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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梁
一岁过两年，初始官民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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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一定没想到，当他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时候，会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那是1912年1月1日。按照临时政府的纪年，时为中华民国元旦。“元旦”的称呼，按老黄历来说，本是新年的开端。新年要搞点新气象，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免俗啊！不过彼时政府公务繁忙，时间仓促，给全国人民发了一个迟到的福利包说，“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
民国的新年干什么呢？放假、升旗，一个都不能少。有书记载说：
“所有各衙、署、局、所、学堂、商店以及各项团体，于是日一律悬旗，衙、署、局、所停止办公，学堂停止上课各一天，藉伸庆祝”。
● 1912年1月2日的《申报》
补过新年、且显得有些寒碜的庆祝方式，大概在民国史上只发生了这么一次。第二年，也就是政府北迁、袁世凯执政的时候，氛围也就热烈多了。
报纸上说：
“官场之庆贺元旦者，北京自总统府国务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与悬旗结彩，脱帽鞠躬，欢呼‘民国万岁’者，何等兴高采烈！……大总统对于开国元勋，必有加恩命令，或则优赏，或则晋封，以粉饰此元旦纪念大典。”
也就是说，元旦把过新年和纪念民国成立一锅烩了。
民国新年在元旦，对于旧历（或称阴历、夏历、农历、阴阳合历）中的新年“元旦”又该如何？
政府还算人性化，讲究“新旧二历并存”，袁世凯同意将“阴历元旦改为春节”。积习难除，老百姓想的念的盼的望的新年，称呼一变而为春节！
结果，民国创造的奇迹是，历史上出了两个新年。
有报道说：“官厅贺喜，街市悬旗，此新新年之气象也。千家爆竹，万户桃符，此旧新年之景色也”。
又有说：
“夫过新年何足奇？所奇者一月中而过两新年耳。然官样之新年，方瞥眼而去，民俗之新年，又继武而来，亦未始非日新又日新新新不已之象。”
史家总结了时人眼中两者对峙的状态：“民国新年”VS“国民新年”、“新新年”VS“”旧新年、“官派新年”VS“民俗新年”、“官家之年”VS“百姓之年”。有好事者还写段子讽刺说：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 1917年1月27日《申报》宝罗制药公司庆祝新年春节广告
对于大伙而言，多出来一个阳历元旦，尽管怎么称呼还是个麻烦事，不过能休假数天，毕竟不是坏事。两个新年节日逐一过遍，一时倒也相安无事。
● 1920年1月3日《申报》银行、公司庆祝新年元旦广告
读书人说春节陋习多，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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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春节的命运同那时旧中国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我们先来说说阴阳历问题。民国初年采阳而不废阴，必然会造成历法使用上的“二元社会”格局。也就是说，社会上层包括机关、学校、团体和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包括商家、一般市民与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就整个社会来说，阴历为主、阳历为点缀。
孙中山改用阳历，本意是开新。然而在民初的十多年间，先后有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不仅民国纪年几经更张，更有阳历遭废的厄运。1926年，北京政府实际最高领导人张作霖又以薪水为诱饵，让中央观象台编制附载有迷信内容的旧历书《通俗历书》。同年发行的《中华民国十六年阴阳合历通书》又将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孙传芳等一干北洋系首领，列入“民国伟人图”。
如此种种，加重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阴历厌弃的观感。他们把阴历称为“废历”，甚至将还在使用“废历”的人，称为民国的叛贼、顽固不化的遗老遗少。
再来说春节，它也背负了自身的“原罪”。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春节中的习俗也被拉出来拷打。诸如祭神、送年礼、压岁钱、燃放鞭炮、娱乐赌博之类，无一不受到时人的批判。
例如迎财神，有人说：
“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贱。姑无论于迷信，其居心之猥鄙，已不可问矣”，这样搞，只会一方面“养成恶劣思想”，另一方面“表现民性愚劣”，让洋人听了，“岂有不讶为愚狂传为笑谈者哉？”（《打破迎财神之迷信》，载《申报》，1921-2-3）。
再如新年红包，彼时的报纸这样说，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有五大害处：
1_“养成小儿卑鄙嗜利之性质”；
2_“养成一种挥霍性，长大时亦不知节省”；
3_小孩子有余钱后乱买零食，一时误食不干净食品会生病；
4_乱买零食，导致吃饭不规律，“有伤胃部”；
5_小孩子把玩铜钱，有误食入肚的危险。
● 1922年2月2日《申报》
还有赌博，“旧历新年，莫盛乎赌”。时人说：
“良家子弟安分店伙之因旧历新年赌博之故，失业者有之，游荡者有之，破家者有之，其流毒殆有不可胜言者矣。”（《严禁赌博》，载《申报》，1921-2-3）
在改革家的眼里，阴历是有问题的，附之其上的春节也是有问题的。更有甚者，有人将阴历新年比作军阀，认为废除了它，就如同打倒军阀一般，“则拨阴云惨雾而见青天白日”。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还说：
“中国的旧历新年，没有丝毫历史上纪念的意义，全国人竟有十余日事实上的休息，各社会一切停顿，真是世界上一件怪事。”
● 陈独秀
说干就干！国民政府废掉春节，可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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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改革者们嘴炮打得那么响，说要批判、要废除啥的，真到过春节那会儿，大多数还是该过得过。
有报纸讲了这么件事：社会教育团的讲演员周少英，在街头演讲劝导大伙不要过阴历的新年。然而等到他工作结束回到家时，“放下小旗子接过猪头腊肉”，依旧要进行过年的准备。这哥们心里头还嘀咕道，“我亦未能免俗耳”。（廖国芳：《过年》，载《申报》，1928-1-28）
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有情怀，也有力量。在打倒北洋系主导的北京政府、成立新政府之际，“改正朔”便成了一等一的大事。
它宣称：
“新旧历并用，是军阀假共和名行专制实的一种象征，彻底革命，非实行国历废除旧历不可。”（汝驹：《告奉行国历者》，载《广州民国日报》，1929-12-25）
也就是说，彻底废除旧历，定阳历为国历，国民政府便有了标榜革命、以示正统的合法性。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场史称的“国历运动”（或“废历运动”）便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 1930年1月16日《申报》影戏广告
政府对付春节的法子相当简单粗暴：旧历新年不放假，或者少放假；“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采、贴春联等一律移置于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对于不遵守规定的，罚款呗！例如1930年2月9日《申报》报道说，上海有居民在家迎财神，被警察拘了，不仅没收供品，“再因为他有钱做这种靡费无益的举动，又罚他十四块钱”。
● 《废历的前途》，载《时事月报》，1931年第4卷第1期；图中有“废历”、“残废收容所”字样
对于元旦，政府又是另一番面孔。1931年上海新年庆典，国民党组织当地成立国历新年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干啥事呢？印了春联一万六千幅，分送各商店和住户；又在各交通要道搭设电灯牌楼，“诚开民国成立以来庆祝新年未有之盛况”。
尽管政府慢慢培养了大伙“爱生活，爱元旦”的情感，然而，中国人民最珍视的春节，却不是说废就能废的。“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论禁过旧历年》，载《大公报》，1931-2-16）
1934年初，执政当局灰头土脸地承认：
“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等到民国后期，仍有报纸感叹说：
“以前，为了推行国历，旧历新春都不放假，现在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春节假’也堂而皇之行起来，是拗不过农民的保守性呢，还是没有毅力再推行下去？于是，两个元旦还是年年庆祝，年年过两个新年。”（介丁：《两个元旦》，载《申报》，1948-1-1）
也就是说，新年的庆典，是元旦过，春节也过。作为历史遗留的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我们隔壁的日本，在这方面就走得彻底一些，他们的春节，就是公历的元旦，农历春节就随他去吧。
参考资料：
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02（3）；
左玉河：《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载《中国学术》第21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
刘力：《政令与民俗——以民国年间废除阴历为中心的考察》，载《西南大学学报》，2006（6）；
许冠亭：《上海市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国历运动》，载《史学月刊》，2010（7）；
忻平、张坤：《政俗关系视野下的民国“新年”之争——以《申报》为中心》，载《江苏社会科学》，2014（2）；
吴燕：《“废历”：革命与进步情境中的旧历形象建构》，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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