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读书生活2017-06-30 世纪历史
李德，解放军总后勤部副军职离休干部，1928年生于苏州，1945年参加革命。1959年12月至1965年任国防部部长林彪办公室中校秘书，之后任高等军事学院社会科学教授会教员、总后指挥学院副教授、总后政治部副秘书长等职。
“书虫”林彪：独特的读书方法
1960年1月，林彪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为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要在会上就形势与任务发表讲话。新任伊始，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回答，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此时在国际上被搅得十分混乱。虽然林彪并不是发表公开讲话，但面对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林彪决定从列宁的著作中看一看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因为列宁的话更具权威性。
他向秘书交代：“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借一套《列宁全集》来，现在就要!” 秘书把书找来后，他数了数共有38卷。林问：“就这些吗？”秘书答现在已出版这么多。于是林彪和秘书分了工，第1卷至19卷由秘书看，第20卷至38卷由他自己读。他指示秘书把凡是讲到战争问题的语句章节都摘抄下来做成卡片。他自己读的部分由他用红笔划出，找别人帮助摘抄。并且要求两天之内完成。秘书担心，后19卷分量大，是不是秘书多承担一些，林彪回答说：“从1914年到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段时间，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的论述最多，还是我自己来看。”
两天过去了，林彪的办公桌上放着200多张卡片。 他一边翻检，一边分类，有的还用红笔在旁边加注，显然已胸有成竹。为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回答，竟然把《列宁全集》全面复习了一遍，这种严谨的态度确实不同寻常。随后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会议结束了，大政方针基本上定下来了，于是如何带兵、爱兵、用兵的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会上确定的大政方针也要一项一项落实。林彪对秘书说：“你再给我找一些书，主要是古代的兵书。这些书里有许多带兵之道、养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处。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
这时已进入2月，临近春节，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较少日常公务的干扰，多读些书。秘书从广东省图书馆古籍书刊部查出一部《武经七书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10册，看起来还未曾借出过。秘书立刻请广州军区政治部协同办了借书手续，把书借到手。《武经七书直解》是从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后刊行的七部兵书的合编，包括《孙子兵法》等。
林彪看到这部书十分高兴，像得到什么宝物似的，马上喊叫“叶群，叶群!”没等叶群问话就说：“叶群，我告诉你，今天借到一部好书，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看。”就这样整个2月份，林彪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埋头读这部书。 叶群也跟着读。
办公室也忙起来，两个秘书，一个尉官，还有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内勤，一齐动手，都来参加抄兵书语录。按照林彪红笔勾画的记号，一句或一段话抄一张。然后分别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七个专题分类汇集。从林彪的神情看，这段时间，他显得轻松、惬意，一有空就和叶群谈这部书，说这是“中国古代兵家的重要遗产”，还说“要是都翻译成白话文就好了，可以让干部都读一读”。
后来叶剑英来看林彪，林彪向叶帅推荐了《武经七书直解》，并且建议：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专家，把该书翻译成白话文。（事过20多年，到了1980年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成的古文和现代文对照的《武经七书》终于出版，这是后话。）提起这部《武经七书直解》，还有一段插曲。
林彪有个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就单独保存，其他人员甚至叶群都不能随意翻动。这部书是借图书馆的，只能用一个月。40天过去了，图书馆向广州军区政治部经办人催要。秘书向叶群请示怎么办好。叶群知道林彪的习惯，又何况林彪十分珍爱这部古籍，就让秘书以国防部办公厅秘书的名义同图书馆商量，再延期几个月归还，但一定不要透露是林彪正在用这部书，等回到北京想办法买一部。秘书也只好这样办了。后来回到北京，秘书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都没有找到，而且许多老营业员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典籍。秘书几乎绝望了。每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逛旧书店。一天偶然在隆福寺小街，发现一家门面很小的旧书店，就进去询问有没有这样一部书。营业员回答说没有，但又说店后面有两间书库，你要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秘书在书库足足翻了两个小时，终于发现一部《武经七书直解》，与广州借的那一部同一个版本，只花了10元钱就买下了。秘书向叶群汇报了买书经过，叶群也喜出望外，向林彪作了报告：“101，我们又买到一部《武经七书直解》。这回好了，可以还给广东省图书馆了。”从此，林彪给秘书交代了一个任务：“有空的时候多去旧书店走走，发现好书就买下来，就算是你们替我逛书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01”是林彪在东北野战军任司令员时的代号，叶群几十年来一直用“101”称呼林彪。
3月，林彪看到叶群通读《武经七书直解》后，打下了一定的读古籍文献的基础，就让她趁热打铁，读《纲鉴易知录》。他自己读《资治通鉴》。林彪读书很快，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秘书们有时也一起议论，首长看书速度怎么这么快。
后来有一次林彪和秘书闲谈时谈到，如何读大部头书。
他说：每读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有些章节要精读，有些可以粗读，有些索性不读。读书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时一目一页，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则十目一行，这样就可以大省精力。为了让秘书提高读书的效率，事半功倍，林彪曾多次重复讲这些话。
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让秘书到书店买一些古代名家论述政治方面的书。秘书听后有些发愣，不知该买些什么书。林彪立刻补充说：比如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都属于这一类。秘书恍然大悟，于是到书店给他买回了一部线装的《昭明文选》。林彪连连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一连十多天，他就读这部《昭明文选》。在读书上，林彪还有个习惯，他的书桌平时只摆一部书，其他书刊统统不能放。这部书读完，再换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位古人说过的话：“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做学问。
这一年4、5月间，林彪围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个命题，反复研读了毛泽东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提炼了“政治工作是提高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这句话，以题词的形式公开发表。 一封群众来信进一步坚定了林彪的“政治观” 1960年8月间，林办收到军委办公厅秘书处转来的一封群众来信。信封上写着：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林彪部长亲收。
因为是亲启信件，秘书处信访组未擅自拆封，林彪秘书拆开信封看完，是一封控告信，控告军人违法乱纪，信写得很长，主要内容是：我是一名女青年，我热爱解放军。解放军是保卫老百姓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里也有坏人。上星期日，在卢沟桥以西，我步行回家，有一名穿着军服的人在身后跟着走，因为是解放军我没在意。当走到一片玉米地时，该人突然从后边抱住我，把我强行拽到庄稼地里，我拼命挣扎喊叫，四周无人，我敌不过他，无可奈何……请您帮助我把这个衣冠禽兽查出来，给我雪耻。我受害地点附近有一所装甲兵学校。我记得在我跟他拼打时，曾揪掉他军上衣的一个扣子。请林部长快点清查，把坏人从军队里清除出去…… 秘书看过信后，向林彪作了口头汇报。
林彪对这封信极为重视，让秘书把原信再从头至尾念一遍。他紧锁双眉，一言不发。停了好一会儿，让秘书把控告信放在桌上，语气沉重地说：“你给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打电话，请他来一趟。现在就来。” 此时，前毛家湾的寓所正在翻修，林彪的小办公室暂时设在万寿路新六所，这里离国防部大楼约15公里，萧向荣最快也要20分钟才能到达。林彪就在过厅散步，这是他的老习惯。每逢约见客人的时候，他总在门道或过厅漫步，边想问题，边等客人。
当萧向荣在秘书引导下走进客厅时，林彪立即朝沙发的方向一指：“来得好，请坐。”随着话音自己也坐到沙发上。 林彪对蒲向荣说：“刚刚看到一封群众来信，告状的。写信人对解放军很热爱，可是她受了害。你把信带回去多打印几份，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每人一份。当前部队思想工作有不少问题，有的领导人什么都抓，就是不抓作风建设，忙于事务。这样忙下去，坏人坏事越来越多，没有人管嘛！这封信又是一个警告，切中要害，军委要考虑开个会，专门议一议这件事。”
林彪又交代说：“可以先开一次军委办公会议，把这封信作为一个议题，同时告诉总政治部，尽快查明坏人，严肃处理。” 由于这封信提供了具体时间地点，特别是“揪掉一个扣子”这个情节，总政保卫部在装甲兵学校密切配合下，很快查到作案人，公审后判了刑。有关部门对受害人也做了善后工作。作为一个案件可以说告一段落了，但林彪的思路并未停止，他仍在思考。联系前不久看到的海军所属某水警区一个基层单位党支部“基本烂掉”的《情况通报》，林彪更加肯定地认为思想工作松不得。 林彪感到不解的是，近几年来每次讲话都特别强调政治的重要，给政治机关撑腰，鼓励政治干部大胆工作，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回声? 独特的夜间思考方式 林彪意识到虽然断断续续讲得不少，之所以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可能是讲话缺乏深度，遂决定从调查研究做起。
林彪让秘书帮忙办两件事，一件是让秘书到附近的连队、机关搜集现在连队士兵使用的政治教材，从总政治部、大军区政治部直到军政治部编写的统统要；同时找一些不同类型的连队指导员，了解连队政治课是怎么讲的，连队对上级政治机关有什么要求，教材搜集得越多越好。林彪对秘书说：“我想知道现在连队政治教育是怎么抓的，必要的话你可以找几个战士座谈。”
林彪让秘书做的另一件事，是要秘书看一些书，搜集理论资料，主要是马、恩、列、毛关于物质第一性、物质的作用，精神第二性、精神的作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精神、思想起不起重大的决定作用。林彪嘱咐秘书把这些相关内容摘抄成卡片，并说：“这些天我想了很久，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是就世界的本原讲的。但是，是不是第一性就是第一等的重要，第二性就是第二等的重要？它们之间能不能相互转化？有关这方面的论断不怕多，摘录的越多越好。不同年代讲的同样内容的话，即使一字不差也摘下来，注明不同的出处。” 秘书从附近的连队、驻京院校图书馆、总政治部宣传部士兵教育处等部门一共找到30余种连队政治教材。
整整一个月，林彪一直翻阅这些材料和讲话，还有一张张卡片。他对搜集到的士兵政治教材看得很细，说：“红军时期不用说，就是解放战争时期连队要看张报纸也很困难，更难得有这么多教材。现在连队要比以往条件好得多，有条件把政治教育搞好，这些教材编得不错，问题在于不应该照本宣读。很好的一本教材，硬是规定几个月分几次讲完，像教科书一样，缺乏生气。青年人的思想很活跃，不同时间、不同任务都有不同的变化，硬性规定讲一本书，讲来讲去老一套，听不听一点钟。长此下去，势必流于形式。” 林彪研究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卡片时，不时有旁批。
在这些日子里，内勤公务员每天早晨做清洁时，总要从林彪床边的地板上收拾起一些写有几个字的办公用纸。这是林彪的重要工作习惯之一，在他的办公桌、客厅、床头柜都要放一些十六开的白报纸和削好的一支支铅笔。每逢他思考问题有所得的时候，就立即随手记下，有时是整句的话，有时只是反映思想火花的一两个字。夜间也是如此。当他躺在床上突然想到什么问题或有所悟的时候，不必开灯，顺手在床头柜摸到铅笔写在纸上，为了避免重叠而字迹不清，他写一张就往地上扔一张，既不会遗忘，又不致影响入睡。他把这一点一滴的思路看成是思想智慧的“珍珠”。
第二天把这些零散的“珍珠”收拢起来，经过逻辑排列，编织成连贯的讲话提纲。他的大部分讲话，特别是党内、军内重要会议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深思熟虑而成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的独特风格。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种方法也算难能可贵了。（顺便提一下，7月林彪全家到庐山度假时，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注孙子》，也就是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评注。这本书他不知已读过多少遍，封面都破了，还在书上做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林彪读过许多西方名著，他的小图书室内陈列的书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也是他比较喜欢的西方名著有“四论”，即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语：“四论四论，都是学问。”） 毛泽东阅后批示：“这是个创造”
需要是创造之母。通过几个月的读书、思考、查资料，林彪终于完成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准备工作。 1960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林彪匆匆吃过早饭，招呼副官：“走!开会去。”这时候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四行大字：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200多名高级军官聚精会神地听林彪讲话。林彪胸有成竹，滔滔不绝，一气呵成。酝酿了几个月，讲了一小时。最后林彪如释重负，“四个第一”产生了。 会议期间，决定仿照古田会议的形式起草军委扩大会议决议。
为了广泛汲取到会同志的智慧和经验，成立了两个起草小组，一组由空军吴法宪中将牵头，二组由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主持。两个组同步进行，拟两个决议稿，然后分发各组研究讨论、比较。最后确定一组的稿子为主，吸收二组的有关章节，合二为一成为送审稿。会议结束后，林彪的讲话和《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送毛泽东审批，同时报送中共中央各常委。总政治部在上报决议草案时，把林彪所讲的“四个第一”的部分，稍加文字修改后纳入决议的序言中。
林彪的原话是：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三是政治工作中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
林彪讲话的记录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阅后立即批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林彪看过毛泽东的批件之后，默默一笑，随口说：“四个第一也是逼出来的，这本来是总政治部的事，我越俎代庖了。” （选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