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每个人都能接触它并从事它。任何人都可以对现实、真理、对错以及一切的意义提出哲学问题，而且我们经常这样做，至少在一天中总有那么几个时刻是这样。 最好的书籍、电视节目和电影都蕴含着哲学思想，在你合上书或关闭屏幕之后，它们所植入的思想仍会长久地萦绕在你的脑海中。

尽管人人都可以学习哲学（小写的哲学），但也并非人人都擅长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大写的哲学）。当你学习哲学时，只有一小部分——这部分通常留给学院中的有识之士——涉及哲学实践。其余的时间则用来学习其他哲学家说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当然，这是有道理的。当你学习绘画或写作时，你首先要学习基本技巧。先学走，再学跑。

问题是，互联网上充斥着一知半解、大多被误解的哲学。它们由一系列语录组成——通常来自尼采、鲁米或加缪 （译注：可能还有萨特、福柯等等等等） ——从一本非常复杂的书中的某一行摘录而来。它是智慧，但却是断章取义的智慧，剥离了语句表达中的精微之处。社交媒体上，那些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账户从论据充分的巨著中摘录出精辟的格言警句，传播 "生活、欢笑、爱 "的哲学思想。

而为了澄清事实，也为了更全面地说明问题，以下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五句名言。

尼采：“上帝已死”

当你看到这一格言后面跟着的短句时，它才显得更有力量（也更有意义）：“上帝死了！ 是我们杀死了他！ ”

所以，这句话其实根本不是在谈论上帝，而是在谈论人类——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行为的意义。

当尼采述说“上帝死了！”时，那不是屠龙英雄的胜利欢呼，也不是教堂后面自鸣得意、双手叉腰的无神论者的欢呼。它更像是悼词中忧心忡忡的低语。 在这一语境中，上帝指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意义之极点，而不是某个长着大胡子的神话人物。

在启蒙运动开始向大众介绍科学和理性之前，上帝意味着确定性、真理、安全和目的。 他既是阿尔法（α）又是欧米茄（Ω） （ 译注：指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在这里意味着开端和终结） ，是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尼采接着说，没有上帝，我们就像在不断坠落，却没有上下的感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抓手，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允诺我们一种稳定的生活。

“上帝已死”讲述的是，在一个不再围着上帝转的世界里，人类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当我们原先所有的意义解释都突然消失时，我们该如何理解事物？

奥卡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人们通常认为，奥卡姆剃刀的主张是“如果某件事情比较简单，那么它就更有可能是真的”——好像简单性与真实性是成正比的。但这并不是它的本意。 奥卡姆剃刀并不是一个既有的规则，而是在不同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时的一个指导原则。 从根本上说，它是说如果我们面对两种同样有说服力的理论，更理性的做法是相信更简单的理论。

但我们在理解奥卡姆剃刀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从未真正用于现实世界的事物，比如科学哲学。 当奥卡姆创造这一法则时，他的矛头真正指向的是一些在当时非常“疯狂”的形而上学理论。那是天使学的时代，一个不停诘问“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时代，一个迂腐、冗长、怪异的时代。 例如，邓-司各脱认为，外在世界是由 10 个不同的形而上学实体组成的，而 10 算是某种适宜的数字。

奥卡姆试图让大家冷静一下——不要再发明数百万个形而上学实体了，一个或几个就够了。

马克思：资本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与其说这是一句名言，不如说这是一个观点。对于很多不熟悉马克思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只粗略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来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烧银行、筑街垒的反资本主义者。 （译注：安人狂喜？） 毫无疑问，马克思不支持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看不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事实上，他承认资本主义是历史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成功进行了长篇累牍的表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缔造了更大的工商业规模、更完善的通信网络和教育供给，以及更完备的法治。正是资本主义将原先不停交战和争吵的民族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政府、一部法典、一个民族的阶级利益”。资本主义迫使仇外、"顽固仇恨外国人 "的贱民屈服。 而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一种创造性破坏：

资本主义将一切商品化，使“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所有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它摧毁了过去的神灵和圣物，取而代之的是利润和工业。正是这种对圣像的亵渎将成为社会平等主义重组的净土。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对 “利润 ”的迷信创造了共产主义资源再分配所需的剩余和生产力。共产主义不是凭空天降而来的，而是从晚期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的。

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对人类“赤裸裸的、无耻的、直接的、残酷的剥削”。它千疮百孔，往往会暴露出我们最糟糕的一面。但它也是通往美好时代的必经之路。

卢梭：“高贵的野蛮人”

与其说这是“误解”，不如说是“误传”。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思想认为，在我们开始生活在城市里并自诩为“文明人 ”之前，人类是天生具有美德的物种。我们善良、合群、快乐。 卢梭认为，他用这个短语来说明现代社会是如何贬低而非提升人性的。“文明”与其说是文明，不如说是堕落。

“野蛮人”与“文明”的对立不仅是一种过时的、种族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观念，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卢梭从未说过这句话。他很可能也不相信这一点。卢梭认为，我们不能把社会化之前的人称为好人或坏人、贤人或恶人，因为这些观念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演变的。 我们对什么是正确的概念是由我们所属的社会制定或赋予我们的。说什么“高贵的野蛮人”，无异于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一个尚未形成价值观的民族身上。在文明之前，人类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他们只是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