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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有句名言：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领导者只有具备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才能开创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张居正被誉为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和政治家。他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推行一条鞭法，使危机重重的大明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堪称现代领导者的典范。
毛泽东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是两件事：出主意和用干部。从领导者的角度看，张居正将出主意与用干部这两项领导者的责任都做到了极致。如果说，出主意更多的是体现张居正作为雄韬伟略的政治家、改革家的杰出才能的话，那么，在用干部的具体实践上，则更能体现其作为一名杰出的领导者所具备的领导艺术，而这一点也是最值得当今领导者所借鉴的。
会说的与会干的纵观张居正的用人方略，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所谓循吏，就是一根筋把事情做好、靠结果说话的官员；而清流则是那种说得多、做得少、满脑子道德教化的人。在循吏与清流两者之间，张居正态度鲜明，用人明显倾向于会干事的人。在对海瑞和戚继光的运用上，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提起海瑞，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无人不知，即便在当世，海瑞也已经成了—个清官形象的代言人。张居正任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就是不用海瑞。为什么呢？张居正看得很清楚，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有政德而不一定有政绩。最后，张居正决定不用海瑞，而且在张居正执政十年间，从来没有起用海瑞。
那么，对于戚继光的任用又如何呢？张居正启用戚继光的时候，戚继光仅仅是总兵。当时的总兵虽然是部队一把手，但是上面还有一个总督。总督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领导总兵。过去只要总督和总兵产生矛盾，朝廷一定是撤换总兵，而不会换总督，但是张居正却并非如此。在戚继光这个总兵和总督产生矛盾以后，他撤换的都是总督。而且每一个总督上任，张居正都会找他谈话，要他支持戚继光的工作。戚继光担任蓟辽总兵十三年，蓟辽没有发生一次战争，蒙古人也没有一次进犯。确切地说，这既是戚继光的功劳，也是张居正知人善任的功劳。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人，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戚继光，张居正始终对他信任有加，长久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向张居正推荐海瑞，他坚决不用。戚继光与海瑞，都是晚明时期名倾朝野的重要人物。张居正对他们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就是其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具体表现。
正是因为张居正始终坚持这一用人原则，万历前十年的朝廷大臣，凡是张居正亲自选拔的，大部分都是青史留名的人才。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值得领导者思考。
芝兰当遒，不得不除。官位乃朝廷公器。张居正也任用私人，但讲感情不讲能力的事，张居正绝不去做。譬如，他用他的亲家王之诰担任刑部尚书，但这一任用并没有招致非议。因为王之诰政声卓卓，是个很有建树的官员。所以说，如果张居正用了某个同年、同乡或者朋友，那么此人一定是贤才，而不是庸才。反之，如果是庸才，即便是其同年、同乡或者朋友，他坚决不用。
其实，早在张居正任首辅之初，就曾公开表示，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他的同年、同乡纷纷前来攀援。其中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任首辅后，他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京城工作。张居正觉得这个同学有能力，资格也比较老，就同意了，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从正三品提到从二品。
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即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奏章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换句话说，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但兵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吟诗的地方。于是，汪伯昆的官职就此被罢免。
所谓德才兼备、惟贤是举，张居正这种惟贤是用的理念，对于今天的广大领导者而言，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用人必考，授任以当。用其才，考其素，用人必考，授任以当，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为了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所谓考成法，就是把应办的事情量化，规定完成时限，建立工作台账，一式三份留存。再由六部和都察院按照台账，对所属干部逐项对照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否则以渎职论处。
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169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30%。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形成了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的良好局面。
万历四年十月，神宗皇帝审阅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风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
随即，张居正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此所谓用人必考，授任以当，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譬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
如今，执行力日渐成为领导者口中的热词。其实，当年张居正的考成法，就不失为抓执行、抓落实的一套高招。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看，张居正的用人必考，授任以当，不仅是衡量领导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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