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姜奇平：分享为什么经济

分享为什么经济

文 | 姜奇平

满大街的自行车，忽然都变黄了。

共享单车似乎不需要谁喊口号、谁动员，一夜间自己就火了。

风靡城市的共享单车

分享原来属于道德情操的范围。不过现在人们搞分享经济，明明是冲着致富去的。

道德情操和国民财富这两件事，单独来看都不奇怪。怪就怪在，分享经济要求通过道德情操，去实现国民财富。相当于把斯密主张利他的《道德情操论》和主张利己的《国富论》，合并成一本书。

分享经济，把互联网中一个核心的谜，从理论上放大了：免费与赚钱、利他与利己明明是反的，为什么能够实现互补？我认为，分享为什么经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通过综合各派经济学理论，从新垄断竞争这个角度加以解释。　　

互联网变了什么戏法，让资本家肯进“君子国”？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苹果公司公布了对应用商店的重大调整。开发者可以参与新的营收分成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用户通过应用订购服务，那么开发者将获得更多收入。这一比例不再是以往的 70%。如果用户选择订购全年服务，那么开发者获得的收入比例将上升至 85%。

这好像《镜花缘》里“君子国 ”中的一幕：

只见有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如果是《镜花缘》也就罢了，但上述新闻是真实的事情。相当于资本家与劳动者讨价还价说，我把 70%的利让你，我只得 30%；等劳动者答应后，资本家仔细一想，咦，不对，30%我多得了，我应只得 15%，让你得 85%。

互联网变了什么戏法，让资本家进了 “君子国”？原来，分享经济构建出一种 “好人好报 ”的利益机制。“好人 ”是指把资源分享给别人的人。经济学认为这会造成外部性，让别人搭便车。而分享经济却设计出 “好报 ”的回路，买卖上不求回报，但在租借使用上产生回报。比如，想骑自行车，不需要买卖，可以租借。

对于社会来说，可能出现的是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预言：“到二〇五〇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 ‘敌对势力 ’所致 ”，而是由于资本主义 “内部架构 ”中存在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 ”。意思是还没等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反倒把资本主义 “和平演变 ”了。

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St. Martin's Griffin; Reprint edition，2015）

我们过去从小考试时就让背，人类到了某个高级发展阶段，共享就忽然实现了。共享在低级阶段时不可行，为什么到了高级阶段，就忽然变得可行？原来其中是有门道的。

分享经济在商业逻辑上的暗道机关

我们首先要将分享的对象，区分为商品和资本。

现有分享经济流行读物，谈的只是分享商品（如车、房之类），而分享经济真正对经济学造成冲击的，是分享资本。

分享，好像用复印机拷贝。好比你们家允许开办一个美联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你是印 M1，还是印 M2呢？我把印 M1的叫小毛贼，把印 M2的叫四十大盗，又称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本质与苹果一样，都是在用复印 M2的方式搞分享经济，把公司办成了美联储。阿里巴巴平台和苹果商店平台基础业务都不收费，印出的 M2，像学雷锋那样白送给天下；靠收租，从 M2（平台价值）中生出的 M1（增值服务价值）中赢利。

验算一下：对阿里巴巴来说，资本是商铺、柜台（经济学中叫生产资料）。商铺、柜台可以不可以复印？实体的当然不可以，但虚拟的当然就可以。国家禁止印钞票，但没有禁止复印与 M2等值的商铺和柜台。马云一家伙印了上千万套生产资料，用孙悟空技术（即拷贝汗毛 “技术 ”，当代改称信息技术），像吹汗毛一样造出了无数的资本分身（官话叫 “新动能 ”），然后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把这些复印出来的生产资料，一个网商免费送一套，省得他们经商重置实体店铺和柜台，进行重资产投入。

阿里巴巴旗下产品服务

阿里巴巴白送生产资料这种学雷锋做好事的行为不是做慈善。他的目的是赚钱，通过向网商收租子赚钱。好比，复印来的土地白送，但如果种出庄稼，按使用效果来交租分成（技术上叫云服务，如 SaaS，即产品不要钱，按服务、使用收费）。租子是怎么收回来的呢？是通过增值服务，例如宝贝，你可以白用商铺、柜台，但要想提高将客流转化为买家的转化率，需要交钱购买宝贝服务。用苹果商店模式来验算也一样。只是这里的可复印的资本，从店铺换成了苹果商店平台（PaaS），柜台换成了开发工具（SaaS）。原理是一样的。　　

分享经济带来足以让标准经济学家精神崩溃的悖论

旧经济学中，资本是不能拷贝的，用威廉姆斯的说法，叫资本专用。资本可以拷贝，就是资本共用。分享经济就是资本共用（不同于共有）。前提假设一变，经济学大乱。

近二十年来，我发现互联网过滤掉细枝末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打免费分享的左灯，走到收费赚钱的右边；打收费赚钱的右灯，只能走到免费分享的左边。

谜底就在 COPY（非排他性使用）。它使这个世界，个个都成美联储，人人都变孙悟空。

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长久以来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得到这样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让效率最大化，靠提高效率做不到，靠公平一点反而实现了；让公平最大化，靠提高公平做不到，提高一下效率反而实现了。

如果嫌北欧还不够公平，向北美的方向一调整，结果会比北欧还北欧；如果嫌北美效率不够高，向北欧方向一调整，结果会比北美还北美。这就是分享经济这种现象真正刺激之处，它让人类脑子长反。它现在能让整个世界变得鸡飞狗跳，就是因为这样干，太刺激了！

小男生、小女生拿上面这套逻辑去赚钱不要紧，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逻辑会逼得经济学家排着队去跳楼。因为现有经济学跟这个道理是相反的。

经济学的新综合

现有经济学照顾了做蛋糕，照顾不了分蛋糕；照顾了分蛋糕，照顾不了做蛋糕。这代表两种相反倾向：分享不经济，经济不分享。前者代表公平优先观点，适合从分蛋糕角度解释北欧模式；后者代表效率优先观点，适合从做蛋糕角度解释北美模式。对分享经济这种相反相成现象，用单一理论难以解释，需要把分蛋糕的经济学与做蛋糕的经济学综合起来。由此思路出发，我提出一种新综合的路径，与专业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交流。

姜奇平：《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我认为从专业角度，可以采用一种精巧的方法，把势同水火的资源配置理论（斯密学说）与利益相互作用理论（李嘉图学说）综合起来，这个办法就是把资源配置理论当作完全竞争均衡（新古典均衡），把利益相互作用视为垄断竞争均衡（古典均衡）。把它们之间的定性分歧，转化为 AC－MC（平均成本减边际成本，定义为租值）这样一个定量差异。这就是我说的经济学的新综合。分享经济分的使用费（租），就在分 AC－MC这个东西。

原有理论是：完全竞争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会导致同质化（单一品种），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MC＝ MR）时，经济处于零利润状态（企业有会计利润，但总体上相互抵消），经济的均衡点稳定在 P＝ MC，即均衡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垄断竞争经济学认为，垄断竞争是异质的完全竞争，越竞争，品种越从单一向多品种方向发展（表现为个性化、差异化），此时经济的均衡稳定在高于 MC的 P＝ AC这一点上，即均衡价格等于平均成本。AC－MC这部分溢价，构成了零利润之上的利润。这就是分享经济中租——即使用费——的价值来源。在分享经济中，AC－MC这部分租值，是从增值业务（APP）中来的。

在均衡水平（即全局水平）上有 AC－MC，还是没有，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经济。这与宗庆后们的逻辑正好相反。

将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综合在一起，对应的是分享经济中平台经济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基础业务（平台）上，提供成本领先的规模经济；在增值业务（APP）上提供差异化的范围经济。新垄断竞争是不同于传统的新商务形式。新就新在，平台完全垄断，而应用完全竞争，垄断与竞争以 “新垄断竞争 ”方式，由对立变成互补。这是原有的经济学中没有的东西。

新垄断竞争理论将资源配置分配论（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与利益相互作用分配论（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关系分配论）两种相反的分配理论，综合在一起。

以斯密为源头的新古典分配论持一种接近社会物理学的观点，认为理性的人分配利益一定恰到好处，根据物的关系（要素贡献），不多拿一分，不少拿一分。相当于拔河到了中点，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把这称为均衡。其中隐含非现实假定是，社会关系的摩擦力为零，因此讲社会关系与不讲社会关系，在分配上是无差异的。

但以李嘉图为源头的社会关系分配论，相当于认为社会关系不同于物的关系，当物的关系达到中点时，社会关系仍在较力，因此真实的均衡点会有所出入。均衡点不是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而是参与拔河的利益相关方都拔不动了，谁也没有力量改变现状。

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

新垄断竞争理论的突破点在于，以往所有的社会关系分配论都没有发现，他们的理论对应的均衡点应是垄断竞争均衡点（而不是他们误以为的完全竞争均衡点）。这是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深层原因，也是经济学百年难题转型问题疑难的核心。分享经济 APP分成，恰好把这个差异点显示出来。

我的新发现是，边际生产力要素论与社会关系论的价值尺度与分配口径，以均衡价格为统一数学标准，相差一个固定的值（AC-MC）。AC－MC原来是用来量化物的关系的差异值（如品牌、专利等现象的价值），现在借用、转用它来表示社会关系的差异（反正都是差异，在数学上没有区别）。这个差值的实质内容，就变成反映利益的异质性。一下就把李嘉图难题和转型难题解决了。

李嘉图学派包括后继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强调社会关系的学派，都没有在数学上意识到，社会关系对于物的关系的偏离，不仅是质变而且是量变，它使经济的均衡点，从 P＝ MC，移向了 P＝ AC。社会关系中的摩擦力越大，利益冲突越大，均衡点就越趋向平均成本（有差异，平均值才有意义）。合约的作用就是对 AC— MC代表的租值进行拔河。

将垄断竞争框架中的 AC—MC，从做蛋糕中的差异性，“借用 ”来表述分蛋糕中的利益差异量值，理论的综合就实现了。

把做蛋糕的垄断竞争理论与分蛋糕的垄断竞争理论结合起来，本文一开始说的分配上的悖论现象，终于揭开了谜底。

在分享经济中，劳动者之所以可以得到高达 70%至 85%的分成，是因为新经济系统地造就出高出旧经济均衡的 AC—MC租值（零利润之上的利润，中国制造之上的中国创造）。当经济利润由个性化、差异化的劳动（如 APP）决定时，劳动者在成本方面，由分享省去了重资产（即固定成本 FC）投入负担，出现由平均成本定义的范围经济（基于 APP品种的平均成本递减）；在利润方面，通过创造性劳动以及对化解风险的贡献，实现了标准经济学中没有的范围报酬递增。在此基础上，劳动者通过两权分离的合约争回主动，获得了对差异租的高分成。而资本的拥有方，分成比例虽低，但由于复制资本带来 “无限的租 ”，收入的绝对值比不分享时更高。这是典型的劳资双赢。不问姓社姓资的混合，反而比单独姓社（劳动者翻身解放）或姓资（资本家唯利是图），追求的最大目标（劳动者追求的财富比例、资本家追求的财富绝对值）更大。这是中国增量改革反映的普世价值。

新旧经济的质，不像宗庆后们说的那样 “没有什么不同 ”，而是大不同，大大不同。这一点从数学上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至于新技术不新技术，只不过是瓶子，互联网主要是酒不同，而不光是瓶子不同。

从“使用而非拥有”角度重新反思“不问姓社姓资”

我研究分享经济，头脑中一条隐含主线，是思考邓小平所说的 “不问姓社姓资 ”。

换一个角度理解邓小平，从分享经济的核心线索——“使用（access）而非拥有（ownership）”这个核心命题——去想这个邓式命题，实际含有这样的意思：不问拥有上归属于谁，而要问使用上被谁利用。

验算一下：中国的农业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土地归国家还是集体拥有），但问谁使用（农民承包使用土地），这是第一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中国的工业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资本归国家、集体还是私人拥有），但问谁使用（工人承包使用制造产品），这是第二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中国的信息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信息归国家、集体、外资私人拥有），但问谁使用（网商与双创人员使用平台虚拟资产），这是第三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　　

不求拥有（姓什么），但求使用（叫什么），邓小平问出了让中国在世界上再立五千年的那个最实在的核。这是邓小平仰望星空，为万世开太平的核心一问。经济学的新综合，实际就是在围绕邓小平这个 “天问 ”，对古往今来的各派经济学，取长补短，最后用新的逻辑回答邓小平的 “地问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来源：新华社）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会儿跟着印度人姓，一会儿跟着德国人姓，一会儿跟着苏联人姓，一会儿跟着美国人姓。邓小平一声断喝：不要问姓社姓资。中国人要知道自己叫什么，而不光是姓什么，才能找到自我。

邓小平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资本可以拷贝（以及让资本可以拷贝的运动，俗称信息革命）。安得广厦千万间？正确答案是：复制，分享给全天下的双创人员，让拥有者与使用者 “共欢颜 ”。这是一条让 “共享发展理念 ”从空想变为现实的路。

分享经济一声礼炮，给我们带来新思路：分享使用资本！

这就是结论。

（《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姜奇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

*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