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国际交流晚餐读书会，主题为“政策制定的艺术”。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考希克·巴苏 在个人著作《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一书中揭开了经济政策制定的神秘面纱。 在巴苏看来，真实世界里的政策制定并不是孤悬于思维实验中的逻辑推演，而是一门需要兼顾市场反应、政治决策、社会规范和国际权衡的艺术。本质上，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就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
本文为 CF40特邀成员缪延亮就 《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一书撰写的读后感。在这篇文章中，缪延亮分享了他对印度和世界经济增长的观察。
周末家人催我去看房，说再不下手永远买不起了，想到要到五六环外，就顺手拿起这本书，地铁里便不能释手，到了链家还窝在角落里读，算是读的最快的一本。该书作者Kaushik Basu 2009-2012年间曾任印度政府（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此前一直在学术界工作，离开印度政府后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文书名“政策制定的艺术”译自副标题，英文书名乃是“An Economist in the Real World”，该书是基于作者在德里工作两年半期间的见闻和思考。或许和我过去四年的工作相关，我也算是来到了真实世界，读来颇有感悟，快速写了如下读后感。
这是一本学习和了解印度的好书，解开了某些困扰我已久的谜团。
1. 印度的精神分裂。 印度是个世俗化和民主社会，但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却选择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作者认为这一矛盾选择深深植根于甘地和尼赫鲁两位开国元勋的分歧，可是由于两人近乎神的地位，这些分歧很少得到正视。印度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尼赫鲁主义，同时也接纳了部分甘地主义的内容。印度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在同一个体制中容纳两种完全对立的发展理念，Basu认为这是印度经济后来出现断层和停滞的原因。甘地虔诚信奉宗教，尼赫鲁则是无神论者；甘地提倡印度建立小规模、自给自足、实行民主的村庄，人们过简朴而自然的生活，尼赫鲁认为这种想法很好，但不切实际；甘地认为要保护小企业和手工艺产业，尼赫鲁则执着于开展大型规划、重工业、现代科学和技术。尽管尼赫鲁完全否定甘地的经济理念，但出于对甘地的尊重和两人之间的真实情感纽带，他还是采纳了甘地的部分想法。最后的结果是，“印度建立了苏联式计划体系，但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却无绝对控制权；在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同时，过度滥权的官僚主义也在滋生；在对基础产业大规模投资的同时，也通过一些特别举措保护小规模部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国内经济却正以此为基石；社会主义从未付诸实践，但社会主义言论长期占据主流”（p.17)。
2. 印度的非正式经济。2010年印度正规就业部门总就业只有2870万人，而且其中1790万人属于公共部门。印度这样一个12亿人的泱泱大国，正规私营部门雇用的员工居然只有1080万人。这也是我最初分析印度时颇为迷惑之处，税收不到GDP的10%，地下经济活跃，数据真实性差。作者认为印度劳动法对劳动力的保护条款减少了正规雇用，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印度现行劳动法可以追溯到印度独立前1947年的《劳资争议法》。该法规定员工数量达50人或更多的企业应该向被裁减的员工支付赔偿金。1984年修订此法，又进一步规定员工数量达到100人以上的企业，在裁员之前必须获得政府的批准。政府当然很少批准这类申请，结果是企业力图把规模降到100人以下，员工数量过百的企业在1980年至1985年间急剧下降。这样形左实右的劳动法中国也有。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就规定第二次续订固定期限合同即视同永久雇佣，很多雇主都不愿意签这样的合同，最后部分劳动力被转为劳动派遣，从派遣公司来雇，等于又剥了一层皮。作者也意识到他跳出来说这个事情，一定会被极左指责不顾劳动者权益。制定政策不完全是精英的事情，凝聚共识，教育宣传，政策才有可能落地。
3. 印度增长模式。印度这样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如何实现增长？由于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增长驱动力主要是投资，既能提高劳动雇用，又促进劳动生产率。印度在1980年代摆脱了3.5%的印度式增长(Hindurate of growth)，原因是储蓄率的提高和投资率的上升。储蓄率的跳升作者认为是金融发展的结果。两个因素，一是1969年英迪拉甘地推行银行国有化，国有银行不怕亏损在很多边远地区开办了分支机构；二是银行国有化之前推出的国有共同基金计划，为居民储蓄提供了去处。印度的储蓄率从1960年代中期的12%上升到1970年代末的20%，投资率也首次突破20%，到2010后投资率维持在35%左右。
4. 印度IT飞速发展。不是受益于政府政策或扶持，只是1990年代的改革取消了一些人为障碍，改善了营商环境。此外，这个行业不在管制之列，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印度官僚制度令人窒息的掌控。印度的比较优势是语言（英语）和较好的高等教育。
这本书较少涉及国人对印度固有的偏见，比如基础设施落后、种姓隔离、民主决策效率低下等，这些因素在经济周期上没有出现太大变化。2014年春天我做了印度研究三部曲，认为印度将会出现一个长周期，莫迪上台是转折点。莫迪上台前长期执政的古吉拉特邦是印度的广东，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是印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将一般经济理论运用于政策实践的较好参考书。中国没有旋转门，很少看到类似的作品，但是也正在涌现。美国倒是有很多，比如应对金融危机的三驾马车伯南克、盖特纳和鲍尔森都出了回忆录。读他们的书固然很有收获，但总感觉不接地气，像Basu这样来自新兴国家，从政策设计的视角出发的作品比较难得。
1.机制设计。强调政策、法律和制度在设计时需要激励相容，能够自我实施（self-enforcement）。出现问题，政策应对都是说加强监管和监督、要立法，但是谁来监督和监管这些监管者，谁来保证法律的执行？创立新的机构来执法往往只是增加了寻租的空间。作者提出法律能够起到自我实施的作用，并不一定需要强制执行。法律起作用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预期，进而改变行为。比如颁布靠左或者靠右通行的法律，不需要警察上路就能自我实施。颁布大量肯定会被违反的法律，恰恰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作为聚点（focal point）的作用。完善教育、文化和社会规范能够为提高法律有效性创造前提条件。
2. 货币政策。这方面经典文献很多，但问题在于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通胀这一经济病魔之王。通胀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并不具备瞬间提高所有商品供给的能力，因此无法在供给侧开出应对通胀的妙方。药方都是在需求侧。Basu提出加息并不一定能够抑制信贷的增长。从需求端来看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如果利率上升，信贷需求就会下降，经济体系中的总流动性减少。但是从供给端看，如果利率上升，供给反而会增加。所以通过上调利率控制通胀还要调查清楚信贷市场是否供不应求，如果供给方是决定实际信贷总量的紧约束（binding constraint），上调利率并不总是能抑制信贷。作者进而引用2009-10年间土耳其的例子来证明其观点，土耳其下调利率，通胀反而下行。我不同意此观点。这更多体现的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和新兴国家资本账户主导，资本大进大出，本国货币政策调节作用有限。2009-10年土耳其面对资本流出，所以降息没有太大刺激作用。反之亦反是，当2011-12年资本转为大幅流入，土央行加息也未能抑制通胀上行。
3. 财政刺激。此书比较少涉及，在我看来作者任职期间恰是印度财政过于宽松，用光了政策空间，印度从增长明星陷入滞胀。作者只是提及新兴国家财政刺激类似抗生素，最初有效，反复使用一段时间后，它的副作用会超过疗效，只会推升通胀。
4. 国际经济。书中几次谈到欧元，主要观点是欧元区成型之后反倒拉开了欧元和美元在避险货币功能方面的差距。例子就是2011年8月5日标普下调美国AAA评级到AA+，资金反倒从新兴市场回流到美国，美债收益率下跌。在旧有的世界格局之中，美国评级遭到下调，避险资金会快速流入欧洲经济体。但是有了欧元，欧洲央行不再为单个国家的国债兜底，避险资金不再流入欧元区。这个分析有一定可信度，如果欧元解体，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币就能取代欧元。要么德国和法国各自发行新货币，要么核心国家组成新欧元区，这些货币或能重新成为强势避险货币。
5. 汇率干预。不要试图违背汇率的市场变动趋势，而是采取干预措施防止汇率的过度波动。作者提出了印度汇改方案三要点：第一，印度能够继续保持浮动汇率制度；第二，通过对汇率施加适度的影响，促进贸易和增长，控制经常项目逆差；第三，不大量累积或耗尽外汇储备。大量积累或者消耗外汇储备都是不对的，较有借鉴意义。粮食储备问题上，作者强调承诺无论何时都保有固定规模的储备是毫无意义的。它等于没有任何储备，因为这部分储备如果从来不用，倒不如没有的好。理想的情况下，在制定最低储备标准时，应该附加一个限制条件，明确在什么情况下储备可以并且应该低于这一标准。
其他例子——
外包。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小布什和克里之间关于外包的辩论。2005年和2006年暑假我给Blinder教授做助研就是研究这个课题，他把外包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Basu说这些辩论为印度外包做了最好的广告。美国有些中小企业当时还不太知道外包，印度人自己没有钱去做广告，美国的企业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啊，外包大幅上升。
许可制度。印度开设工厂甚至将产量提高到一定水平，都要获得政府的许可证。该制度的初衷是把资源引导到有益于社会的生产活动当中，但在现实中却导致官僚主义盛行，成为腐败的温床。
社会规范。印度人不守时（先生，您的手表是几点钟？）、爱贪小便宜和钻空子等。人类生活面临非常多的选择，不可能对每一个选择都深思熟虑，有“本能性”行为也有“深思性”行为。社会规范影响选择的结果，但不是社会之间的本质差异，而是人们对所处环境和他人行为的反应差异，因此规范通常表现为多重均衡。大多数人守时就能提高守时的回报；大多数人不守时，你守时就在那干等着吧。法律、教育和社会规劝都应该被用来塑造规范。日本人曾经也被认为没有时间观念，韩国人在1950年代还被视为是最为懒惰和不肯吃苦的民族。
最后，这本书中译本序言引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离谱赛特的话说“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读此书恰逢邓公离世二十周年，微信圈刷屏，大家都在转邓公做对了什么这篇文章。没有读，我想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找准参照系，中国发展的参照系。
本文系作者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提供的交流文章，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其所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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