和人类世界产生。
所以如果你将对微小变量的忽略推广到全体就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即导致宇宙并非是生命体-精神者的认识。比如许多唯物主义者否定宇宙之历史理性的存在，实际上是做了如下归纳推论，假如给石头编号，他会有这样的推论：第一块石头无意识、第二块石头无意识、第三块石头无意识···第n块石头无意识···全部石头无意识，因此宇宙无意识；当然还可以细化为，第一个原子无意识、第二个原子无意识、第三个原子无意识···第n个原子无意识···第全部原子无意识，因此宇宙无意识；此外还可以假设给宇宙全部基本粒子编号，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归纳推理。宇宙不就是石头或原子、基本粒子构成所构成的吗，宇宙整体哪里来的意识，所谓绝对精神、上帝等概念都是虚假的，即绝对精神、上帝是不存在的。“天人合一”论认为天具有人性、人具有天性，当然也就纯粹是神话式的想象，人是人，天是天，天与人本质不同，当然没有什么同一性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