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
历史上，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军入关，都真实发生过！
而美国参战前，中国独撑4年多，因此关于如果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还能不能继续独立抗日，或者说没有美国帮忙，咱们会不会亡国的问题，的确一直以来存在争论。
那我们今晚就来复盘一下。
实际上日本当然会先搞定我们，再打美国，但如果国共一直团结抗日，它的确还真没这个本事！
为什么？除了上述人和因素，最大的就是地利！中国西高东低的地缘结构，太行山巫山雪峰山等一线超级地理屏障，日军不可能突破！
为了更好理解，先回近80年前吧！
偷袭珍珠港之前的1940年到1941年之间，日军在沿海发动一连串截断作战，在内陆则是一连串有限度的中型攻势，但这些作战都没有办法达成一战定成败的效果。
因此，对日军而言，中国战局是绝对的噩梦，日军大本营希望以封锁拖垮重庆政权，而其麾下在中国的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与华南方面军则一致希望能进行真正的“战略性突破”。
华北方面军想打西安，华南方面军想打昆明，而中国派遣军则一意在长江流域发展，希望能正面打破第六战区的铜墙铁壁。
在1940年到1941年之间，日军在沿海发动一连串截断作战，在内陆则是一连串有限度的中型攻势。这些作战都没有办法达成一战定成败的效果。对日军而言，中国战局是绝对的恶梦，日军大本营希望以封锁拖垮重庆政权，而其麾下在中国的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与华南方面军则一致希望能进行真正的“战略性突破”。华北方面军想打西安，华南方面军想打昆明，而中国派遣军则一意在长江流域发展，希望能正面打破第六战区的铜墙铁壁。
这些长期在中国作战的日军高级将领们知道在中国的日军已经开始疲乏，许多消沉的报告使大本营开始忧心在中国的日军部队是否会产生厌战情绪。在一次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后宫淳的会谈中，大本营的长官们询问后宫淳：“中日战事已经进入第五年春季，而且今后有趋于长期化的倾向。军队动辄有酿成士气低落，厌战的倾向之虞。故适切地加以指导，使其经常保持清新活泼的士气，维持并增进其战力，系尤其重要者。若有具体的方案，例如长期在战地服务者的轮调，教育训练的振兴，部队部署的合理化等），请提出以供参办…”。在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的文书中，“泥淖”这个字眼开始频繁使用。
在决定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前后一段时间，日军大本营渐渐有一批人被这些呼吁所打动，并形成了一个对华的主战派。这批主战派包括参谋总长杉山元，原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的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与原为驻蒙军参谋长的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1942年1月，在准发动菲律宾攻势前夕，杉山元指示作战部，开始研究“重庆作战事宜”。这批人比大本营的其它庸官们高明，他们对中国战场有较深的了解，而且明显读过蒋委员长训词，知道委员长在重庆苦苦守候的就是日军挑起世界大战。即使在“圣战”的大帽子之下他们不可能提出先中国后大东亚的较理智意见，但是在大东亚战争开打之后转而全力解决中国问题，总是一个可行之道。杉山元在1942年3月19日向其天皇提出报告，指出视苏俄的态度而定，参谋总部正研究进行对中日战争的“断然解决”：“若整个情势，尤其对苏俄情势许可，则利用大东亚战争之成果，断然向处理中日战争进，谋求尽速加以解决。若各种情势，尤其北方情势不容许时，则仅稍微强化目前的压迫态势，作长期之努力以期重庆政权之屈服”。不久杉山元前往南方战线巡视，并在上海会见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杉山元同意派遣军长期对大本营游说的“断然解决”，但是细节涉集大规模的兵力集结，仍需多作研究。兴奋的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会谈中不断头，并对参谋总长再三强调他的中心思想：”若不用武力，则无法使重庆屈服”。
因为本位主义作崇，中国派遣军最热衷的战略突破是对常德，长沙的进攻。派遣军在1941年多次提出对常德与长沙的攻占构想。虽然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惨遭败绩，但是派遣军依然兴致不减。不过这个作战方案很明显的不是对重庆政权的战略性”断然解决”，因为攻取长沙与常德只是取得重庆政权的縠仓，并没能打进四川。派遣军也知道要溯江而上打入四川并不容易。在得知杉山元支持“断然解决”之后，畑俊六最大的苦恼反而是华北方面军。一向瞧不起畑俊六与派遣军的冈村宁次越过派遣军利用各种渠道直接向大本营推销其五号作战。畑俊六“听说”华北方面军的参谋副长有末精三在东京的例行参谋长会议上”执拗地向中央建议西安作战之事”，颇感悲愤。日军战史指出“有末之要求，似已考虑到总司令部的意向未必同意西安及延安的作战，而利用总司令部有关人员不在时提出…”。
这些“执拗的建议”果然说动了杉山元。杉山元一直想找出一条“断然解决”的路子，此时中国派遣军所建议的常德或长沙攻掠，显然不够“断然”。华南方面军的昆明攻掠有可能藉正准备进攻缅甸的南方军之手实现，但是即使成功，力度仍嫌不足。杉山总参谋长要的是直接打入重庆，一举解决中国战事。华北方面军的五号作战却提供了一个可行之策。打延安固然很蠢，但是打西安却是一个很诱人的提议。攻占西安，汉中剑阁的入蜀故道，不就为皇军开放了？在研究整个局面之后，杉山元决定进攻西安。1942年5月16日，参谋次长田边会晤畑俊六，告知大本营已决定采用华北方面军的西安作战，越过黄河攻击渭河两岸的胡宗南部，并长期占领西安。大本营希望中国派遣军放下成见，开始规画对西安的攻掠。
当然，大本营无意与冈村一般见识，意图攻打延安。
在得到大本营打西安而不打延安的指示之后，中国派遣军很不甘愿地让华北方面军着手规划西安作战。大本营将这个作战分为两部份，前部是攻掠西安的“五十号作战”，后部是攻掠四川的“五十一号作战”。
得意的冈村宁次马上着手规画他的五号作战，华北方面军在侵华战争早期早期原本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而名义上主导中国战局的中国派遣军直到1939年才成立。日军大本营在中国制造了四个直属于大本营的总部（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华南方面军，关东军），而中国派遣军实质上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冈村宁次很有理由认为他实际上能与派遣军平起平坐，这次大本营否决了中国派遣军的长沙常德作战，除了给足冈村大将面子之外，更大的意义是华北方面军将领导中国战场上最庞大的野战军，华北方面军将因此实际成为侵华日军的最高指导机构。意气风发的冈村宁次马上报告了他的西安作战构想。冈村司令官认为进攻西安必需使用至少八个师团，而考虑到华北治安仍需维持，所以大本营必需为西安作战作好调动30万官兵的准备。煞而对于攻掠西安之后的下一步，冈村仍然不愿放弃他的延安作战。于是华北方面军的新作战构想依然包攻占西安之后的延安攻略，并规画了对陇海铁路西段的占领及向兰州的追击作战。
在冈村上呈他的五号作战构想之后，大本营显然对其中的延安作战颇为反感。大本营很明白地指出攻打西安的唯一目的就是接着进行四川作战，攻占延安不能“断然解决”中国战事，反而会加强重庆政府的战力。但是攻占重庆则有机会“断然解决”。难道冈村司令官无知到认为眼下的中国抗战由延安领导？
在不断地折冲与暗示之后，冈村无奈之下只好同意消灭延安与进攻兰州是不急之务。华北方面军开始认真规画占领延安之后的四川作战。华北方面军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进攻四川，在大本营的催促之下，华北方面军发现由西安南下的蜀道实在险峻出奇。在占领西安之后，华北方面军必需由宝鸡南下，越过秦岭攻占汉中，进而突破大巴山脉，由广元进入川北。日军战史指出：“潼关与广元相距600公里，与其后的一号作战岳州至桂林间的距离相似，虽然当时敌方几乎没有空军势力可言，但踏破秦岭，巴山山脉的天险乃是极其困难之事…”。从岳州到桂林，打出了一个在日军战史上空前惨烈的衡阳会战，从西安到广元，难道就不会出现惨烈空前的汉中会战？1942年日军对胡宗南部相当警惕，虽然胡宗南名义上只是第34集团军总司令，但是先后归这个集团军指挥的部队多达9个军，其中半数以上是战力完整的中央军精锐。
在激烈的争辩之后，大本营进一步将西安作战具体化。大本营指出孤立的西安作战对战略突破而言没有意义，西安作战必需将推进线推进到汉中及广元。大本营在粗略计算之后，赫然发现这可能是日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豪赌。日军必需将空前的兵力投入秦岭到大巴山间的山地作战，这个作战不论战况，光是运输上的负担就已经超过日军后勤参谋的想象。日军战史指出：“另一方面（大本营中）亦有不少人认为单靠西安作战无法收到很大效果。势将扩大至四川作战。如此则非仅国力上有所不足，甚且对处理中日战争究竟能收到什么成果也有所疑虑…”。
这个论辩耗时甚久。考虑到渡过黄河以枯水期为宜，在华北方面军的构想中，西安作战必需在夏季进行。但是在多方争议之下，最后结果迟迟不能决定。兴灾乐祸的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五十号作战系参谋本部上级干部所鼓吹，但其它人则极冷淡，尤其陆军省方面无法释然。为实施该作战，必需变更昭和17年军容刷新画的部份内容…又为了兵力资材的运送，需20万吨的船舶，但目前毕竟欠缺如此输送力…”。在漫长的等待中，大本营以西安，四川两个作战连续进行为主轴，就五十一号作战（四川作战）完成了一个大致作战方案，大本营发现，为了更保险地实行这个超大作战，最好由渶中与宜昌同时进攻四川。而这个超大作战必需使用的兵力估计为17个师团。为了确保占领区的稳定，势必得大规模由日本与南方战场抽兵，整个中国战场必需维持约40个师团。大本营的陆军兵力约227万人，其中70万人在东北，34万人在南方，53万人在日本本土。如果执行五号作战，中国方面必需集中的陆军兵力将近一百万人，而且必需多为能够作战的野战部队，特种兵及珍贵的兵站人员。单纯的兵力集中已使日军大本营头疼，而相应而来的运输，补给，作战，情报，政略指导等诸多问题尤使高参们怯步。在9月的一次会谈中，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要求大本营认真研究五号作战所需的物资动员规模。在同一个会谈中关东军参谋长明白表示反对五号作战。要不要进行这个豪赌？大本营游疑了整整一年。
空白的1942年：“五号作战的消逝”
1942年9月，畑俊六派总参谋长河边正三前往大本营，与大本营磋商五号作战的作战事宜。9月6日河边正三返回南京并向畑俊六汇报大本营的意向。河边正三指出：“四川进攻全然是一种赌赙性行为，具有以此战或可打开局面的悲壮决心…惟作为打开局面的手段，此乃不得已之一种方策。故陆军省虽似同意参谋本部的提案，但对于十月下旬是否决行此项作战仍保留完全的自由。目前之情况，发动作战与否各占其半”。
此时大本营内关于是否执行五号作战的激烈争辩，已经演成意气之争。大本营完全明白执行五号作战的巨大风险，但是五号作战是参谋总部近一年以来唯一一个可以“断然解决”中国事态的方案，不执行五号作战，几乎等于自承皇军在中国已经无能为力。1942年8月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攻势遭到美军阻止，日本大本营发现在八个月之后大本营成功地将南方的战事也推入进退维谷的僵局。杉山元的东亚大战略下成两盘死棋，其懊恼可想而知。为了打破局面，以“悲壮的决心”进行大注一掷，以求打破僵局，成为杉山元的最后选择。1942年9月4日，杉山元在奏报其天皇裕仁之后发布大陆命令第1252号，正式下令中国派遣军对五号作战实施作战准备。9月也是在1942年实行五号作战的最后机会，因为黄河的枯水期即将结束。
9月9日，畑俊六召开参谋长会议。畑俊六完全明白大本营冒险发动五号作战的理由，作为日本皇军的方面大将，在天皇下达敕令之后，只有放弃个人意见，全心实现天皇的意志!在会议中畑俊六大将以”总军的荣誉”宣示贯澈执行五号作战的决心，在场的日军高级将领均为动容。
在总司令官慷慨陈词的同时，大本营却突然表示动摇。
9月16日，杉山元指示作战部研究“五号作战准备之控制”。表面上的理由是瓜达尔康纳岛的失败使日军必需对第17军进行支持。杉山元下令将原本准备使用在锡兰作战的第38师团拨给第17军，并为此调用大量运输船舶。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派遣军时，畑俊六就晓得五号作战不用打了。因为这个延搁会使攻击部队错过枯水期。10月5日，大本营派了一名情报课的少佐参谋以“联络”名义拜会畑俊六，小参谋在拜会中委婉告知因为所罗门之战并不顺利，日本中央弥漫着要复仇雪耻的气氛，所以大本营认为五号作战实行之可能性颇为微小。原本用以支持五号作战的运输船必需调往苏门答腊。请中国派遣军先作好心理准备。
在枯水期结束之后，11月7日参谋次长田边正式以联络事项指示派遣军将中止五号作战。1942年日军的侵华战略总指导自此完全破产。日军战史以极有趣的笔调描写这个中止：
“如斯，在陆军统帅部异常热中及派遣军坚定的决心下所推进的四川作战之准备，落得以中止的悲运结束。三个月前呼吁‘凭总军之荣誉也要…云云’的细总司令也不得不表示目前宜寄托于未来而悄然收兵…”。
1942年间，日本人浪费了整整一年进行五号作战的规划与准备，在7月时已经开始进行物资的运输，而其大本营在杉山元的主导下也力排众议，坚持进行这个“悲壮的大赌搏”，为什么最后戛然而止？
表面上，杉山元指出瓜达康纳尔岛的失败必需予以洗雪，所以锐意洗雪耻辱的大本营不得不将原本为不急之务五号作战中止，并全力支持南面作战。但若详细分析，这个理由实在牵强。8月在瓜岛作战“玉碎”的一木支队只是一个联队，联队级的全军覆没在中国多有其例，大本营何需对此表示”震惊”？大本营在仅仅损失一个联队与瓜岛上的陆军主动权之后，就派参谋私下通知将要中止五号作战，在时机上显的相当可疑。在大本营表态将中止五号作战之后，第2师团瓜达康纳尔才继续遭到失败。第2师团的失败多半并不败在陆战，而是败在海军无法将多数部队运到岛上。而整个瓜岛作战陆军同时调动的规模并不大，对于日本海军而言，这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即使要从其它战场”抽兵”，真正被抽调的陆军部队只有第38师团，对于五号作战又能产生多大影响？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在这里杉山元耍了一个花枪，瓜岛只是中止五号作战的借口。五号作战自始至终遭到各界反对，除了杉山元本人与其少数出身华北方面军的亲信之外，大本营成员对五号作战均表示消极。而在中国派遣军的沙盘推演中，五号作战极有可能形成对日军本身的歼灭战。险峻的山势会拖缓日军行动，而居于内线优势的重庆军一定会组织全军精锐在山地迎战。日军当时还没有执行山地作战的实际准备。在五号作战定案之后，华北的第1军才在第36师团开始试验性编组一个山岳大队，并筹画一个旅团规模的山地演习。第1军在一份计画案中提出的山地作战意见，包括以迫击炮及野炮发射高射炮弹以打击山崖上的敌人，以迫炮发射钢锚以攀登断崖，研发将资材上断崖的轻型起重装备，改良士兵的背包及研究在海拔4000公尺的炊事方法。第1军考虑到山地不会有电力供应，所以军部人员在太原进行长达十天的露营，训练在腊烛下作业的习惯。
在六月，整个华北方面军都以为大本营至少会发动西安作战，但是直到九月初大本营才具体决定执行重庆作战。据日军战史记载。在9月4日大本营下令进行五号作战的一个星期之后，作战部部长田中就已命令第15科（战争指导）研究不能执行五号作战时的代理案。换言之，大本营即使决意进行五号作战，这个决心也维持不到一周。下达执行命令的日期更为诡异，9月4日时大本营已经能掌握瓜岛的败状，如果大本营真的必需为瓜岛中止五号作战，为什么要下准备命令？
在五号作战开始之前，日军大本营就已公认这是一场豪赌，而成功的可能不一定在日方。为了维护杉山元的尊严，五号作战必需发动。而为了一战解决中国战事，整个大本营也想不出比由西安直接进攻重庆更好的方法。所以五号作战必需执行。很显然地，在多方意见的冲击下五号作战不断被检讨与延后，当拖延到枯水期即将结束而不能再拖的时候，大本营虚晃一枪，下令执行。但是杉山元又怕畑俊六太认真，所以赶紧派人到南京“示意”。当瓜岛的作战真的海陆俱挫时，杉山元等人可能暗自窃喜，因为战况证明大本营为此中止五号作战的“英明”。
简言之，瓜岛给杉山大将一个下台阶。在12月10日杉山对其天皇关于中止五号作战的奏折上，杉山大将无需为五号作战的始乱终弃进行辩护，反之他能很体面地从容陈词：“中国派遣军为谋求重庆政权之早日屈服，拟在全般情势许可时对四川实施进攻作战。故而策定有关的各项计画，并进行增强部份设施等作战之准备工作。惟鉴于目前帝国内情势，尤其是德苏战争的演变，南太平洋的战况船支不足等国力情况，在昭和18年中对本作战之遂行，无论就战争指导或实际作战上观之，似已无法实现。故拟下达中止本作战准备之指示…”。
侵华日军在1942年陷入重大的战略纠结里，五号会战中止，因此日军侵华出现了一段奇葩的空窗期。
于是，中国战场相对于太平洋战区而言，呈现较为平静的局面。
日军在自我评估之后，放弃了“断然解决”中国战局的狂想。
面对巨大的地利困局，加上国民党不投降，而尤其无法自拔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游击战作用，已经实现由量变到质变，上升到战略地位，日军既然不能消灭敌后根据地，那已经无法从敌后现场的泥潭中自拔了！
这样，在中国，日军已经无法破局，只能拖一天算一天，并日夜祈祷国民政府出现意外自行垮台。
我们从此躲过了最危险的亡国灭种的厄运，迎来了新生的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
全民族的抗战胜利可说是
天时不如人和，人和不如地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