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文物局官方解读指出《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专门针对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并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中央政策文件。这份文件究竟对文物保护利用提出了什么新要求？社会力量又有哪些参与机会？大地风景文旅集团旗下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筱筱女士对此进行了解读。
从
2014
年习大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首提让文化遗产
“
活
”
起来，到
2016
年的文物保护
16
字方针，从
2016
年
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到2018年的两办文件，为什么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工作会得到中央如此高度重视，这跟我国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文物保护利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文物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仍需加强；一些地方文物保护主体责任落实还不到位，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文物合理利用不足、传播传承不够，让文物活起来的方法途径亟需创新；依托文物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办法不多，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亟待增强；文物保护管理力量相对薄弱，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尚需提升。”从这一段关于文件出台重要意义的表述来看，中央对于文物工作特别是文物利用方面有很多期待。
01
“拔剑四顾心茫然”，
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是什么？
关于“三新”的解读有很多，抛开理论性的探讨和阐述，以数据为指标，这是一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迈入人均 GDP超过8000 美元的新时代。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时，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会向文化、娱乐、旅游、体育、健康等新兴消费领域转变，而中国目前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已经进入服务业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文化传承延续未曾中断过的古老大国，
对内，我们的文化、旅游等消费领域无疑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文物密切相关，今年大部制改革文化与旅游部成立也意味着“文化为内容，旅游为场景”的文旅发展模式将会使文化资源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基础发挥更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对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大国走向强国，需要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作支撑。
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也都把文化资源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资源进行战略布局。比如2013年英国旅游局发布名为“传承金色遗产”（Delivering a Golden
Legacy）的促进入境旅游发展战略（2012-2020）。该战略提出，到2020年，吸引海外游客4000万人次，实现游客消费315亿英镑，创造20万个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在遗产、传统与现代文化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提高英国的国际旅游形象。邻国日本曾在2012年对《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进行修订，增加不少关于文化遗产“活用”的内容，2013年，推出“日本遗产（Japan Heritage）”认定制度，这项制度以将分散在各地的遗产作为“面”来利用，一方面通过传播手段激发遗产地区活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国内外战略性宣传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在2017年即将修订的第三版中，日本政府计划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由“保存优先”角度转变为从游客视角出发的“灵活运用”方针。
由此可知，
无论是对内部提振经济促进产业升级，还是对外部的扩大国际影响力，都对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这一次，习惯了“与世隔绝”的文博系统面对的是一次独立潮头的历史机会。
02
“直挂云帆济沧海”，
社会力量有哪些参与机会？
在市场驱动和政策的利好下，近些年来也涌现了一批致力于文物保护利用方方面面的社会力量。本次文件全文总共提了16个主要任务，结合上述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总体诉求的分析，目测未来在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存在以下四类主要的参与机会。
第一类，向外传播中华文化影响力。
文件所列主要任务第一条“推介一批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第二条“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第十二条“依托国家海外文化阵地和海外机构”“与国外文物机构共建合作传播基地，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这一系列任务表明，除了传统的展览行业之外，各类媒体、出版机构、旅游营销机构、公关活动类机构等会有大量机会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播内容的研发、活动策划、传播渠道开发当中。
第二类，文化遗产教育培训相关。
文件第二条“将文物保护利用常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体系，完善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长效机制”，第十四条“创新人才机制”表明，未来在文物保护利用领域，以面向社会全体的遗产教育研学和面向从业人员的文物资产管理培训会迎来更多机会。以遗产教育研学为例，近年来火爆的博物馆研学将进一步规范化发展。而面向从业人员的管理培训，将从目前的行业内封闭培训走向全行业培训，这个全行业有两层含义，一是面向传统文博人员的全行业培训，即为从业人员提供新思想、解决新的各类型培训，一是面向致力于文物活化利用的其他行业人员的培训，比如让旅游行业人士理解文物的红线底线并在工作中融会贯通。窃以为，这类培训非常重要，能够部分解决行业内外思想有分歧、认识不统一、技术衔接不畅等问题。
第三类，满足文化旅游消费类。
文件第八条推进文物合理利用“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第九条“在坚持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不变、坚守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 加大文物资源基础信息开放力度，支持文物博物馆单位逐步开放共享文物资源信息。促进文物旅游融合发展，推介文物领域研学旅行、体验旅游、休闲旅游项目和精品旅游线路。”第十条“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这几条都为依托文物资源开展各类文化消费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依据。文化遗产景区其实是我国出现最早的一代旅游产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标本式的观光。而未来，随着传统文化活动的植入或现代休闲业态的植入，有可能呈现更具生活感和仪式感的活动场景，从而更具旅游吸引力。
第四类，遗产地可持续综合发展类。
文件第三条“开展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助力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第七条“建立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依托不同类型文物资源，推动区域性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创新文物保护利用机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在文物保护区域因地制宜适度发展服务业和休闲农业。”这两条提到的都是以遗产为核心带动区域发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以往那种圈住遗产资源，迁走居民，封闭起来搞开发的模式，并不会得到鼓励。这里的遗产地综合发展，指的是以文化遗产为核心品牌，与当地产业、社区发展等形成共同发展，这里面会更强调遗产资源对当地产业、当地经济主体的普惠作用，以及由此带来当地居民对文化遗产更加主动的文化自豪感和保护自觉性。
最后，文件中关于“建立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机制”、“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使用和运营管理”以及“鼓励文物博物馆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其所得收入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同意管理”等三处新的提法，表明未来文物工作将从顶层设计、管理办法、体制机制方面为各方力量参与、相关产业发展预留更多接口。
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在祖先的土地上，延续越来越多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