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后的"人类世”政治

新自由主义后的“人类世”政治

作者：邓肯·凯利（Duncan Kelly）

译者：张睿婕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www.bostonreview.net/science-nature/duncan-kelly-politics-anthropocene-world-after-neoliberalism

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认为，新冠疫情是“人类世”时代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人类世”这一术语旨在说明，人类对气候与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从“全新世”（Holocene）进入到了这一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尽管这一观点本身极具争议，但那些 支持“人类世”概念的专家强调，人类已经彻底改变了地球的环境，以至于我们亲手推进了地质时代的变迁，只不过这一变迁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范围。 事实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物种灭绝以及新的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都在提醒我们这一变迁带来的影响。

图中电影人记录下了1957年美国内华达州的一次原子弹爆炸

来源：Anthropocene now: influential panel votes to recognize Earth’s new epoch, Nature, CLARIFICATION 21 MAY 20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1641-5

在这些让地球变得越来越不宜居的事件中，当下最紧迫、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新冠病毒了， 对于某一个体而言，新冠病毒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但对于群体而言，它带来的是大范围的恐慌，这暴露了所谓先进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当中的弱点 。与其他流行病一样，社会中那些最缺乏安全保障的底层群众受害最深。 如果“人类世”概念的提出是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重审政治行动当中的评估标准及其生态基础，那么我们就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前进路线，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并在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世界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40年，新形式的独裁与民粹主义政治不断兴起的当今，人们对民主政治已经产生了根深蒂固的不满之情，而这场疫情，恰恰在此时爆发。

时任德国总理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1878-1929）在面对当时的时代性政治危机时，用《火山上的舞蹈》（Dance on the Volcano，这是1920年由贝拉·卢戈西（Bela Lugosi）主演的一部无声电影）这一比喻来描述魏玛共和国兴衰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威胁——从一战战败、成功的民主转型到经济崩溃，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抬头。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与30年代末肯定不相同，但这个比喻仍然令人信服。

当下的危机能否促使人们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并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为什么事实证明，即便看到了大量有关地球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证据后（现在又包括了新冠病毒带来的灾难），我们仍无法采取有效的政治上的行动呢？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图兹认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会是那位引导我们通过这个现代炼狱的维吉尔。[1] 贝克所提出的 “风险社会”理论，在“人类世”病毒大流行的当下，似乎比35年前更加适用。

图为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贝克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德国面临的环境沉降物、切尔诺贝利事件与生态政治等问题，他试图解释， 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的我们，会面临哪些新的风险，而这些新的风险又意味着什么——从疾病、放射性沉降物到其他各种形式的生态灾难 。他在《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1986）一书中试图回答，既然我们已经“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既做到“不刻意忘记这一事实，也不因担心其随时爆发而窒息”呢？ 一方面，对于这些威胁，我们有着科学的认知，但另一方面，病毒和放射性物质等无形的威胁让人们感到恐惧，在这一准宗教式的恐惧以及对不可见物的原始主义认识中，形成了一种超现代主义的反常结合 。 这种不稳定的结合物是贝克所寻求的 “自反” （reflexive）的现代化形式中的一部分。正如他在《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1995年）一书中所说，气候危机时代的社会分为两个阶段，“最初，我们自己所创造的事物所带来的风险并不引人注意，但足以引发地球物种大灭绝级别灾难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加，而这一风险正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仅仅依赖“跟着科学走”已经无法让我们保持进步了。

第一种解决方案是技术性的，这一方案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与进步的基础之上，其实质内容有些像要求现代专家“监护”地球。 尽管在技术官僚管理不善之时，民主制度可能会“反弹”一下，但整个方案只有在作为政治力量的民主制度实际“消亡”之后才可能得以执行。在这一方案中，未经选举的专家手中会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民主制度仍在运行，只不过它所剩的也只是一个与日常政治权力松散相关的意识形态幻觉而已。

风险社会的第二阶段，贝克称之为“危险文明”（hazard civilization），发生在知识生产的层面。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处境多么脆弱，风险随时可能降临，我们越来越需要感谢专家所做的大量工作，他们不断的了解这些风险，并化险为夷。 然而，一方面，专家学者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威胁我们生存的风险的相关知识，而另一方面，就如何科学控制这些风险的问题，专家学者们则表现出了巨大的分歧。想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报告中涉及的大量文件和附录背后的政治因素吧，这些文件和附录的重点是论述将未来的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必要性。反过来，这一结论很快成为一项号召，尤其是那些处于全球变暖受害者前列的加勒比地区的人们，他们确实相信，只有控制在1.5摄氏度内，才能让他们生存下去。

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所强调的那样，科学意识的增强一方面体现在社会问题的辩论之中，一方面也体现在论证与解释的过程之中，但科学意识的增强带来了两个相互冲突的效果。一方面，它从无知当中解放了思想：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确是一种解放。但另一方面，它也滋生了对科学知识的怀疑 。 反过来，这又会使反动主义式的批评成为可能，这种批评很快就被那些可以从现状中获益的组织与意识形态所接受。这种状况使我们更加茫然，因为风险社会和危险文明的潜在威胁也是社会性的，且这些威胁所带来的后果在社会阶层当中的分布也严重不均。正如贝克所说， 在巨大的危害和生存威胁面前，一个保护个人拥有极端庞大的财富的社会，一个通过保护财产权，进而使得收入和财富严重不平等合法化的社会，同时“凭借自己的权威，使大规模危害合法化，并将这些危害结果强加于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那些反抗他们的群众”的社会，究竟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在《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一书中，贝克认为，原子能时代的悲剧应当被称为社会结构性的“不负责任”，其鲜明的特点在于“把原本应当控制风险的相关要素——例如法律、科学、行政等等，都变成制造风险的帮凶。”这一“荒谬的事实使得所有的抵抗都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社会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所以社会组织与专家们所提出的“制度化安全保证”将风险的实际存在解释为系统运作的失效，而非已经交给技术官僚管理的社会关系的失效。社会组织已成为“自身安全技术的俘”，这是对支撑现代福利国家最初出现的社会保险计划的一种诡异的总结 。

贝克的另一观点旨在为他所谓的“亚政治”（sub-politics）的多种形式的领域提供空间：当面对治理生态风险的新技术官僚的矛盾现实时，回归政治上民主问责的做法，在实践中表现为集体不负责 。贝克认为，这是“危险文明”病态的“解毒剂”。但他故意不言明这种政治模式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使这一理论一开始听起来相当抽象。“亚政治””领域是培养个人和集体政治判断的空间，地方团体和社区可以在这些领域当中学习、思考，同时在一个永远充满风险的世界里行动，但又不受严格的唯技术论等级制度的束缚，同时也不会不加批判地接受任何专家的专业知识作为作出政治选择的唯一理由。

这些框架要想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实地、在自下而上的民主组织过程中加以确定 。如何确定政治组织的人选，一直都是生态政治成败的关键，对贝克来说，从亚政治领域的角度看，依赖民主自治的积极分子的治理模式似乎比某些政治和宪法理论中的预防性反多数主义能更好地解决保障生存安全的问题。这样的亚政治空间也有助于让人们不再寻求完全的安全，而是让自己习惯于这种“新常态”，习惯这些异常，并将其视为我们无法控制或无法理解的东西，或者试图通过回归早期的简单秩序中寻求慰藉，同时试图依赖强有力的领导者与感恩的臣民。面对当前的挑战， 寻求技术上的彻底解决、宪制上的调整、甚或“委任独裁”的形式，看似可以获得解放，但事实上，它们只会把我们束缚在现状中 。他们可能会为挽救未来的民主政治提供模式，但前提是不改变当前的民主价值观。但是，如果当前恰恰就是我们需要改变行为方式的时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