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演技高低的判定,分为两个等级:一是“是什么演什么”,二是“演什么像什么”。换句话说,倘若你本身就和角色十分相似,又具备“演什么像什么”的功力,那在诠释角色时,自然得心应手。
然而仅仅是在第一级上,杨烁就与包奕凡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根据角色设定,包奕凡是个刚满30岁的集团副总,富二代。但在杨烁的记忆中,贫穷才是他童年时代的最大印记。杨烁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是家中的长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吃顿麦当劳都是他的奢望。2010年,生活有了好转,他曾在博客中写过这样的字句:挤眉弄眼赚点钱就是为吃麦当劳。
《欢乐颂》中的小包总和安迪在广式餐厅边吃饭边谈着上百亿的生意,更是他当时无法想象的场景。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能和舍友们一起吃点饼干,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像许多遭遇过穷困洗礼的人一样,那个时候的他,也有一个特别渴望的礼物——两侧拉链全开的篮球裤。他觉得那会让他在篮球场上“特别帅”。他的母亲知道后,便给他买了条这样的裤子,亲手交到他的手里。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变化,母亲说:“我很久没有见过我儿子笑了。”说完这句,她哭了。
“我是离开伊春之后,才知道我妈妈下岗了。家里都穷成那样了,她借钱都要满足我的愿望。”杨烁记得,母亲哭的时候,还一直躲着他,生怕他看到自己哭泣的样子。
他自述出生于传统的严父慈母家庭。由于幼年个性顽劣,加之父亲的不理解,他没少遭到父亲的毒打,父子关系也一度降至冰点。最后一次被打时,即使椅子都被打碎了,他都没有说什么,直接摔门而去,来到北京独自生活。那年他才14岁。像电视剧里小包总和父亲联手打造公司的画面,是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真实生活中的。
虽然现在的杨烁可以正视父亲当初的“棍棒教育”,但年少时期的他,剩下的只是碎落一地的自尊心。以至于每一次挨完打后,谁要是敢说三道四,他一定会往死里教训人家。有小伙伴甚至形容,他打架时的眼睛,都是冒着红光的。
这份自尊心,还让他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兄长:“到现在为止,他(弟弟)的记忆点可能都是我对他造成的伤害,我把我爸爸所有用在我身上的东西,全部用到了他身上。”讲起这个,他这个做哥哥的充满愧疚:“借这次机会,希望能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心怀愧疚的,还有他的父亲。就在他负气离开家乡一年后、再度回到家里时,父亲把能召集到的亲戚全叫来,当面给他赔礼道歉。这一点连杨烁自己都没想到,毕竟在他心里,父亲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然而命运的齿轮不会因为情感的变化,改变它固有的运行逻辑。做学徒、当服务员、卖羊肉串……就这样跌跌撞撞,杨烁最终硬生生地闯进了北京的怀抱。
其实,小包总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光。当初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1000美金的生活费,其余的都要靠自己挣——但这仍比杨烁幸运得多。要知道,2000年左右,他父亲的工资只有700元,除了养家,还要拿400块寄给他。而他也不愿意向本就困难的家里伸手要钱。勒紧裤腰带,减少饭量,是他这个“北漂青年”当时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