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耦合：乡村公共文化治理
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机制
——基于乡村春晚的案例分析
李少惠 袁硕
作者简介:
[1]
李少惠，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袁硕，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治理研究》2024年第2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同意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
202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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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耦合：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机制——基于乡村春晚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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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有所栖”而“心无所寄”现象是乡村治理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以需求回应性和农民主体性为特征的合作生产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模式。通过对乡村春晚案例的研究发现，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是由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文化源流推动下文化之窗打开，通过文化源流、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的两两局部耦合开启行政之窗和乡土之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实现三者的全部耦合开启合作之窗，进而在领导注意力分配的驱动下生成。乡村公共文化合作生产生成机制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合作生产;生成机制;乡村春晚;乡村振兴;
一、问题提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重点领域，也是难点集结领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在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需求愈加强烈，农民精神荒漠化现象日显，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成为解决乡村问题的重要门径。2018年9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建立农民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切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1]然而，以往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在“城市中心主义”发展思维和行政主导逻辑作用下，忽视了农民作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主体角色，加剧了供需矛盾，[2]使得乡村文化失调，公共性面临消解的危机，[3]陷入了文化治理资源日益增加而乡村文化日益贫瘠的悖论之中。[4]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乡村文化治理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治理是对公共部门改革的回应，代表了政府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方式的转变，即由统治、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其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5]在治理演进的潮流中，西方国家将治理思维运用到政府文化部门的改革中，推动了文化治理理论的兴起。[6]基于西方特定背景下提出的文化治理概念经引介进入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其适用性问题。学者们在吸收西方文化治理本质内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景逐渐提出了公共文化治理这一概念，[7]并在其指引下引发了对以供需匹配和治理主体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乡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议题的关注与探索。一方面，为弥补乡村公共文化生产能力的不足，购买服务作为一项创新实践使基层政府从一元化行政命令体制转向多元化契约体制，实现了向政社合作[8]和政企合作[9]等多种供给模式的转型；另一方面，基层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模式，实现了政府从办文化、管文化向治文化的转变，[10]在这一过程中强调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并非是对乡土文化的根本性改造，而是充分发掘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使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互鉴互赏。[11]
既有研究兼具启发性与开创性，体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思维，更趋向强调对农民公共文化需求的回应，但无论是政社合作还是政企合作仍存有脱离民众之嫌，将农民视为服务的被动者，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公共文化供给困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合作生产理论因其主张公众应作为生产者与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最大限度地整合政府与公众双方资源实现供需对接，进而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12]成为激活农民主体性和达成治理有效目标的理想模式，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路径。通过调研发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不仅有着广为人知的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模式，亦存在着“藏龙卧虎”般未被广泛关注的合作生产模式。
基于文献回顾和前期经验观察，本文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在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基层政府和农民如何达成合作生产，即生成机制。通过这一研究，旨在促进文化治理理论和合作生产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推动公共文化治理理论内容的具象化，并为乡村治理乃至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治理的路径思考。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关于合作生产理论的系统阐述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团队首先提出了合作生产的概念，即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公共组织外部的公民个体基于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服务的需要，直接贡献用于生产物品或服务的投入，从而使公共职能部门和公民个人双方均能受益。[13]自此，合作生产理论在公共管理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并在主体范围以及生产环节等层面得到了相应发展和完善。一方面，合作生产的“合作”范围也即主体范围或合作对象由最初的公民个体扩展到公民群体和公民集体。[14]另一方面，早期的研究认为合作生产是一个关于公共服务交付过程的新兴概念，“生产”仅侧重于公共服务的交付环节，[15]但在公共治理理论所提出的服务导向下，“生产”被应用于包括公共服务的计划、设计、管理、交付、监督和评估等环节的整个公共服务周期。[16]
深入理解合作生产的前提是探明何种因素促使合作生产发生，以揭示其生成机制。鉴于合作生产的内涵是指公共组织与公众双方的合作与生产，其实现是公民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故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是将合作生产的影响因素大致归为公民和公共组织两个层面。
从公民层面来看，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公民是否会选择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行为是出于对合作生产成本和收益的考量，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发生合作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向公民提供资金、商品等有形的物质奖励或采取罚款等形式的处罚措施是推动合作生产的重要手段。[17]但有学者指出物质激励或处罚措施对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个性价比高的激励手段，[18]公民只有将自身兴趣爱好参与其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增强自尊心和使命感，赢得内心愉悦[19]或者获得集体或他人的认可和尊重，从而实现集体利益时，[20]才能推动合作生产可持续发生。此外，公民的身份认同也同样对其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如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可以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中，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经验，为公共服务供给贡献力量。[21]
从公共组织层面来看，合作生产的形成不仅需要公民的主动参与和主体性作用的发挥，还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组织提供与之相适配的组织结构。[22]有学者还指出政府在合作生产中的态度至关重要。当政府对公民参与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时，将会通过激励措施和政策工具鼓励公民参与，主动为合作生产的生成创造机会。[23]此外，行政文化对合作生产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具有包容性的行政文化倡导民主参与，营造有利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组织结构和氛围；反之在风险规避型的行政文化影响下，公共组织倾向于抑制政策创新，保持固有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此规避风险和追求稳定，并因此降低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可能性。[24]
总体而言，合作生产理论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理解、评估以及指导未来公共服务供给全过程的重要理论构想和行动指南，它弥合了以往仅将公众视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的裂口，成为寻找政府与公众最大公约数，实现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有效手段，合作生产的达成取决于政府和公民的双向奔赴。但不可否认的是，合作生产理论是基于西方本土实践，从市民社会结构中孕育而生，有其产生的制度和经济背景。尽管国内学者也为此提出了本土化构建命题，相关论点散见于基础设施建设[25]、医疗卫生[26]等公共服务领域，但上述成果大多建立在公众参与“硬性”公共服务过程中，是因为“硬性”公共服务常常能为公众带来显而易见的“收益”,而公共文化参与的隐性“收益”因其不易发觉，导致缺乏对其深入剖析和系统阐释。此外，我国传统乡村是礼俗社会，在公民主体成长程度和主动性等方面与西方市民社会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可见，作为舶来品的合作生产理论在引入我国乡村公共文化领域时，应予以本土化改造，从而为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实践提供理论阐释和行动指导。因此，致力于研究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基层政府和农民开展合作生产的生成机制就成为当下的紧迫任务和重要命题，这既是进一步发挥其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也是将合作生产理论引入和推广的逻辑前提。
(二)分析框架
多源流理论是一种用于解释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论框架，强调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涉及多个相互作用的要素，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的连接与交汇，以及政策企业家在其中抓住时机积极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并促使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7]多源流理论的提出为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复杂性，揭示政策企业家的行动逻辑，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向，其适用范围和理论价值也在与中国本土实践的互动下不断得以拓宽，涌现一批学者对其进行优化与修正。[28][29]金登本人也认为多源流模型是有结构的，仍存在着剩余的随机性空间。[30]
乡村公共文化治理是文化治理理论在乡村地区的延伸，是以主体的多元化、过程的互动性以及乡村本土文化的激活实现供需对接与价值归位的乡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而合作生产则进一步凸显了政府和农民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双方所形成的共识，被视为是有效设计和实施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即政策工具，旨在解决公共问题和满足公共需求。[31]在这一核多元的基层公共治理网络中，权威发挥着核心作用，其不仅表现为基层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更深层次的是主要领导注意力分配的驱动。已有研究证明，主要领导的关注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其在合作生产等集体行动中的主导作用不仅不会消解其他治理形式或力量，相反好的领导可以利用其权力优势为农民主体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承担起平衡政府与农民主体利益、维护公共精神、实现民主价值的责任，更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推动合作生产生成。[32]
基于上述理路，结合合作生产的本质内涵以及两类影响因素，本文认为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出现是根植于乡村公共文化治理情境，为实现乡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在自上而下科层逻辑与自下而上自治逻辑互动中的有效选择，不仅体现出西方合作生产公共组织层面和公民层面的双重动因，而且强调根植于乡村本土文化之中，并在主要领导注意力分配的驱动下以一种具有乡村包容性和弹性的方式表达来实现，故其生成是由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逻辑脉络符合了金登关于多源流理论的阐释逻辑，即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有赖于文化源流、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三者之间的连接和交汇以及领导注意力分配的驱动。其中，文化源流刻画了符合合作生产的公共文化特征和合作情境，行政源流和乡土源流分别阐明了政府和农民双方形成殊途同归的共识和达成合作的各自动机。因此，以多源流理论中的源流思路为基础框架来分析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生成机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
生产生成机制的分析框架图
三、研究方法
(一)方法定位
案例研究方法在回答理论尚不成熟领域中的“如何/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研究问题时尤其有效，尤其是单案例研究，可对案例的细节与所处情境进行丰富的描述和还原，深入挖掘研究对象的社会行为及其心理，并在研究洞见上做到深入、持续。[33]而本文旨在深入挖掘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的合作生产现象，揭示其背后隐含的生成机制，是一项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的探索性研究，符合案例研究方法的适用情境。
(二)案例选取
本文基于理论抽样原则选取了Z省L市Q县Y村乡村春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如下：一方面，在乡村春晚中，基层政府通过搭建平台、提供资金、指导服务等举措，充分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将农民联结起来，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共同生产公共文化，与本文理论目标相匹配。另一方面，Y村是中国乡村春晚的发源地，已成功连续举办四十三届。乡村春晚被誉为“中国式过年之文化样本”,入选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荣获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
(三)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了“主要策略+次要策略”的收集方式，即以访谈作为主要策略，文档资料和参与式观察作为次要策略。其中，访谈对象涉及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部门文化工作的主要领导和业务员、中国乡村春晚研究院成员、乡小学校长、乡村精英(乡村政治精英、乡村文化精英、乡村艺术精英)和普通农民。
(四)数据分析
本文借鉴了Gioia的结构化数据分析方法，遵循“一阶概念—二阶主题—聚合构念”的编码操作要领对案例数据进行分析。[34]其中，一阶概念编码是对原始数据作初步分析，将各种现象加以概念化和范畴化。而二阶主题编码在一阶编码的基础上，整合和归纳数据中的概念和现象，确定主要因素和关系，并基于理论内涵进行关系整合和概括，形成聚合构念。经反复比对与商讨，本文形成了134个一阶概念编码，34个二阶主题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文化惯习、扎根乡土、治理需求、媒体影响、现实掣肘、制造亮点、激活主体、中心任务、考核达标、文化认同、服务感知、精英推动在内的12个聚合构念，结果见表1。
表1 聚合构念编码及其阐释表
续表
四、案例分析：乡村春晚的多源流呈现
(一)文化源流
文化源流指的是识别符合合作生产条件的公共文化过程。在现实中并非所有乡村公共文化都会被提上议程形成合作生产，这些公共文化能否获得政府和农民的关注取决于特征表征、焦点事件和问题反馈三方面。
1.特征表征
具有重要特征表征的公共文化才更易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提起农民的兴趣。乡村春晚已超越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单纯的娱乐功能，在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成为了整合乡村文化资源和凝聚农民情感的公共文化空间，其特征主要表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乡村春晚是农民围绕乡村文化在乡村空间中进行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时，逐渐形成的在地化文化惯习，呈现出时间上的持续性以及主体的广泛性和自发性。乡村春晚已连续举办四十余年，村内男女老少齐上阵，共同协作完成春晚的台前幕后工作。因此，乡村春晚不仅是农民的表演活动，更是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农民互动的过程。
二是，乡村春晚根植于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具有乡愁乡思、乡村耕读文化以及农民主体性等元素的乡土性特征。从举办时间和场地来看，乡村春晚通常在春节这个中国传统的重要团圆节日举行，外出农民“候鸟式”的生活方式使得乡村春晚承载了乡愁乡思，反映了乡村春晚作为一个文化认同和情感体验的重要意义。从节目构成来看，乡村春晚的取材贴近生活，从乡村日常生产生活中汲取灵感，如“农装秀”“农活秀”等特色节目。从活动过程来看，乡村春晚是农民共同协作完成的，上了舞台农民便是演员，下了舞台农民便是观众和组织者，农民成为了这台晚会的主人，反映了农民对乡村文化活动的需求和期望。
三是，乡村春晚的上述特征不仅表明乡村公共文化只有实现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和反映，才能让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可持续发生，而且体现出了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自治特点，更与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倡的以农民为主体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原则相吻合，符合了政府乡村治理的需要。
2.焦点事件
焦点事件指突发性事件或意外情况引发社会公众和政府的广泛关注。乡村春晚之所以能够作为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的典型案例，其生成离不开焦点事件的发生，即媒体宣传的品牌化推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春晚一直默默地发展，尽管期间得到了政府文化部门的扶持，但仍以农民自编自导自演自赏为主。直到2005年，《钱江晚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首次报道了《中国式过年之文化样本——月山村春晚》,全景式地呈现了乡村春晚的盛况。在媒体的报道下，乡村春晚以其萌生于民间、扎根于基层的草根文化特性及纯真质朴的文化自觉快速走红，受到了政府和农民的共同关注。
在媒体的推动下，乡村春晚的成功表现使得农民群体赢得了社会认可，乡村文化得到广泛宣传，提升了农民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扩大了乡村春晚的参与群体。同时，乡村春晚被媒体报道时恰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初建，政府迫切需要通过发展公共文化来建立基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是通过媒体的传播，乡村春晚的独特性使政府意识到其深深扎根于乡土文化，同时满足了农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和偏好，具有长久生命力，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系统的压力。因此，政府为保持媒体曝光度，避免错过公众关注的议题，从而维护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迅速关注并支持了乡村春晚的发展。
3.问题反馈
问题反馈是对现行公共文化发展情况的总体性评价。基于特征表征和焦点事件，乡村春晚实现了从幕后走向台前。与此同时，21世纪初，受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乡村春晚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发展困境，媒体的报导则促使政府和农民双方更加关注乡村春晚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加速，乡村地区年轻人口向城市集中导致了乡村地区出现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这也意味着乡村地区的文化需求减少、文化参与力量和组织力量式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乡村的经济发展成为农民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90年代香菇市场的繁荣使以香菇、茶叶种植和采集为生的农民更加重视家庭经济发展，而忽视对文化娱乐活动的关注，从而阻碍了乡村春晚的发展和创新。
在特征表征和焦点事件的双重作用下，乡村春晚成为了地方的文化品牌。然而，乡村春晚的乡土性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台晚会的表演节目和演出人员，因此基层政府必须依赖农民和根植于乡村文化的节目。因此，在乡村春晚面临发展困境时，基层政府和农民逐渐意识到单方面的发展难以保持乡村春晚的长久存续，寻求彼此的合作就成为了一种正和博弈策略。
(二)行政源流
行政源流是要着力探明政府出于何种原因与农民共同生产公共文化，即在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生成机制的政府方因素和动机。肯特·韦弗将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或动机归纳为邀功、善政和避责三类。[35]本文在编码过程中发现，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的合作生产政府方因素是邀功、善政和避责的多重动因的叠加，具体可划分为打造工作亮点、激活农民主体、服务中心任务和实现考核达标四个维度。
1.打造工作亮点
周黎安提出政治晋升博弈的“锦标赛”模型，揭示了政府间竞争和纵向激励是以政治博弈为核心的竞争本质的邀功逻辑。[36]在我国现行的科层制组织体制下，上级政府掌握着地方主要官员的人事任免权，[37]决定了地方官员如果要在政治晋升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在任期内创造出政绩。[38]对于基层政府来说，不仅受制于“条条”层面上的约束，也受到“块块”部门的牵制，只有做好这一部门或科室的工作才能赢取相应资源激励。因此，在这种纵向激励和横向竞争的双重维度下，打造工作亮点便成为地方政府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乡村春晚在文化源流的作用下不仅成为了地方的公共文化品牌和公共文化亮点，同样也成为了各级政府打造工作亮点的对象，并呈现出逐层放大和赢者通吃的特点。因此，作为乡村春晚发源地的Z省依托条条关系不断向下施压，要求省内各级政府总结乡村春晚地方发展经验上报，形成省级层面的工作亮点，而地市级又会在县一级推行乡村春晚，形成地市级层面的地方经验，类似的县一级又会向乡一级层层推进，通过打造与以往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不同的合作生产模式来形成地方特色，以此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经济和政治等资源。如此看来，为实现顺利打造亮点，各级政府尤其是负责政策最终落地的乡镇政府需保持与农民的密切联系，共同生产乡村春晚这一公共文化，力图通过求差异、多改造、重扩散、争试点等举措实现对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的创新，进而俘获上级部门的注意力，获取资源倾斜。
2.激活农民主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建设随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中心任务的调整而不断演化，这在客观上要求乡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应积极服务于一定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压力型任务传导机制”的乡村地区，一方面，在附属论、靠后论和代价论等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观念的指引下，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工作常常依附于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责任主体始终是政府，在乡村地区集中表现为公共文化供给长期以来主要由乡镇政府及其事业单位负责，不但公共文化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单一，而且在这种“政府忙着干、农民站着看”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中，农民只是被动接受者，难以激发基层活力和创造力，加剧了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致使乡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明显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39]这显然与乡村振兴战略背道而驰。
整体来看，乡村公共文化所面临的上述现实困境表明，这种单一主体、单向度的公共文化供给制度显然已无法适应现代环境中农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必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供给侧改革释放乡村活力。因此，为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的提质增效，在服务型政府的推动下，将根深于乡土元素的乡村公共文化以及政府和农民互动式的供给方式进一步纳入政府公共文化决策议程之中，即保持具有乡村传统文化的公共文化，用根深于农民之间的传统公共文化资源来服务现代的公共文化需求。
3.服务中心任务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形象地说明了基层政府承受着沉重的工作压力与负荷。因此，在事权与财权不对等的乡村地区，为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基层政府通常会将诸多任务进行分解，按照任务的轻重缓急和乡村内部事务的季节性等特征进行重要性排序并灵活调整治理组织与资源，[40]其事务结构可划分为群众工作、中心工作和一般行政业务三大类。其中，中心任务便是基层政府最为重要且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具体包括党政思想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重要模块。
作为乡村公共文化品牌的乡村春晚具有良好的农民参与基础、认可度和发展价值，被基层政府视为服务于中心任务的工具手段。一方面，从党政思想建设和社会稳定方面来讲，基层政府希冀于通过职能发挥和联系村两委等乡村精英的方式介入到乡村春晚中，将党政思想宣传内容纳入到乡村春晚的主题和节目之中，实现对政策宣贯和思想引领，进一步发挥乡村春晚对农民的文化治理功能达到社会治理的功效，巩固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基层政府想依托乡村春晚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改造，不仅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乡村住宿业和餐饮业发展，而且还可以依托乡村春晚演艺和文化IP售卖文创等周边产品，以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双驱助力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4.实现考核达标
在我国现行的科层制组织体制下，如果说地方政府制造亮点是为了创造政绩以谋求上级政府部门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那么依托乡村春晚实现考核达标则是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为应对上级部门的考核，实现避责而策略性选择的行为，[41]不仅可以省时省力地通过发挥乡村春晚的优势作用弥补其他公共文化的劣势，完成文化部门的考核工作，还可以通过影响乡村春晚的演艺内容和生产方式完成条块关系中其他部门的考核工作。
从文化部门的考核来看，上级文化部门主要通过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赛马机制考核基层政府的文旅工作，主要包括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增量和存量、公共文化机构活动热度、文艺赋美参与度、文旅品牌培育等。基层政府为应对上级考核内容，将乡村春晚演艺活动替代常规文化部门工作，一方面，将乡村春晚的日常排练和演出统计到农村文艺汇演的考核场次，即文化部门所要求的文艺赋美参与度。另一方面，将依托乡村春晚所搭建的博物馆和乡村文化礼堂等表演场地与原有的效能较低的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空间相整合，共同作为完成公共文化空间增存量、热度和品牌培育的考核工作量。从条块关系中其他部门的考核来看，基层政府囿于资源有限，只能是先将中心工作做好，其余工作则在形式上或象征性地做到位，以避开可能的责任追究。[42]因此，乡村春晚为基层政府完成其他部门考核提供了方便，如在乡村春晚中纳入科普知识可用于县科协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考核，而政府指导节目排练又可作为县教育局教育事业发展考核和县民政局养老扶幼助困及社区治理水平的考核。
(三)乡土源流
乡土源流是探明农民出于何种原因与政府共同生产公共文化，即在公共文化治理中合作生产生成机制的农民方因素和动机。本文在编码的过程中发现，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的合作生产农民方因素可从文化认同、服务感知和精英推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文化认同
关于文化认同，不同学科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和阐述，但普遍认为其表达的是成员对群体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过程。[4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认同的本质是个体对一种包含群体本体性价值的文化与身份归属的认同。在编码中发现，文化认同构成了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力源。
一方面，文化认同动力源的作用体现为以血缘和地缘追溯为纽带的宗族文化和地缘文化所产生的向心力塑造了农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与责任意识。宗族文化和地缘文化强调家族观念和地域认同，不仅使农民之间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而且在乡村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会认为自己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整个乡村的利益，建立起对整个乡村发展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得农民之间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和动力。在本案例中，农民希望借助乡村春晚挖掘提炼忖忖乌等乡村历史渊源传说，深化吴文简祠文化内涵，并整理唐宋以来168位吴氏文武名人历史故事，以此为素材创编节目进行展示和推广“吴姓文化”。
另一方面，文化认同动力源的作用还体现为以礼俗关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公共舆论空间和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行为的约束和动员。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情和面子以非正规方式在农民之间形成的声誉评价机制能为潜在行动者提供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和约束，在乡村公共文化治理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在乡村地区，能够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被大家看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而受到褒奖。乡村春晚是农民集体的文化盛宴，乡村春晚的导演和演员均是本村的农民或身边的亲朋好友，农民不仅会出于人情和面子的考量参与其中，而且更希望通过乡村春晚露一手，从而赢得大家的赞赏和好评，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还可以让家人觉得有面儿。
2.服务感知
在公民主动接触的理论中，对公共服务的感知需求通常是首要的。[44]在编码中发现，农民参与乡村春晚主要体现在对公共文化重要性的认知以及服务质量的期待和实际体验的冲突等方面。因此，借鉴包含服务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和可负担性的可及性视角[45]予以阐释。
可获得性是指农民对生产公共文化所带来潜在收益的推测与判断，其与可负担性相对应，具体表现为农民参与公共文化需要花费的精力成本。正如参与回报理论指出，人们参与社交关系是出于获得回报的动机，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投入被充分回报，就会感到满意并继续参与这种交换，反之则会退出这种关系。[46]在本案例中，农民之所以参与公共文化合作生产，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参与乡村春晚的表演和观赏能够带来身心放松、丰富生活，并在排练中锻炼身体、改善邻里关系。另一方面，政府组织的乡村春晚培训和比赛为农民提供了免费学习新技能、外出参观和获奖的机会，可以实现个人价值，并提升自家声誉。此外，乡村春晚节目来源于日常生产和生活，创新成本和表演难度相对较低，因此农民投入的时间精力较少，可负担性不高。
可接近性是指农民对能否便捷且及时地获取公共文化资源，并与政府共同开展服务生产的难易程度所进行的推测和判断。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六级公共文化网络，其中包括乡镇综合文化站和乡村文化礼堂，这些阵地直接服务于最基层农民。同时，为了确保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政府配备了乡村公共文化联络员、文化站工作人员和文化礼堂管理员。这不仅为乡村春晚等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供了场所和渠道，使农民更容易参与到合作生产中。
可接受性是指农民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参与公共文化合作生产并带来价值进行的推测与判断。一般而言，农民通常会做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做的事情，而避免那些超出能力范围的活动。[47]如前所述，农民对乡村春晚的活动内容和形式熟悉，尤其是政府组织的培训活动提升了农民的表演和编导能力，参与成本低而收益高。这使得他们认识到自身不仅有能力参与乡村春晚，还可通过其外溢效应改善乡风。
可适应性主要指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过程是否符合农民自身对公共文化的期待，当感知到既有服务无法满足需要的情景下，农民便会通过合作生产来改善服务。[48]原有乡村公共文化遵循自上而下的“送文化”逻辑，致使供给与需求脱节，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的公共文化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民参与公共文化合作生产以改善服务。
3.精英推动
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的“双轨制”治理特点为乡村社会留足了一定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作为乡村自治的主要参与者，在村内组织、党委和政府、广大农民以及历史治理者之间建立起沟通桥梁，从而构成了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行动合力。[49]乡村精英往往指生活在乡村地区中，具有领导和整合功能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按照掌握资源优势的不同，本文将其类型划分为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艺术精英三类。因此，乡村精英在乡村春晚中的推动作用，不仅源于前文分析的文化认同和服务感知等共性因素，还受到其自身类型差异所导致的个性因素影响。
首先，乡村政治精英是由乡村中占据重要政治地位的少数人组成，主要是指村两委成员。以村支书为例，作为村级领导干部既需要扮演好乡政府代理人角色，落实好乡政府在村级的工作任务，争取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以获取一定的资源激励，同时又需要做好农民的当家人，以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和乡村的长远发展，赢取农民的政治选票。因此，为维系这种政治红利和资源激励，政治精英在乡村春晚中不仅充分发挥其带头和表率作用，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春晚的节目，而且还不断动员农民，号召文化精英和艺术精英参与其中。此外，为缓解乡村人口流失所带来的内生力量不足问题，政治精英与乡政府还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乡村就业，并拿出部分分红用于激励农民，从而维持和提升乡村春晚的主体活力。
其次，乡村文化精英是由乡村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群体组成，主要指芽儿团体。乡村文化精英因外出求学短暂离开家乡，在城市中完成了学历的提升和技能的学习，实现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文化精英逐渐认识到了乡村文化的闭塞和匮乏以及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认知的偏差，萌生了将城市文化引进来和乡村文化走出去的想法，乡村春晚便成为了乡村文化和农民群体的展示平台。与此同时，她们结合自身经历和所学知识对乡村存在问题的析因也更为深刻，认为乡村公共性的式微是文化认知和文化自信的缺位，因而试图将从学校中学来的知识和技能用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和发展，并从中寻找到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此外，乡村文化精英积极推动乡村春晚还受制于学校社会实践要求的影响，为完成实践任务，在同龄人的号召下加入到推动乡村春晚的行列中。因此，伴随乡村文化精英放假回村，随之而来的是借助乡村春晚实现城乡文化的融合，不仅为乡村春晚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实现了节目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还通过利用现代媒体对外宣传，提升了农民参与热情和对乡村文化的认可，为乡村春晚的发展注入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