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
来源｜人民日报（ID：rmrbwx）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衣橱中的秘密”。2008年以来，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明显下降，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比国际金融危机前下降近千美元，贫困线以下人口增加580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富人的财富快速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接近由高度不平等社会变为极度不平等社会的临界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引起美国普通民众强烈不满，让他们感到所谓的“美国梦”更加遥不可及。美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如此显著且越来越大？今天人民日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英、美三国学者的文章，对此进行探讨。
「 1 美国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 」
注：1989—2013年，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从2/3增加到超过3/4，中间40%（51%—9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0%下降到23%，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3%下降到1%。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翻译：殷 鹏 制图：蔡华伟
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将家庭收入数据按大小排序后，位置在最中间的收入数值，更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呈下降趋势。近十几年来，美国民众遭受了收入严重下降的窘况，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却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
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在收入不平等急速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出现民粹主义抬头和社会不稳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收入不平等与美国政府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有关联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以1980年为分水岭，在1980年后急速恶化。这与里根就任总统后美国经济政策向新自由主义转向大有关联。
二战结束后到1980年之前，美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维持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元贬值是一个重要途径。但美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和高通胀率，加大了人民生活压力。为了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里根放弃了维持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目标。1980年11月至1985年2月，美元汇率惊人地上升了83%，致使反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国际收支平衡急剧恶化。到198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3%。里根卸任后这种趋势仍然延续。
以减少福利开支、降税、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里根经济政策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持久性损害，导致收入不平等迅速加剧。
国际收支不平衡意味着进口商品大幅度取代了国内生产的商品。这严重打击了美国制造业，并导致“铁锈地带”（指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老工业基地）的出现，大量工厂倒闭，到处是闲置厂房和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设备，工人大量失业。
国际收支不平衡逼得美国大量向海外举债。因此，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金融部门以借入海外储蓄，使之流入美国企业，实现了经济金融化，或者说“华尔街”取代了“商业街”，进而导致在工业部门中从事技术性高薪工作的中等收入群体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少数的金融精英以及大量为金融精英服务的清洁工、三明治小贩、麦当劳打工者等低收入人群。这大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
为了提高经济活力，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导致美国税收体系更加注重为高收入者减税，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不平等。
债台高筑大大削弱美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为了缓解民众对于收入下降和不平等加剧的不满，美国鼓励民众大量举债。于是，家庭贷款数额上升，债务大幅增加，家庭负债在GDP中的占比从1981年的47%上升至2007年的98%。巨大的债务积累进一步扩大了金融部门的组织功能，直接诱发了2007年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并很快演化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持续下降。美国民众对社会的严重不满情绪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全面爆发。
但是，候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政策并不足以扭转美国过度不平等的局面。因为任何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都无法创造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反而会抬高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增加美国民众的生活压力。特朗普的税改计划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税改提案将为美国的富裕阶层，例如特朗普先生等，带来巨大的好处。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最新税改计划将使得收入分配处于中间的1/5民众税后收入增加1010美元或1.8％；但10%的美国富裕阶层将享受近110万美元的平均税收减免或超过税后收入14％的税收减免。减税有可能使美国的债务依赖型经济踏上不归路。债台高筑大大削弱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新自由主义具有深刻的破坏性
近40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事实表明，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利益，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它所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资本绑架民主、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导致民主制度劣质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深刻的破坏性。
（作者为英国伦敦市商业与政策署原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杨凡欣、丁一翻译）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衣橱中的秘密”：原来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上限为2.9万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下限为23万美元，后者是前者的7.93倍。换一个角度说，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仅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分化如此悬殊？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贫富分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什么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在速度上和程度上都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这是因为，美国贫富差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
在经济制度方面，过度强调放松管制和嫌贫爱富的税收制度是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始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业享有充分的雇佣与解雇、裁员与缩编自由，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会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大大削弱等连锁反应。受此影响，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有时甚至出现停滞或下降，而管理层的年薪却大幅上涨。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首席执行官）的年均报酬，1970年约为普通工人年均工资的40倍，1987年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达1077倍，此后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达793倍。联邦税率的累进性质明显减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
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后的美国政府，大都把对高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税率变化的趋势发生了逆转，最富有阶层享受到来自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此后，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联邦税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政治实质上是一种富人利己政治，即富人利用其资本优势来裹挟政府，为本阶层谋取利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家阶层，屡屡通过让政府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谋求自身利益。美国的政客还倾向于在短时期内极力讨好选民，而罔顾社会的整体长期福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政府一度向金融监管部门施压，要求增加对最底层民众的购房融资补贴，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通过举债购买住房。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所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肮脏的秘密”。美国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资产是房产，而且杠杆率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资产。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低收入人群的资产因房价下跌而大幅缩水，富人则大多受益于政府的救市计划，继续享受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
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过于强调制衡，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改革决策很难顺利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在美国政治制度下，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公问题让国会内不同派别更加对立，很难在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
在社会制度方面，教育体制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贫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又是其结果。一方面，美国的基础教育严重依赖地方性税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税多，教育投入就多，整体教育资源就更好，而穷人多的地方则因为税收较少而缺乏教育投入，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剧了贫富分化。美国的顶尖高校大多为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会资源等非个人能力因素，这就把大多数贫穷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能消除造成贫富分化的制度根源，那么，21世纪美国的贫富差距将会愈来愈大，并对其政治和经济生态带来深刻的不利影响，逐步动摇美国的国力基础。
（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
「 3 社会不平等让“美国梦”坠落 」
2016年底的华盛顿，早晨气温很低。白宫附近的宪法大道上，一对中年夫妻盖着报纸，露天睡在地铁通风口上方。不远处，刚开业不久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内饰奢华，外墙星条旗飘扬；另一边的新闻博物馆外，工人正在数十个橱窗内更换着当天报纸的头版封面，对外宣扬这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在朝霞的映衬下，这个超级大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十分刺目。这不是个别现象。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地铁口、商场门口或人流密集的街道上都能看到类似场景：一个或多个四肢健全的中青年流浪者沮丧地蜷坐着，面前的牌子上写着诸如“我很饿，请给我一美元”的字句，仿佛在向人诉说他们“美国梦”的破灭。
显而易见，美国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动摇了“美国梦”的实现基础。从个人角度看，“美国梦”的内涵是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从社会角度看，“美国梦”的基础是机会平等与社会流动性较高，人人皆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然而，近几十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不平等加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不平等既包括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包括社会不平等特别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目前，美国前1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全国所有家庭财富的比重超过75%，后50%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1%；非洲裔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仅为白人的1/12，拉美裔为1/11。如今的美国社会，阶级固化日益严重，社会流动性持续下降，普通人越来越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加剧了不平等局面。过去30多年来，美国经济在其主导下的全球化浪潮中完成了结构转型。金融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核心部门，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华尔街精英集中；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吸收就业的能力随之大幅减弱。这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恶化，支撑美国中产阶级的稳定工作机会大量减少。于是，作为美国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人口严重萎缩。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40年来首次跌破人口总数的50%。美国社会结构正在从橄榄型转向金字塔型。
实际上，不平等一直系统性地存在于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剧经济不平等，并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不平等。
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梦”的重要支柱。如今，这一制度正在被变本加厉的权力游戏和愈演愈烈的党派争斗所腐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之争”甚至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关门”。2016年的美国大选，人们寄希望于“政治素人”特朗普能改变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组建的内阁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的亿万富翁内阁”。很难相信这样的内阁能够扭转美国的不平等局面。不平等还导致底层民众的政治疏离感进一步增强。在形式上，美国选举是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政治话语权掌握在大金主手中。一方面，普通民众普遍感到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美国政府已经无法确保他们实现“美国梦”所倚重的高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他们实现阶层流动的上升通道被统治精英所控制，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正在撕裂美国社会，直接导致2009年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令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丧失了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的动力。尤其是对于底层非洲裔和拉美裔族群而言，贫困不再是短暂现象，他们根本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人们曾一度认为，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只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然而，现在看来，寡头政治下的社会不平等、阶层流动性下降等是比经济危机影响更加深远的社会危机，它们在内部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在外部消耗国家软实力。严重的不平等腐蚀“美国梦”的基石，美式民主脱下了华丽的外衣，日益显露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真实面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这次竞选活动充斥着丑闻、含沙射影的攻击、接连泄露的秘闻、反移民情绪和恶意诋毁，但这些并不是特朗普胜出的决定性因素。特朗普胜出的关键因素是美国正在经历持续近10年的重大经济危机，但执政的奥巴马政府乃至整个民主党阵营面对这场危机都无所作为。让我们看一下痛苦的现实。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2016年11月的失业率从前年同期的4.9%下降到4.6%，似乎情况并不那么糟。但劳工部同时指出，有44.6万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停止寻找工作，因而他们根本就没有被纳入该统计数据。劳工部估计，目前不再寻找工作的劳动者已经上升至95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率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这已不是新闻。最近又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一个令国人预期寿命下降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国家。
特朗普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他以反体制人士的身份跻身候选人之列，人们将他视为他们所憎恨的现行体制的挑战者。美国人民憎恨白宫，憎恨国会，憎恨华尔街，把它们视为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人们对于奥巴马政府用美国纳税人缴纳的数万亿美元资金救助华尔街投机者甚为不满，从而迁怒于奥巴马和希拉里。
特朗普的竞选承诺非常广泛。他要恢复就业，要让美国重振雄风，要把美国从无尽无休的战争中解救出来，要废弃奥巴马医改计划，要在美国与墨西哥接壤地带筑起一道阻止非法移民的高墙，要对华尔街富豪采取强硬措施，要启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他还表示，支持重新启动旨在严格区分商业银行系统与华尔街投资银行的21世纪《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特朗普会履行承诺吗？目前还不确定。但他组阁的情况，让人们对此深感怀疑。特朗普选择迈克·彭斯担任副总统，这是为了改善他在共和党宗教保守派人士中的形象。迈克·彭斯主要得益于华尔街富豪、石油大亨和退休军官的支持。特朗普选择史蒂文·努钦担任财政部长，此人在华尔街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曾经营西一银行（印地麦克银行），从事住房按揭业务，在房地产危机高潮时致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了住房。特朗普选择埃克森美孚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选择亿万富翁威尔伯·罗斯担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是私募股权投资者，也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贴身顾问。特朗普任命卡尔·伊坎担任总统特别顾问。卡尔·伊坎是臭名昭著的公司股权恶意收购者，曾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恶意收购方式侵夺了环球航空等企业的大量资产，从而导致这些公司的消亡。他将负责联邦法规的全面修订工作，此项工作与其身份有着明显的利益冲突。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对华尔街金融活动负有主要监管责任的机构，特朗普任命杰伊·克莱顿担任委员会主席。此人是一名律师，与高盛集团关系密切。在特朗普重新启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努力中，华尔街势力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实在让人不敢想象。
富豪内阁如果不能在保障普通民众利益方面达成共识，很可能让特朗普陷入窘境。许多普通民众，包括那些主要关心就业、物价和养家糊口等衣食问题的蓝领工人，在竞选中给特朗普投了支持票。如果特朗普无视他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他的总统任期必将动荡不安。
特朗普要履行其竞选承诺，就必须重新启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包括大举兴建公路和高铁。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预计，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1.4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缺口，而私人企业感兴趣的是收益快的项目，并不愿意投资于基础设施。特朗普要克服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就必须充分利用美国政府的作用和影响筹集启动资金。在这方面，美国应寻求中国的帮助。中国已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行家里手，而且已经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一些投资。
如果美国新一届政府愿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合作，那么必将取得比目前更大的成就。但是，如果特朗普在对中国产品适用新关税问题上玩弄手段，势必加剧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甚至有可能引发贸易战，导致这一良机被错失。而且，对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必然会抬高其价格，使本国消费者深受其害，特别是使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负担大大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要求特朗普而不是中国担负起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责任。
我们希望特朗普认清现实、放弃幻想，想办法满足在困境中煎熬的美国普通民众的需要，而不是仅仅满足那些在佛罗里达海滨别墅举行奢华派对的富豪的要求。
（作者为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威廉·琼斯。杨凡欣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