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都在关注杭州杀妻案，可能很少人留意在浙江发生的另一起看起来鸡毛蒜皮的案子：龙泉市的陈某6月里因夫妻矛盾长期冷战，郁闷之下约朋友喝酒到凌晨4点，醉醺醺回家，结果走错了门，还以为是妻子不肯开门，用力踹开门，闯入邻居汤某家中，先是殴打她，之后又连她丈夫也一块打。事后鉴定，这对夫妻受轻微伤，陈某赔偿1万元，近日法院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
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他没走错门，那会怎样？无论妻子是熟睡不知，还是有意不开门，他痛打自己老婆的结果，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更不至于有牢狱之灾。就算妻子事后哭诉，大不了也就是有人上门调解一下，“床头打架床尾合”，“大人不计小人过”——想想国内那么多惨烈家暴还劝和不劝离，这几乎是最大概率的结果。事实上，陈某的表现本身就意味着，他以为打老婆是自己身为丈夫的一项“权利”。
同样是人，怎么解释打别人老婆受重罚，打自己老婆就没事？这意味着，
婚内就可以将这些伤害合法化
。也因此，网上有人尖刻地评论：“打女邻居，侵犯的是该女邻居丈夫的财产权，而不是女邻居本人的人权。知道这个立法的价值取向，就什么都明白了。”这就像电影《勇敢的心》里的那一幕：英军士兵对苏格兰女性实行初夜权，事后辩称“这是我的权利”，被侵犯者的丈夫将他暴打后唾口水说：“你的权利？现在我来履行我作为丈夫的权利！”
确实，这个案例可说揭破了家庭的本质是私有制，而男性往往作为家长，是家庭财产的所有人。
踹坏自家门、打自己老婆就没事，说到底是因为那被看作是他在破坏自己私有的“财产”
——你自家的锅碗瓢盆要怎么摔都可以，闯进别人家里摔一下试试？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的是：在国内，丈夫杀妻往往罪不至死，因为按情节来看，这可以被定性为“虐待致死”（七年以下徒刑）或“激情杀人”（过失杀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徒刑）；但如果是妻子杀夫，因为体力悬殊，不至于“失手杀人”，因而多被认定是有意图的谋杀，属于“故意杀人”，性质不同，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考虑到是家暴受害者，情节较轻的，也要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很自然地会引起女性的愤慨，但这却是中国社会历来的常态。在瞿同祖的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这样的条文两千年来可谓史不绝书。在父权制的社会，家族中的所有人口、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都在家长一人手中，他对家中成员“本有教养扑责的权利，原不成立伤害罪”，甚至就算杀死子孙，“法律上的处分也极轻，甚至无罪，过失杀人且得不论”，但反过来，如果卑幼犯尊长，“中国古代法律皆采同一原则——加重主义”，例如骂人在常人间不算一回事，但骂祖父母、父母便处绞刑，属“十恶不赦”的重罪之一。
在论及婚姻中的法律状况时，瞿同祖特别指出：“
从夫妻相殴杀的法律中我们更可看出夫尊妻卑，地位不平等的情形。法律上完全根据尊卑相犯的原理来处理，分别加重减轻。
”夫殴妻采取减刑主义，明清法律规定折伤以下勿论（没打残都不治罪），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比普通人打架减罪两个等级），且须妻亲告始论；反过来，如果是妻殴夫，只要殴打，不论有伤无伤，即成立殴罪。不仅如此，
妻殴夫只要存在，就构成丈夫愿意离婚的条件，折伤以上更属“义绝”；但夫殴妻则须折伤以上才可离婚，且妻子单方面意愿还不能构成离婚条件，“须征求双方的同意——被伤害人与伤害人双方的同意”
。
如果婚内相杀，人命为重，丈夫杀妻也不能减刑，但是，“夫过失杀妻是不问的，但妻之于夫却无此权利”。如果丈夫“因疯杀妻”，清代惯例是按过失杀人论，永远锁锢（相当于无期徒刑），疯病痊愈后如遇皇帝恩旨大赦，还可释放；可是妻子“因疯杀夫”，却“仍须按杀夫本律问拟斩决”，即便痊愈遇恩赦，也不得援例释放，仍须永远监禁。
他的结论是：“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只要不是折伤便无法律上的责任，假如妻子柔顺不愿告官的话便是折伤也不要紧。社会上殴妻事件之多，且极其普遍，与其说是法律纵容的结果，不如说是法律因社会上殴妻事件之多且普遍才如此拟定，伦理和舆论在这方面的影响极大。”换言之，正是因为传统社会的礼法普遍认为“夫为妻纲”，才影响了法律的制定。
这些历史过去了吗？当然，现在的《婚姻法》不可能像礼法社会那样支持父权，但传统的“遗意”却似乎仍然“不绝如缕”。虽然从法律指定的本意上来说，它无意维护男尊女卑的结构，而将双方一律对等看待，只是根据情节，以“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来定罪，但一个也许立法者始料未及的吊诡结果是：
在一个事实上男女权利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对女性受家暴又未能有效干预，单纯以“妻杀夫更属故意杀人”，却造成了更难摆脱的不平等
。
这么说吧，“男女平等”是一个理想，一项权利，但在社会转型时期，它却也可能对男性有利：因为以前正因不平等，男性在承受特权的同时，道德上也负有照顾之责（西方所谓“女士优先”），但
在转型时代，他却可以以“男女平等”为由，卸下这一担子，如果结构性的不平等未改变，那这反倒更方便他继续享有性别特权
。
眼下的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新旧交替，可说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虽然一方面个体权利意识已经兴起，但另一方面，也许是对这种势头的保守性反应，近年来反倒加大了“调解”力度，竭力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女性即便在遭受家暴之后，想要离婚也变得越来越难。
当然，确切地说，这并不仅仅只是女性的问题，而涉及到所有个体的权利——男性也可能受家暴，但更多的则是孩子。就像有个段子说的，在浦东机场入境时看到一个妈妈威胁自己哭闹的孩子：“
现在我们可是回国了，妈妈可以打你了。
”仿佛我们都默认，打别人家孩子不行，但打自家孩子，谁也管不了——然而在国外，你就算打自家孩子也不行。
这涉及到的是立法精神：法律究竟是旨在维护社会的秩序稳定，还是个体的权利？
尽管这两者有时是一致的，但另一些时候却存在冲突。作为一个集体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中国历来对后者其实是作为“小事”不当回事的，所谓“必也使无讼”，既然“清官难断家务事”，最好你们自家消化，更注重的是社会整体和谐稳定。所以有女性抱怨，没离婚时，警察说家暴是你们家务事，管不了；离婚了，警察又说你也把他扣子扯掉了，属于打架，不属于家暴，也管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