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瑜：金明昌年间文官博弈与朝野政治风尚的转变｜202407-65（总第2779期）

感谢丁瑜博士赐稿

原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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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昌年间文官博弈与朝野政治风尚的转变

文 / 丁 瑜

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博士研究生

金章宗时期“崇文养士”，奖用文士，科举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士子或为谋求利禄或欲光大门楣，纷纷投身其中。然而，由于取士限额与应举人数间差距悬殊，士人被迫于科举之外另寻捷径，攀附权贵逐渐成为士林风尚。少数受章宗赏识宠信的朝官成为士人争相结交的对象，士人“征逐游从，辄相分别”，由此以儒臣完颜守贞和能吏胥持国为核心，的两大文官集团，形成了“冷岩十俊”和“胥门十哲”。

（一）“冷岩十俊”的形成

完颜守贞为完颜希尹之孙，大定间历任州县，明昌时升任刑部尚书。金章宗即位之初，“以典章文物为急”，守贞因“读书，通法律，明习国朝故事”受到赏识，“仪式条约多守贞裁订”。大定二十九年（1189）七月，章宗命守贞以刑部尚书充贺宋生日使。金制，“久历随朝职任者，得奉使江表”，其后方可任参政，可见章宗此举已有重用守贞之意。使宋返金后，守贞拜参知政事，次年进尚书左丞。守贞借担任宰相之便，援引文士，“喜推穀善类，接援后进”，从而在其周围聚集起一批文官，“冷岩十俊”由此形成。

《金史》记载：“平章政事完颜守贞礼接士大夫在其门者，号‘冷岩十俊’，孟奎居其一。”作为明昌年间重要文官集团，史籍中对“冷岩十俊”的记载仅见此一处，“冷岩十俊”的名录除了这里提到的孟奎外，其他人也不见明确记载。这是由于受宣宗朝政治禁忌的影响，当时的官私史籍对“冷岩十俊”的相关历史往往阙载。

金章宗朝历史主要载于宣宗兴定四年（1220）所进《章宗实录》及金元之际的士人文集中。在强大皇权禁锢下，监修国史的宰相和具体撰写的史官既需迁就“凡有人 言，必以生事抑之”的做法，又碍于“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的困境。在编纂《章宗实录》过程中，出于为尊者讳和现实政治的考虑，不得不将有损章宗形象的记载做模糊处理，回避了“冷岩十俊”的相关史事。毕竟金章宗主导文官博弈，抑斥宰相、台谏，培植近幸等一 系列行为既有损“明君”形象，还导致了后世的统治危机。至于文集，则与赵秉文有 关。赵秉文“主盟文坛将四十年的赵秉文，其文风与思想皆为时人效法。身为“党事”亲历者，赵秉文尽管对两大文官集团实际情况了然于胸，却避而不谈。这一方面是出于“国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慝，莫甚于自相朋比”的顾虑，不欲授人以结党之柄；另一方面是是因为赵氏参与“党事”的经历与其本人一贯标榜的“君子无私”与其本人参与“党事”的经历相龃龉。受其影响，金末文士在提及“冷岩十俊”时极力掩饰彼此间的政治联系，努力营造“君子不党”的假象，由此造成了“冷岩十俊”成员在文集中不见记载。此外，明昌时期崇文养士与贞祐年间重吏轻士形成鲜明对比，入仕无门的在野文人追忆明昌史事，在艺文创作中刻意加以美化，由此，“冷岩十俊”便在文人的“明昌情节”中逐渐淡化。

虽然文献中对“冷岩十俊”的具体成员没有明确记载，但仍可依据相关史料做一些推断。前述孟奎为“冷岩十俊”之一。另《金史》记载：“（守贞）接援后进，朝廷正人多出入门下”。刘祁曾指出受守贞“接援”之人有二，“如路侍御铎、周户部德卿诸公皆倚以为重”。可见，路铎、周昂二人当属“十俊”。周、路二人均通过具体政治行动给予守贞支持，在守贞政治失意时也都受到牵连被贬。路铎在御史弹劾守贞时为其辩护，并在“党争”中受累被贬；周昂在守贞被贬后赠诗宽慰，亦因“党事”遭罢。既然路、周二人属于“冷岩十俊”，那么二人的共同点或可作为寻找“冷岩十俊”其他成员的线索。钩沉史籍可知，与二人经历十分相似者共7人：董师中，曾“举守贞正人可用”，后守贞外放被牵连；贾益谦，在镐王之狱中为守贞开脱，后遭降职；赵秉文，上书称誉守贞遭贬；王庭筠，经参政完颜守贞引荐，后因赵秉文上书事件被黜；刘玮，曾赞誉守贞，罢职后守贞又为之开解；孙即康，经守贞荐入台省，镐王之狱中曾维护守贞；赵沨亦受参政守贞引荐。据此，“冷岩十俊”最可能包括孟奎、赵沨、刘玮、周昂、路铎、贾益谦、孙即康、赵秉文、王庭筠、董师中。当然这份名录也可能与实际有出入，这里只是初步推断。如前述，“冷岩十俊”成员大多受到完颜守贞的牵连而获罪或被贬，只有孟奎因其任职州县未被牵连，赵沨则因醉心文事而“幸免于难”。

围绕完颜守贞组成的“冷岩十俊”，既有政治属性，亦备文士色彩。他们彼此交游，互寄诗文。如赵秉文因幼时“寄黄华（王庭筠）诗”得名；赵秉文亦称赵沨的诗“信佳作也”；周昂在路铎遭贬时用“但可付一笑”以示慰藉；周昂曾赋《冷岩行赋冷岩相公所居》以颂守贞之德；赵秉文赋《冷岩行》慰藉守贞等。“冷岩十俊”通过诗文唱和在朝堂之外组成文士团体，又在朝堂之内结成政治同盟，践行儒家礼法，从而成为明昌年间文官博弈的重要力量。

（二）“胥门十哲”的形成

明昌二年（1191）后，随着厘定制度暂告段落，章宗伸张皇权的意图日益凸显，用人原则亦随之改变。擢举近臣往往重才轻德，“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精于吏事的“胥门十哲”由此形成，并恩宠日隆。

与建立在艺文交游基础上的“冷岩十俊”不同，“胥门十哲”是通过攀附元妃李氏缔结而成。明昌元年（1190），李妃获宠，文士中“射利竞进之徒争趋走其门”。其中，胥持国因长期供职东宫，因而获得了结交李妃的机会，“多赂遗妃左右用事人”，李妃亦“自嫌门地薄，欲藉外廷为重”，二人遂逐渐联合。李妃不断在章宗面前称誉胥持国，胥氏因而逐渐得到章宗信任。朝臣张复亨、张嘉贞、赵怄、张光庭、高元甫、张岩叟、傅汝梅、张翰、裴元、郭郛等人逐渐围绕在与李妃相“表里”的胥持国身边，最终结成了“胥门十哲”。

与“冷岩十俊”名录阙载不同，“胥门十哲”的组成人员记载十分明确。据《金史》记载，承安三年（1198）御史台奏：“右司谏张复亨、右拾遗张嘉贞、同知安丰军节度使事赵怄、同知定海军节度使事张光庭、户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员外郎张岩叟、尚书省令史傅汝梅、张翰、裴元、郭郛皆趋走权门，人戏谓‘胥门十哲’。”承安三年任职御史台者为“十俊”之一路铎，可知“胥门十哲”之说源自“冷岩十俊”。刘祁亦指出：“张仲淹诸人游其门，附以进用，时号‘胥门十哲’”。刘祁并未亲历章宗朝史事，因此《归潜志》中的相关记载多“闻故老论”，至于“故老”为谁，则可通过其早年经历推知。大安末，刘祁入汴时曾带其父诗予赵秉文和雷渊，“二公览之，为一笑”，可见刘祁与赵秉文素有交往。史籍中尚未见刘祁与其他章宗旧臣交游的记载，据此推知，刘祁对明昌故事的了解最有可能来自“冷岩十俊”之一的赵秉文。因此，《金史》与《归潜志》关于“胥门十哲”的记载皆出自“冷岩十俊”之口。明昌年间，在文官相互攻讦的背景下，一贯以“君子”自诩的“冷岩十俊”对自身结党行为讳莫如深，却在攻讦异己时不遗余力，“胥门十哲”成员遂被明确载录。

与崇尚艺文的“冷岩十俊”不同，“胥门十哲”以“能吏”著称。如胥持国精于治河；张嘉贞善于措画钞法；张复亨精于充盈府库；张翰善于“经理调度”等。他们凭借吏能，为章宗解决了诸多财政难题。

综上，明昌年间，“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朝臣或通过诗文唱和，或选择攀附内宠，围绕近臣结成不同政治集团。守贞助章宗裁定制度先获重用，由“直臣”组成的“冷岩十俊”前期得势；胥持国助章宗经理措画解决财政难题，由“能吏”结成的“胥门十哲”后来居上。

金世宗效法贞观，“举贤之急，求言之切，不绝于训辞”，进士直臣多得显用。金章宗继位之初虽修刑定制，欲比汉唐，但随着时间推移，君相离心、宗室威胁、台谏掣肘，使得皇权逐渐受到多方牵制和威胁。为了加强皇权，面对当时朝官日趋分裂的现实，章宗以政治利益为诱饵，操纵两大文官集团进行了持续六年的政治博弈。

首先，借文官博弈抑制相权。世宗不豫时，令太尉徒单克宁、右丞相完颜襄、平章政事张汝霖“同受顾命”。三人中，徒单克宁既有拥立之功，又恪守君臣之体，完颜襄也多顺章宗意志。但援引台谏，“朋附多人为说”的张汝霖却在政治见解、施政原则上与章宗渐生嫌隙。先是，章宗欲更改天寿节日期，平章政事张汝霖、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联合反对，章宗不从。章宗服丧期间外出畋猎，张汝霖与守贞再度联手谏阻，章宗以“时异事特，难同古昔”为由加以回绝。章宗用人不拘资历，张汝霖等则主张循资选拔；章宗欲广储厚积，汝霖则专务风俗教化。表面上的君相矛盾，实则暴露了两种权力格局的差异。世宗求贤纳谏，举凡重大决策皆与朝臣共议群策。明昌时，随着制度的更定，章宗加强权力的欲望日渐凸显，以张汝霖、完颜守贞为首的世宗遗臣却仍延续世宗的政治传统。一面是欲彰显皇权的章宗，一面是固守世宗遗风的宰执，君、相冲突在所难免。

明昌二年（1191），完颜守贞入相，君相矛盾升级。章宗“颇好浮侈，崇建宫阙”，欲“广储蓄”；守贞认为“若不节以制度，将见奢侈无极，费用过多，民之贫乏，殆由此致”。次年遭逢旱灾，章宗下诏罪己，右丞张万公、参政守贞“表乞解职”，但章宗已声明“炎异不可专言天道，盖必先尽人事耳”，守贞等不听，遂去相位。尽管一年后经同党荐引，守贞再拜平章政事，但已难获章宗信任。

如果说此前章宗与张汝霖不和体现为大定、明昌间的权力格局差异，那么章宗与守贞的矛盾，则暴露出章宗与“冷岩十俊”在施政原则上的分歧。章宗不拘礼法，关注政治实效，在意官员行政能力，重视理财；守贞一派作为兼具文儒与官僚双重特质的士大夫，在日常行政中主张严守礼法，崇尚道德，实际施政中多务教化。随着章宗打压相权意图的显现，其与“冷岩十俊”的矛盾激化。精于吏事的“胥门十哲”借此时机进入章宗视野。

胥持国，精于吏事，张复亨、张嘉贞、张翰等人也均以能吏见称。趁守贞罢相之机，“胥门十哲”凭借经济之术与生财之方渐获章宗赏识。明昌三年（1192），金爆发钱荒，参政胥持国、户部员外郎张复亨提出扩大币种、囤积铁钱的方案，获得章宗批准，钱荒得以暂缓。面对权势日隆的“胥门十哲”，“冷岩十俊”亦尝试反击。明昌三年门人上书请求章宗废除经童科，矛头直指胥党，但遭到章宗回绝。可见，此时章宗已向胥持国等人倾斜。明昌四年（1193），黄河决堤，守贞、路铎等治河乏术，胥持国、张复亨等却以“悉力修护，农隙兴役”的方案，既缓解了灾情，又迎合了章宗节省物力的诉求。修河事毕，胥持国便由参政进尚书右丞，胥党其他人亦各有升迁。为相的胥持国无论在政治见解抑或日常行政中均颇顺章宗意旨，这样，通过扶植胥持国打压守贞，章宗初步达到了抑制相权的目的。

其次，借助文官博弈解除宗室威胁。明昌间，世宗之子多手握兵权，其中以郑王永蹈与镐王永中权势最盛，章宗对其“礼遇虽在，而嫌忌自此始”。明昌四年（1193），郑王谋逆案发。章宗命完颜守贞鞠问，竟“久不能决”，贾益谦、路铎等人甚至上书为郑王开解。于是章宗另派参政胥持国接手此案。最终，郑王被处死，妻、子自尽，门客皆被杀。此后，镐王永中的舅母高陀斡因谋逆被杀，引起章宗猜疑。不久，章宗即命翰林修撰仆散讹可兼右拾遗。仆散讹可早在大定时即任章宗（时为皇孙）侍读，属章宗故旧，故此章宗命其渗入一向由守贞一派把持的谏职，自是别有深意。仆散讹可任拾遗不久，镐王谋反事发。章宗命右谏议大夫贾益谦、右拾遗仆散讹可、御史中丞孙即康鞠问，久无结果。

章宗既已任命亲信故旧渗入台谏，又命其审理此案，自有利用台谏铲除镐王之意。然而台谏未顺圣意，遂被章宗以“奏对不实”为由斥黜，此案改由胥持国接管。镐王旋即被处死，“子皆弃市”，至此，宗室威胁得以解除。

实际上，镐王蒙冤时人皆知。元末文人赵汸称，“新史（按：元修《金史》）言允中之狱，成于宰相（按：胥持国）‘无将’‘妄想’之奏”，至于“朝臣唯卢利用乞贷其死”，余皆“默默无一言”，亦是朝臣知晓章宗意图后的反应。

镐王被杀后，金廷权力格局为之一变。一是“婢宠擅朝”。君主擢用胥吏，如张复亨、张嘉贞等能吏得居显位；进士出身的守成之士遭到摈斥，贞祐“吏权大盛”由此开始。二是“疏忌宗室”。宗室逐渐远离权力中心，转而以文为尚 。三是“传授非人”。二王被杀后，宗室见疏，台谏遭贬，近臣得势，金末近侍之弊亦自此始。

第三，借朝臣博弈摈斥台谏。早在明昌初年，守贞便借裁定制度之机提升台谏地位。明昌元年，右谏议大夫完颜守贞与修起居注张暐奏称，“凡有圣训及所议政事，臣等无缘得知，何所记录，何所开说，似非本设官之义”，欲扩大台谏权力，因章宗“新即政，颇锐意于治”，此议遂被采纳。随后，台谏逐渐由“冷岩十俊”把持。随着章宗伸张皇权的推行，与台谏的矛盾逐渐加深。明昌元年（1190），章宗欲立李妃为后，把持台谏的“冷岩十俊”频繁上疏，以李氏出身微贱不宜立后为由极力反对，李妃最终未能被立为皇后。明昌四年，因发生饥荒，御史中丞董师中、右拾遗路铎上书恳谏章宗务简戒奢，章宗不悦。次年，二人连同右谏议大夫贾益谦谏阻章宗北巡，章宗责备台谏此举“颇失君臣之体”。二王之狱时，章宗更是将部分忤逆圣意的台谏官罢免。其后，守贞一派极力弹劾李妃兄弟恃宠擅权，但章宗多方回护，“虽击之，莫能去也”。

明昌六年（1195）十二月，赵秉文上书事件为章宗斥逐台谏创造了契机。史载：

初，赵秉文由外官为王庭筠所荐，入翰林。既受职，遽上言云：‘愿陛下进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宫，使内侍问‘当今君子、小人为谁？’秉文对：‘君子，故相完颜守贞；小人，今参政胥持国也。’上复使诘问：‘汝何以知此二人为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对，但言：‘臣新自外来，闻朝廷士大夫议论如此。’时上厌守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东京。向持国谄谀，骤为执政，闻之大怒，因穷治其事。

赵秉文此次上书旨在扶持守贞，但章宗命胥持国“穷治此事”，偏袒之意已见。最终，凡曾举荐守贞之人皆降职，御史周昂因曾与守贞、路铎有诗文往来，被冠以“以诗谤讪”之罪外贬；经守贞荐入翰林的王庭筠“降授郑州防御判官”。经此一事，“冷岩十俊”受到重创。

对章宗而言，朝臣朋比、相互攻讦无足轻重，他在意的是对朝政与臣僚的充分掌控。经经此风波后，“冷岩十俊”中任职台谏者皆罢官降职，而任他职者如赵沨、孟奎等竟未受牵连。作为上书事件的发起者，赵秉文反而受罚最轻，止“以本阶外补”，不久即被召回。可见，赵秉文上书事件只是章宗重塑权力格局的借口。

此后，台谏官势力遭到打击。承安元年（1196），李妃兄妹跋扈，以宰臣张万公、监察御史宗端脩、右谏议大夫路铎为首的一众文官上书弹劾。但一方面，顺从章宗意旨的胥门已渗入台谏；另一方面，党附李妃的胥持国占居相位。因而此番弹劾以失败告终。胥持国更借口宗、路二人“坐以不经台官直进奏贴”，以“上书不以实”之罪，将宗端脩削官一阶，路铎贬官，接替二人者分别为胥持国一派的张嘉贞与张复亨。章宗虽然达到了“摈斥台谏”的目的，但此时相位、台谏已入“胥门十哲”之手。为拆解宰相与言官的联合，章宗随即罢免胥持国，门人中任台谏者亦遭黜落。章宗原本目的只是驱逐直臣、杜绝宰臣与台谏联合，目的达到后，胥持国辈便失去利用价值。

承安二年（1197）后，冷、胥两派迎来了不同的政治命运。“冷岩十俊”中，“趋走权门”的董师中进尚书右承；守正执言的贾益谦转任地方，宣宗时方任执政；“斗筲之人”孙即康寻拜参知政事；寄情山水的王庭筠“罚杖解职”，不久“复应奉，稍迁修撰”，泰和二年（1203）卒于官；直言不屈的周昂章宗死后方任隆州都军；“循事缄默”的赵秉文，泰和二年（1203）改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完颜守贞终究未被起用。至于“胥门十哲”的张复亨，泰和时迁户部侍郎；趋走权门的张嘉贞，泰和时执掌都水监，其余成员限于史料阙载无从考证。经明昌年间的朝政风波后，文官大多走向“希旨市权”的道路，至于不肯向皇权屈服的官员则宦途多舛。

细究两大文官集团的具体行为后即可发现，二者并非性质判然有别的“君主之朋”与“小人之党”。胥持国阴结李妃，迎合上意，守贞亦曾结交内侍，伺上起居；“胥门十哲”相互朋比以获仕进，“冷岩十俊”也不乏接掖后进、相互荐引之举。冷、胥两派更非关系稳固的政治集团，如董师中、张嘉贞辈，都曾为晋升改换门庭。事实上，冷、胥两派同为性质相同的文官集团。既然“胥门十哲”是对好利躁进之徒的“戏谓”，“冷岩十俊”又何尝不是对自诩君子之辈的“暗讽”。

明昌年间持续六年的文官博弈，既关乎涉事官员的宦海浮沉，又对当时朝局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君强臣弱的政治生态。这场文官博弈名为党争，实则为君主伸张皇权之举。受利益驱使，文官围绕君主意旨，彼此或朋比或攻讦，终究促成皇权的伸张。久之，文士心怀利禄，在朝时难以弥补君主专制中由人治造成的非理性缺陷，在野时寄情山水，以诗文为尚，朝野风尚因此发生转变。

明昌初年，尚能延续“能吏直臣皆得显用”的政治风尚。然而，经过此后的文官博弈，被喻为“冷岩十俊”的“直臣”悉数罢黜；被戏称“胥门十哲”的“能吏”皆遭外贬。于是，在没有宰执掣肘、宗室威胁、台谏干预的情况下，皇权强化的政治生态得以形成。在此环境下，佞幸把持朝政，“外戚小人多预政，且无志圣贤高躅”，士大夫日趋萎靡，“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在野文人醉心文事，无心为政。金朝国势在上下离心中日渐衰弱。

金大定年间政治清明，朝廷定策、官员除授皆以公议为尚，臣僚“从容进说，信孚于君，至论经纯传驳，以孝行为治本”。明昌以来，君权加强，金帝任人唯亲，“婢宠擅朝”，“进退宰执，皆无其道”。慑于皇权，文官势力渐弱。明昌初期立后事件中，以张万公为首的朝官尚能据理力争，但到了承安四年（1199），张万公再次反对章宗“括地之议”时却孤掌难鸣，“上下皆以为可，而公独以为不可，故难为功”，乃至万公本人亦慨叹“实为理势然也”。

贞祐间，术虎高琪为相，政事皆出其手。术虎高琪起初欲树党自固，擢用进士以为羽翼，然“台谏官许古、刘元规之徒见其恣横，相继言之。高琪大怒，斥罢二人”，自此大恶进士，改用胥吏。在术虎高琪推动下，胥吏无论在升迁程序、还是在职权范围上均逐渐超越进士。时人羡于胥吏“伺察百官”“牵制将帅”的权势和迁转迅捷的特权，多“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

术虎高琪为巩固私权而擢用胥吏，直接造成官员身份结构的转变。数年间，胥吏渐趋得势，士大夫中“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即便个别官员仍固守保国安民的政治理想，终归难逃被抑命运。贞祐间，侍御史许古上书弹劾术虎高琪，被贬凤翔幕，显然台谏难以发挥作用。尽管贞祐、兴定间科举未辍，怎奈“直言蔽于所惑，群才诎于见忌”。文士不受重用，士大夫在朝者往往“惟求免罪，罟苟容”，对金朝的使命感逐渐消除，以致金末“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在元兵压境的紧要关头，朝臣竟全无报国救危之策，“或殿下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