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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才的需求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且自古如此。从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即可显见对人才的旺盛需求，更说明人才来源和评价标准的多样性。
所以，从根本上讲，改善人才成长的环境，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让更多的人成长为各具特色的不同类型人才，并以此扩大人才基数，更为优秀的人才才能真正的脱颖而出。这本应是人才培养的正道。可现如今，大多院校、机构求才心切，好似投机老板办鸡场。从不想着养雏鸡，只想直接买些高产蛋率的母鸡。可市场上哪有那么多高产蛋的母鸡呢？于是各买家便纷纷斥以重金和优厚待遇，并按照30、35、40、45、50岁等不同年龄点许以青拔、优青、青千、千人、领军等等大小高矮各不相同的光环和帽子。一时间，高产鸡价格暴涨。一些单位由于基础条件差、地理位置偏、即便出再高求购价，也是一鸡难求。无奈间，也便只能先买些二流、三流产蛋鸡再说。但是，即便那些买到之前确实属于所谓的高产鸡，成交后能否还会一直高产也很难说。事实上，买来之后，由于水土不服，下不了几颗蛋的也确实不在少数。
话虽如此，但这种做法在整个教育和科研领域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将几只破船绑在一起就以为可以打造教育航母之日起，到全民性的专升本，一股脑地搞起研究生的精英教育，貌似明天就能产生一批的世界一流大学。可真正的贵族气又那是一两日就可以培养出来的？如此搞法，那充其量可被称为暴发户。于是，到头来，忽视基础的本科教育、研究生生源质量普遍性下滑。每到招生季，不知道有多少学校和教授为了招个质量尚可的研究生搞得头破血流、没了节操，于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保送、免试、连读、夏令营等等大招不断，大有揠苗助长之势。而且，类似做法甚至已蔓延到了本科生招生环节。如此忽视人才培养，只想通过高价引进人才和过度的人才评价实现人才队伍的建设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呢？事实上结果也确实是褒贬不一，换个花样地重复着“伤仲永”式的故事者也不在少数。虽说，那些走了眼买了些产蛋率不高的母鸡，花了冤枉钱倒在其次，但至少还提高了部分科研人员的待遇，也算是做了些好事。可有些甚至就相当的打脸了……
其实，大家都明白，鸡与鸡原本各异，产蛋期、高产期也多多不同：有的年轻有为、年纪轻轻就已产蛋无数；有的大气晚成、一把年纪才迎来产蛋高峰；有的一生也就下了个把不怎么养眼的丑蛋，可就这样的蛋却一不小心还能混个诺贝尔奖玩一玩；当然，大部分鸡都是那些虽不如高产鸡那么风光，但却也还是能中规中矩，做些默默无闻的贡献，完成持续产蛋并教育下一代做个合格产蛋鸡的历史使命。
可现如今，以不同年龄段为节点，一味只求早产、高产鸡，且高产鸡挂牌价高企的做法，一下子便巅峰了鸡群千年来的生态平衡，对占鸡群中最大比例的年轻的低产蛋鸡群体带来了致命性的影响。
一方面，大多年轻的低产蛋鸡和产蛋期晚的年轻鸡每日看着与同龄高产鸡的丰厚待遇之间的巨大差距，内心的落差也可想而知，于是拼了小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期提前产蛋期、提高产蛋率，力争在不同年龄点前戴上不同的人才帽子。怎奈天资不够、时运不济，不仅难以如愿，甚至不知累死了多少只鸡也才有几只高产鸡胜出。
另一方面，由于低产蛋率或产蛋期晚的年轻母鸡与已经戴上帽子的同龄高产鸡之间可支配资源间的差距的日益扩大和机遇的不均等，也让前者越来越难以获得提升级别、改善待遇、争取资源，在大限之前戴上顶帽子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因而，戴不上帽子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之路还能走多远？成了由于低产蛋率或产蛋期晚的年轻鸡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于是30、35、40、45、50岁等年龄点事实上已成为戴不上帽子的众多科研工作者自愿或非自愿中断科研之路的时间节点。忿忿间，撇下一句“老子不和你们玩了”，在时间节点来临之前，及早转行到其它行业，利用知识的跨界效应卖出个好价钱，从此提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退休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低产蛋率或产蛋期晚的年轻鸡正在考虑的问题。
如此以来，也不知扼杀了多少大气晚成的高产鸡和那极具个性、一生只能产个把其貌不扬却可以得诺奖的丑蛋的低产鸡。于是乎，场面上也就只剩下一群顶着不同帽子的高产鸡和他们各自带领的一群貌似精于一点、但完整知识架构尚不完善的学生鸡继续着人才引进、交流和挑战人类认知边缘的故事。
虽说，推动科技进步的也许确实主要依赖于这不足1%的戴着高角帽的高产鸡群体。关于普通鸡和高产鸡的关系，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在“论人民群众雄和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中早已讲的明明白白。因而，没有那些默默无闻的低产鸡和产蛋期晚的年轻鸡群体的默默坚守以提高鸡群的科学素养和培养更多的新生雏鸡，这一游戏要在其它国度显然也并不可持续。但是，在神州大可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神州最不缺的就是人。有人说中国虽人口众多，但缺乏人才。我倒不这么看。你看那港台歌坛，几十年下来也就飘着那几位天王歌星，可在神州，一台“中国好声音”可以让你周周有惊喜。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啊，有人说这就叫“人口红利”。所以啊，神州大地不仅人口众多，更是人才济济，只是大多人才由于没有机会而被随意消失在风里罢了。也正因如此，数千年来，不管多么任性的政策和体制，即便浪费几代人才，在原有上升渠道单一的体制里，这样的游戏仍可继续。
然而，在目前这样一个知识被作为产品而大量生产的时代，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知识生产者之间竞争程度的日趋激烈和知识及知识生产者自身价值的迅速贬值。加之随着世界日益平坦，个体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对工作、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追求的大量兴起，到底还能有多少只低产鸡和产蛋期晚的年轻鸡会持续坚守？期待到那古稀之年如姜尚般被偶尔发现？
因此，在上升无望的时间节点前后及早转行，重新进行职业规划，已经成为大量低产鸡和产蛋期晚的年轻鸡的普遍性选择。如此以来，失去占人才成长基础的绝大多数的由大量低产鸡和产蛋期晚的年轻鸡群体的支撑，仅凭少数戴着帽子的高产鸡和学生鸡进行的科研游戏还能否持续下去？恐怕结果可真不一定……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快速应用，阿尔法狗越战越勇、屡战屡胜。或许，正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言，也许未来的社会只需要那不足足1%的高智商群体也就够了，大多人终将会沦落为毫无价值的人。因此，科研领域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如此庞大的科研队伍，可能也是个问题。但是，将如此庞大的思维还算活跃、还算有些智商、还能做些事情的生产力群体分流到那个产业链里去才算是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这可能才是高层真正需要关注的所谓顶层设计问题。我等草民也就不必掺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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