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苏：“饥饿”“饥渴”是经过文革又重新上学的我们这代人的状态

孟晓苏的办公室到处可见北大的痕迹：本科、研究生期间和同学的合影，博士毕业时和导师厉以宁的合影。

1977年，28岁的孟晓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和孟晓苏一起入学的，有32岁的“老大哥”，也有16岁的应届毕业生。

同学中，有伤痕文学作家陈建功、写出《血色黄昏》的老鬼……

他们大多数经历了历史的磨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浪潮中，和这个国家一起解放思想、睁开眼睛看世界，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和新知识。

个体和国家的命运通过高考相互勾连，构成了个体和国家共同的轨迹。

新京报记者采访孟晓苏。

【同题问答：关于阅读和高考】

新京报：推荐10本影响最大的书？

孟晓苏： 工厂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资本论》。还有厉以宁老师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各种西方经济学读本，小时候看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

我最近在看《三体》，很有意思，觉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可以超越时间。

新京报：你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孟晓苏： 是牛奶。但我平时也是喝不上的。好不容易高考前喝了一杯，影响了考试。我现在都不喝牛奶。

新京报：什么事，你高考后才明白？

孟晓苏： 我高考时已经28岁了，只是觉得庆幸，如果我当初太顾面子、害怕失败而不去高考，我不知道现在会怎样。

新京报：你高考时有座右铭吗，是什么？

孟晓苏： 当时的座右铭是“希望存在于最后的努力”。

“我想考大学，但不能表现得过分急切”

1977年10月，工厂的大喇叭传达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年轻人可以考大学了！但我并没有特别地高兴，觉得自己没希望。

高考已经中断十年了。

1967年，初中毕业两年的我进入北京东方红汽车厂，成为一名工人。十年间，我学了车工、刨工、电工，抡大锤也不在话——现在我的右胳膊比左胳膊长1.5公分，就是十年工人经历的“收获”——我技术好，当时一心想当个八级工。

孟晓苏初中毕业两年后，进入汽车厂工作。

1977年，我已经是是厂里的基层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党办副主任，还入了党。 车间主任、党委书记和工厂工人对我都不错，我对自己的未来很乐观。

我也想上大学，但不能像其他工人那样表现得过分急切、似乎想赶快离开工厂。而且，我多半觉得没希望上大学，不是担心十年没复习功课，而是我已经28岁了，年龄可能“过线”了。

但几乎厂里的每个人都觉得我能考上。 工厂教育科科长和分厂党委副书记一起商量着帮我报了名：“孟晓苏不上大学可惜了。”

考试第一天，我母亲特意为我准备了一杯平时喝不到的牛奶。第一门政治考试刚开始，我就憋不住了。但我又不敢去厕所，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去了还能让我回来考试吗？我就一直忍受着生理的难受把题目做了下来。

虽然因为牛奶，第一门政治考试吃了大亏，但几门考下来应该成绩不错。最后悔是地理没有复习那套模拟题，但我凭借着常识做出了一些题目。

再说说我当时报志愿的情况，从小学到中学，我的作文常是班级的范文。我在工厂期间，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报纸发表过文章，并成为北京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在填高考志愿时，教育科长毫不犹豫帮我填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在后面附上我的“成绩单”：孟晓苏曾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XX篇、在人民日报发表XX篇等。

1978年2月，我正在车间里，有人喊着我的名字举着牛皮纸信封找我。看到信封右下角的“北京大学”四个字时，我既高兴又忐忑——多年没有高考了，这会不会是不录取的通知书？撕开信封一看，“通知你录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哎呀，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这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拿着通知书回到家，我妈笑得哭了，她既是为我高兴，也为那杯牛奶没有惹下祸而庆幸。她悄悄担心一个多月了，生怕那杯牛奶影响到了我的前程。

我读初二时，高考中断，实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但推荐的都是别人，我慢慢就失去了希望，后来彻底绝了念头。现在回想，恢复高考真是不可思议，我被北大录取，也不可思议。

同学最大年龄32岁，最小16岁

收到通知书一个多月后，3月22日，北大开学。

工厂党委副书记特意申请了一辆吉普车，拉着我的行李卷、洗脸盆，穿过南门直奔新生报到处，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

取了钥匙，直奔32号楼321房间。宿舍六个人，刘海东穿着一身军装，他以军队连长身份考进了北大；吴国光，山东临沂棉纺织厂职工；王永强，天津一家银行职员；胡晓钉，插队知青；年龄最小的是王咏赋，他没吃过苦，刚高中毕业就赶上了高考。

和我们宿舍一样，中文系的学生主要是工农兵，以知青居多。十年之中，大家的经历迥异，但都没想到能上大学。

班里有位叫马波的男生，在内蒙古插队时被人打成残废。后来因为对“文革”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到荒山野岭中接受劳动改造。他不喜欢说话，一个人沉默地写着东西。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作家杨沫的儿子，现在成了著名作家“老鬼”。

中文专业的陈建功和我一样是工人出身，此前在京西煤矿挖煤。因为喜爱文学，他从矿坑里出来的时候背诵了一句《日出》中的词：“太阳升起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因为这句“反革命”言论，他招来了批判。

同学们背景不同，年龄自然也不同。

我们班年龄最大的是王广新，已32岁，我们都叫他老大哥，年龄最小的16岁，两人年龄正好相差一半。总体看，我们班生于1957年的学生居多，而1957年是生肖鸡年，这一帮学生又自称为“鸡帮”。

中断了十年，终于有了上学的机会，大家喜出望外，如饥似渴地学习。

未名湖畔、图书馆里到处是学习的人。图书馆根本占不到位置，我们只能在宿舍学习。女同学学习尤其刻苦，最初学校宿舍不停电，几个女同学就一直学习。后来学校十一点准时拉闸，否则她们就要没完没了开夜车。

在学三食堂门口，我曾见到一个男生一边拿着馒头捧着饭盆，一边看书，我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并命名为“饥”。这种“饥饿”、“饥渴”是经过文革又重新上学的我们这代人的状态。

孟晓苏拍摄的照片《饥》，表现北大学生如饥似渴学习的情景。

“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惊奇”

文学给“饥渴”的精神世界带来另一种慰藉。

70年代末兴起了“伤痕文学”的浪潮。从“文革”十年的困惑中走出来，有郁闷、有反思、有悲愤，十年经历汇集起来成为了“伤痕文学”。

陈建功根据自己的矿山经历先后写出了《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迷乱的星空》等短篇小说。他写得很快，一写完大家就一起提意见，也有同学抄写下来，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32号楼对面的墙壁上。周边清华、人大的学生也赶来，抄写、传阅陈建功最新的作品，北京大学成为了“伤痕文学”的策源地之一。

日后成为著名作家“老鬼”的马波则不动声色，一个人只顾埋头书写。马波写得很乱，我们班的几位女同学就帮着工工整整抄写在格子作文本上。这部共同抄写的作品就是后来的《血色黄昏》，这部长篇小说成为一代知青的记录史。

课堂和学术也开始回归理性，一切都要“颠倒”过来。

原来批判旧文学、打倒“孔家店”，但是现在一下子变过来了。原有的课本不能用，新的课本还未出来。文学史课上，谢冕老师完全不用课本授课，我们就在下面飞快得做笔记。

孟晓苏大学时的笔记。

新闻学也开始“突破”。

“文革”十年，新闻报道方式被扭曲，新闻报道甚至成为四人帮打击别人的工具，新闻学充斥着不少陈腐的东西。甘惜分老师在讲授新闻理论课时，提出新闻学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新闻自身的规律而不是领导部门个人意志发号施令。

课堂的自由之风也随之恢复。

有位讲授地理的老师，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他来教室只带一只古巴雪茄盒，上课时慢慢悠悠将古巴雪茄的盖子打开，倒出一根粉笔。从空间地理到经济地理到南北关系南南关系这些政治地理，他知识开阔，课堂总是坐满了人。

课堂之外的讲座也迅速打开了77级的眼界。

当时厉以宁老师在学校开经济讲座，讲解西方经济史。犹如突然打开一扇窗，原来整个的经济思想是这样的！过去历史上我们认为只有工业、制造业才能创造价值，现在大家开始争论商业活动是否创造价值。如今看这些争论很幼稚，但是这种初步的思想解放、刚开始张开眼睛看世界的惊奇，真解渴！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70年代末、80年初的北大校园，到处热情洋溢，激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又夹杂着质疑与思考的气氛。

我在校学生会文化部担任部长。虽然是部长，但手里一分钱经费都没有。到处借录音机，组织学生跳交际舞。

为活跃学生生活，校学生会还为学生争取到了电视机——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大，学生宿舍一个楼层一台电视机。

1981年3月20日，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中国男排对决南朝鲜。收音机里，解说员宋世雄激动地宣布：3：2，我们赢了！

北大校园一下子沸腾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到操场”，大家举着点燃的扫帚当火把，敲打着饭盆，“叮叮咣叮叮咣”汇集成一支队伍流向操场，群情激昂得喊着：“向中国男排学习”。突然，中文系文学班的“大嗓门”刘志达喊了一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第二天，这句口号传遍了中国。

在8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氛围中，77级、78级的学生带领北大走在时代前列。

77级的学生也开始表现出不一样的锋芒。

我当时去了人民日报做见习记者。实习期间，发现杭州风景区被浙江省委、杭州市委的有关部门挤占。当地记者不敢报道，我写了一篇相关报道，锋芒直指当地政府。最后，这些政府部门“被迫”搬离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