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 | “有”“无”之辨：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管窥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尝试对人类的学问进行划分时，曾颇有洞见地指出：对人类学问的分类最好依据学问活动的主要场所，据此可以判明：“历史与记忆相关，诗与想像相关，哲学与理性（Reason）相关。”史学作为延续记忆的一门学问，其遗存物（史料）原本即是选择性“记忆”或“遗忘”的结果，为此，历史之“有”与“无”，亦实属平常。值得深思的是，“记忆”的延续往往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还受到特定时代所形成的史观及史学编纂体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亦意味着，无论是历史或史学所呈现之“有”，都并不单纯。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所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20世纪初年，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成长既影响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着“存史”的方式。因此，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需要面对的是历史遭逢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

如何辨析“有”与“无”，在方法论上还构成影响历史书写重要的一环。关乎此，常为人所征引的是陈寅恪的精到诠释：“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做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这番话道出历史研究中常常遭遇的情景——“说有容易说无难”。这也导致史家所揭示的历史，往往基于“有”展开，有意或无意忽略了“无”的一面，似乎只有“有”才能提供确凿的信息。其实不然，无论做出“有”还是“无”的判断，都是在揭示历史的一些面相，所提供的信息同样重要。

本文拟结合晚清“新史学”的成长及其所催生的新的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对此略加申论。不可否认，基于“有”的言说，自有其成因，但忽视对“无”的揭示，却可能导致对历史的“遮蔽”。尤其突出的是，进入近代以后，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也并非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其所展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因此，关注于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另外的“有”。中国近代史研究受此影响最为严重，或许也最有突破的可能。近些年也不乏学者辨析了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阐明近代中国存在“多个世界”，或者强调应重视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所发出的“执拗的低音”。“新XX史”的不断浮现，即表明学界不满足于以往所揭示的“有”，而试图展示以往较少注意“无”，以重建中国近代历史叙述。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曾辨明，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并且是那些在心灵里能够“重演”的东西。晚清以降“历史记忆”的延续，即揭示出历史是以什么方式不断“重演”。清初广织“文网”，以收缴删禁图书的方式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即埋下历史记忆“复活”的根基；晚清时期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者”又唤起被“遗忘”的历史。受此影响，中国的历史书写也逐渐落入“目的论”史学的窠臼。其成因及具体表现，大致可结合中国对“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接纳加以解析。20世纪初年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与此不无关系，还引发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辩。本文探讨的围绕历史研究“有”与“无”的论辩，也发端于此。

立足于“无”认知中国，在晚清一度甚为流行。诸如“无国”“无史”，乃至于“无学”“无社会”之类的议论，曾喧嚣尘上。这自有深意在，昭示着以不同于过往的方式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其语境既指称当下，还指向过去。以“无史”论来看，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可视作“无史”论之滥觞。前者明确表示，“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后者则道出中国之“旧史”存在种种弊端：“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群体”“不知有今务”“不知有理想”。这种种“不知”，指向的也是“无史”。梁启超甚至表示：“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此外，1902年《天南新报》的一篇文章，借表彰“公史”，也指出中国只有“私史”，“以是为史，谓之无史可也”。1903年“支那少年”为翻译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一书所写“弁言”，则喊出：“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并表示翻译是书，为的是取法该书“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以饷我无史之士夫”。这样的声音显然颇有影响，以至于马叙伦还写下《中国无史辨》：“人之言曰中国无史，中国无史夫？”

尤为特别的是，“无史”之说还盛行于以捍卫“国粹”为宗旨的人士中，且往往与“无国”论相结合，突出这样的意思——“无史”则“无国”，显示出对“无史”的判定以及对“有史”的接纳，另有枢机。1902年2月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即宣称当“使天下皆知吾学以爱吾国，则学存而国可不亡”。邓实则说明，阅读三千年之史书，不能不感叹，“史岂若是邪？中国果有史邪？”阐明“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对“国学”的思考同样结合“无国”与“无史”展开。黄节阐述了这样的看法：“黄史氏受四千年中国史而读之，则喟然叹曰：‘久矣夫，中国之不国也，而何史之足云!’”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家，否认“有史”、流行“无史”之说，大有意味，表明此一时期读书人对历史的理解逐渐突破传统的范畴，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与之相应，何谓“有史”也成为读书人思考的重心。

梁启超举起“新史学”的大旗，紧扣的即是对“史学”新的界说，“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征诸其他人阐述的见解，可知悉他们所关切的主要是历史究竟该书写什么，对照的则是“西人之史”。徐仁铸1898年已言及：中国正史，“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此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相反的，“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严复1903年所译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肄言》，借介绍“群学”也道出，前史体例“于国事常载其然，而不载其所由然”，尤其是“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之所关，虽大有不录”。马叙伦针对“无史”提出辨析，则关注如何拓展史之范围：“若是推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这样的见解，也得到众多应和。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讲述“中国通史”，即注意到“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他对此持同情立场，道出“其言虽过，却有原因”：

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

重新思考“历史之范围”以及“史学之界说”，自是为探索历史书写新的体例。从“无史”转向“有史”，明显是中西史学会通的产物，主要涉及两个环节的突破：其一是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的架构，按照上古、中古、近世等时代进行把握，书写通贯古今之“通史”。其二则是吸收各分科知识规划出“专门史”，书写各学科之“专史”。

首先来看，中国历史书写是如何被纳入“普遍历史”的架构。中西交往引发的历史之“和合”，影响于中国之历史书写，主要体现在接受另一种有起点、有目标的线性“历史”。来华西人对西学的介绍，往往依托历史进程加以辩护，并将中西纳入同样的历史维度中，以检视中西之差异。谢卫楼（Devello Zelolos Sheffield）编译的《万国通鉴》，在这方面不无用心。该书分为“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四卷，展现出对历史富于深意的理解，而“东方国度”没有像书写西方历史那样区分三个“世代”，多少在暗示“东方国度”还没有发展到“近世代”的意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则基于“古世”“近代”的维度对中国加以评述，指出“中国古世善体天心”，“是以巍然高出于亚洲为最久之大国”。然而，“近代以来良法美意忽焉中改，创为闭关自守之说……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借介绍其所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李氏还阐明“西国之广兴多在近百年中”，“欲治近世亦无有出其右者”。

将人类历史按照不同的“世代”进行划分，依凭的是对历史的二元认识，“文明”与“教化”渐渐构成划分历史的准则。在这方面日本对中国也有重要影响。福泽谕吉1875年所著《文明论概略》强调，野蛮、半开化和文明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文明发展的过程”。福氏1885年提出著名的“脱亚论”，更可视作力图将日本纳入“普遍历史”的努力。而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时期，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也是由日本间接输入的。那珂通世1888年出版《支那通史》，将中国历史区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桑原骘藏1898年出版《中等东洋史》，则以“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近世期”作为“时代的划分”。除此之外，还应当重视1879年冈本监辅出版的《万国史记》一书。该书在编纂体例上有明显突破，“其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冈千仞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指出：西史分称三古——上古、中古、近古，不独“明古今之异同也”，而且还昭示这样的“世运岁进”，乃万国常态，“与地球始终者矣”。冈千仞也试图将东洋纳入这一模式去认识：

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与西洋中古教法之弊害略相似。

冈千仞将中西历史纳入相同的时间序列，按照上古、中古、近古三个世代进行把握，是将人类历史纳入“普遍历史”最集中的体现。晚清不仅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还以此为“有史”。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道出，虽然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编写历史稍嫌“武断”，却只能“权宜”而为之。他也按照“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划分中国历史，并分别命名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稍后，梁启超又按照下列四个阶段划分中国历史：（1）“野蛮自由时代”（黄帝以前）；（2）“贵族帝政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3）“君权极盛时代”（秦始皇至清乾隆）；（4）“文明自由时代”（清乾隆至现在）。并明确表示：“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在此背景下，许之衡还主张对历史采纳“断世”以替代以往之“断代”：

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借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 。

影响所及，中国读书人所撰写的中国历史，如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最新中学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即接受了划分时代的办法。夏曾佑颇有意思地谈道：“讲堂演述中学较西学为难，西学有途辙，中学无途辙也。”这话用在史书编纂上，当有所指，缘于夏曾佑了解到西方处理历史有简便方式，为此也按照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将中国史分为“三大期”。在其看来，只要“不随朝而举”，“则不觉繁重矣”。刘师培也有类似感受，“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他同样接受了西方区分时代的办法：

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分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

按照不同的时代划分中国历史，所展示的“有史”不只具有形式上的意味，还逐渐以西方社会的演进代表着人类“普遍”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作为中国历史演进的“目的”。1904年严复翻译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社会通诠》，就接受甄氏提出的“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发展模式，甚至认为“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进而还推断中国社会也是由宗法而渐入军国，“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夏曾佑读了该书，受到颇大触动，认为其对于中国“所以入宗法社会而不能出者”，已“初明其故”；并赞同该书“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接受“人之于宗法社会也，进化所必历也”。《东方杂志》在“新书介绍”中也盛赞《社会通诠》一书所论，“无一不与我国四千年来社会吻合”。

接受“普遍历史”为中西共同之“有”，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华大辞典》，对history的释义也接受了划分时代的观念，所举例证即包括“上古史、古代史”（ancient history）、“中古史、中世史”（medieval history）、“近世史、新史”（modern history）。在历史教科书编写方面，傅斯年注意到，直至五四时期，仍“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虽然傅斯年并不赞同这样的分期，但也承认，历史学“要以分期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宁唯是，有了历史分期，一向为史家视作畏途的“通史”，也成为史家竞相尝试的体裁。《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所收中国史之“通史”，即约有80种。

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的架构，所要者是为中国历史确立明确的“目标”。甚至可以说，“历史的终结”于此有了实质的意味。别的且不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把握，即很难摆脱这样追逐“有”的“目的论”。柯文（Paul A. Cohen）标举的“中国中心观”，即与其所检讨的“冲击—回应”“近代化”“帝国主义”等模式，存在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发现历史”，与“发现在中国的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其他研究者对此也不乏反省。何伟亚（James L. Hevia）注意到，中国思想家重新审视中国，主要体现在接受时间观念和组织分类，这“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也强调，20世纪中国史学为“目的论”所主导，将历史现象化约为它们从来不是的东西——“迈向现代化过程的‘步骤’或‘障碍’”。这也意味着，晚清以降从“无史”转向“有史”，主要体现在将西方社会演进所经历的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之“有”，将中国纳入其中，除证明中国“有史”之外，还确立了中国历史的“目标”。

化解“无史”的紧张，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只是问题的一面。与之相应，“有史”的见解还有更具体的表现。从“无国”“无史”的困惑中摆脱出来，重新确立“有国”“有史”之论述，最基本的是获得认知国家与历史新的维度。秉持这样的“有史”论，意味着接受“社会”“文明”的演进构成历史的基调，并立足于从政治、经济等因素解释历史的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专门史”的兴起，就成为史学编纂体例上“有史”的具体体现；以之为“有史”，也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

梁启超阐述的“新史学”，即试图在史学编纂体例上开辟出“有史”。梁启超特别提到昔之史家的两项弊端：其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其二，“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这是“新史学”关切的要点所在，当“历史之范围”拓展为“全体之史”，目标是立足于“有”以揭示“社会”与“文明”成长的历史。黄节指认中国“无史”，即是针对“吾四千年史氏，有一人之传记，而无社会之历史”，“社会之衰落，而史氏无征也”。而提倡“文明史”，更成为富于代表性的看法。1901年蔡元培将“史例”区分为“记注”“辑比”“撰述”，并指明，所谓“撰述者”，乃“抽理于赜动之中，得间于行墨之外，别识通裁，非文明史不足当之”。梁启超、章太炎在规划历史书写新的体例时，“文明”与“社会”也成为思考历史书写之关键。梁在《东籍月旦》中即指明“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并且表示：

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脑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

章太炎也指出：“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围绕如何纂修《中国通史》，章太炎明确表示，通史重点要揭示“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章还指出中国史家各有阙失，实难“当意”：

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

日本在这方面的影响也很突出。在明治时期，文明史观呈现“文明（开化）/野蛮”“进步/停滞”的二元认识，成为重新认识中国的坐标轴。各种“支那史”，“正是欧洲文明史教科书影响下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产物”。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认为，“中华”或“华夏”之称，“犹言文明之邦也”；该书即旨在借叙述“历代治乱分合之概略”，以“察我邻邦开化之大势”。前述翻译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之原书《支那史》，也基于“开化”揭示中国历史之演进，分别述及“太古之开化”“三代之开化”“秦汉三国之开化”……具体描绘的则是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内容。

这也成为清末历史书写转变的象征。征诸各种以“中国历史”为题名的书籍，可注意到历史书写的基本架构，逐渐以“文明”与“社会”为主轴。1903年“横阳翼天氏”所作《中国历史》，便强调是书之作，“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夏曾佑也阐明，其书写中国历史，“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即“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

以这样的方式所展现的中国历史，也成为“有史”的具体呈现。李广濂为文明书局出版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撰写的《序》，就回答了“国胡为有史”的问题，明确传递出所谓“有史”，要揭示“文化之迹象，风俗之短长，孰宜守，孰宜革，修明改缮，而不至茫昧无措，失宜废事者也”。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新体中国历史》，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指明“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社会发达、文明进步之学也”，当关注“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文明之进步，实业之发达，风俗之变迁等事”。1908年文明书局出版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其“编辑趣意”开宗明义，指出“史之例凡五”，分别为“政治史”“文明史”“世界史”“分国史”“国别史”；并进一步说明：“本编叙事，注意之端凡八：一国势，二风俗，三社会，四制度，五族类，六政制，七人才，八学术，皆分条详述，逐代钩稽，而联之使成一贯。”

以“文明”“社会”为主轴书写历史只是“专门史”成长的一个方面，此一时期各分科知识的成长，也构成影响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只是梁启超试图结合各分科为“史学”寻求新的定位，还有不少学者阐述了类似的看法。章太炎在论及通史时指明：“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陈黻宸言及史学，也自觉结合其他学科进行界定，“史学者，凡事凡理之所从出也”，“是故史学者，乃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甚至表示，史学“必合政治学、法律学、舆地学、兵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而后成”。黄节同样强调：

西方诸国，由历史时代进而为哲学时代，故其人多活泼而尚进取。若其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诸编，有足裨吾史料者尤多。

晚清士人针对“史学”与“他学”阐述的这些见解，表明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也影响到“史学”，肯定“历史一门最切于今日学界，亦莫杂于今日学界”。及至民国时期，这依然是推动史学成长的关键要素。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强调：

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

问题还不只是“他学”有裨“史学”，“史学”有功于“他学”，二者之结合尚可产生“他学”之“史”——学科史。陈怀注意到，欧美史学之种类，“无论为政治，为法律，为宗教，为教育，为经济，为天文，为地理，为格致，为社会中种种现象，莫不有史”。邓实质疑中国之“有史”，也是因为“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乙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宋恕更是明确表示：“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有一史必有一史之学。”此所意味的是，伴随分科知识的成长，发掘各学科之“有”而进行“专门史”书写，构成重塑“中国历史”新的方向。这样，除了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之外，还产生了“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专史”。

“专门史”之所以构成史学编纂体例上“有”的呈现，其实质是寻找各学科发展的历史资源，与“西学中源”说可谓异曲同工。成长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堪称“有史”之滥觞，旨在强调西学之“有”，本于中学之“有”；现时中学之“无”，原即为“有”。降至晚清，王仁俊编撰的《格致古微》也成为“西学中源”说之集大成者，指明“格致之学，中发其端，西竟其绪”，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之《数学启蒙》，合信（Benjamin Hobson）之《全体新论》，“类能引吾中书敷畅厥恉”。俞樾为该书所作的“叙”更是阐明：是书之作，“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所谓光学、化学、重学、力学，固已无所不该矣”。

既如此，则意味着中国历史资源中早已有各分科知识；相应的，发掘这样的“有”，以书写各学科之史，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刘师培1905年发表的《周末学术史总序》，就显示出这方面的努力。其自诩谓，此书之作，乃“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并且解释称：“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义主分析，故稍变前人著作之体也。”岂止是“稍有别矣”，“以学为主”的结果，是依照分科知识重新梳理中国学术，分解出各分科的“学科史”，包括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

到民国时期，对分科知识的认识不断增进，据此清理中国历史资源也催生出更多的“专门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即依托所理解的“哲学”展开，蔡元培为该书撰写的序，也特别指明“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同样是撰写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更是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不独“哲学”如此，政治、经济方面的“专门史”同样如此。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明确表示：“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之所以自晚周讲起，也是因为之前存留的零星材料，“究非学术思想之记录”，“就政治学之观点论，殊觉其鲜裨实用”。经济史遭遇的困难更大，1929年侯厚基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已感叹“经济之范围，又至广泛，内容挂一漏百，自所不免”。然而，此后出版的相关著作，仍未找到解决之道。李剑农1943年所著《中国经济史稿》上册，缺了“导论”（注明待刊），多少是因为难以厘清“经济史”的范畴。朱伯康、祝慈寿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纲》，也留下这样的说明：“经济史研究之对象为人类之经济生活，然此语似嫌空泛，究何所指，不很确定。”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影响学者撰写“专门史”的热情。较之“通史”，有关“专门史”的著作，更是多到难以统计的地步。这无疑表明，“历史之范围”较之过去大为拓展，“通史”与“专史”的出现，多少化解了由此产生的紧张。“专门史”的不断涌现，也意味着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无史”的困惑中摆脱出来，而对于“有史”的追逐，也有具体呈现。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梁启超总结中国史学发出的感叹，道出有着悠久历史书写传统的中国面临的困局，由此也促成史学编纂体例的不断调整。进入近代以后，“西史”之加入，更冲击着“中史”的编纂体例。可以说，近代既是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并深刻影响到“存史”。“地方”的历史按照新的史学编纂体例进行书写，即是值得检讨的一环。研究者逐渐有这样的共识，“地方”的近代史对于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调有重要意义。然而，需要面对的是，梳理地方近代史主要依凭的地方志等资料，同样受到新的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的影响，往往按照“有史”加以呈现，即突出“变”的一面，较为忽略地方的“不变”；最明显的是，编纂体例与前述“通史”“专史”也渐渐趋同。

有关“地方”在历史上的存在，常被引述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每逢激烈变动的时代，所谓“礼失求诸野”之论调也常常泛起。降至晚清，1910年发布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仍传递出这样的看法：“吾国之风气，原皆启发于地方，而养成于士夫。”应该承认，近代国家、社会遭逢巨变，“地方”也不免卷入其中。印刷书刊以及铁路、电报的出现，使“地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可同日而语；国家政权建设更是推动“地方”承担不同于以往的角色。1939年王寿彭即以户口、土地、警察、救济、教育、道路、水利、卫生诸端，为地方的基本事务。这表明，近代以后地方事务确实增添了不少“有”。

然而，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如何？尤其是地方如何“变”？却值得深思。抗战发生后，对基层组织的建设有不少议论。任颖辉认为：“最高当局的计划经过中层，到了下层的县区，迟滞因循，就很难贯通到民间去，结果要获取突飞猛进的政治的进步当然是很难的。”李洁之则指明：基层组织展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的情形，“政出多门，莫衷一是”，“所谓农林、水利、道路、桥梁，和育幼养老、济贫救灾、自卫、教育那些重大的事件，能够同时举办恐怕很是少数，十九都没有举办”。为此，也有文章发出培养“地方元气”的呼声，指明今日之地方早已由“有为”之区，成为“无能”之域。

“地方”的景象既然如此，那么，以“存史”为目标的地方志又是如何书写的呢？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地方志书的书写也开始受到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的影响。民国建立后，邓之诚发表的《省志今例发凡》，已明确表示旧志体例必当破除，“今之志非昔比也，国体既变，拘牵禁忌，皆可破除”；“事变日繁，必宜增辟门类，以重今制”，“不有改作，何以推古知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志的编纂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从一开始即在全国范围进行部署。1929年内政部颁发《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完成编纂通志的工作。在内容上尤其强调多体现国家建设的成就，“土地、户口、物产、实业、地质、气候、交通、赋税、教育、卫生，以及人民生活、社会经济各种状况，均应分年精确调查”。1944年内政部又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除内容上比照《修志事例概要》之外，还越发重视“变”，要求“各省、市、县政府设立修志馆”，而且，“省志30年纂修一次，市志及县志15年纂修一次”。

在此背景下，“重修”地方志也成为潮流，并引起多方议论。以“今例”替代“旧例”，是重点考虑的内容。1931年刘复撰写的《重修山东通志事例商榷》，就较为重视“前志所当革易者”，阐明“修志笔削，以时代而异，民国不同于清以前，今日又不同于民初”：

清季以还，鲁省情势大异，曩者若外交、交通、实业、司法，则前志所未有也，若职官、学校、兵防，则名似而实异者也，若内政、财政、区域，则事增于前者也。此当舍其旧而新是谋，审订纲领，疏具条目。

民国时期修纂省志、县志所制订的体例致力于揭示地方之“变”，自不难理解。而且，除紧紧配合国家政权建设所涉及的内容之外，新的体例还接受了晚清以降所形成的新的史观，展现出“新史学”如何“入志”的情形。1949年出版的《新纂云南通志》，即明确宣称：“史学史观日新月异，后来居上理所当然。”

前述邓之诚撰写的《省志今例发凡》，已阐明编纂地方志需参考近代知识所取得的进展，认为“西儒专精地理，造端宏远，类次相从，而一归实用”，“宜取彼成规，略事改创”。1933年吴景超发表的《中国县志的改造》，则具体展示出“社会科学”如何直接引入修志中。吴景超针对章学诚有关方志的见解指出，章终究是清代中叶的人，其看法无论如何高明，“在今日看来，应当修正的地方，还是不少”，尤其是方志的内容，其主张虽然“高人一筹”，“但我们用社会科学的眼光去看，似乎还有增减之余地”。这也点出问题的关键，意味着进入民国以后已盛行用“社会科学的眼光”观察“地方”。1935年李泰棻出版的《方志学》一书，也阐述了同样的看法：“居今日而谈方志，必须增加门目若干，方能适合史学潮流。必须备有方法多条，始能达到内容目的。”1937年朱士嘉在《怎样编纂新式的县志》中也指出：“地方志与史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它所赅括的门类很繁多，所记载的范围也很广大。”职是之故，朱士嘉说明无论担任编纂还是分纂，都要求“对于史地学或者社会科学有专门的研究而成绩卓著者”，还需“酌量情形聘请自然科学的人才”。

当时各省成立的通志馆，也有交由大学办理的情况。广东、河南通志馆1932年、1934年分别移交中山大学、河南大学，由大学校长兼任通志馆馆长之职。由此，各学科学者也在修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朱希祖受聘担任广东通志馆纂修，撰写了《广东通志馆征访条例》《广东通志略例》等修志所涉及的重要文本。不仅如此，特殊的时空格局还造成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纂另有枢机，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不再以本籍人士为主，而是接受专业训练的外来人士。如黎锦熙参与编纂陕南城固县志，即缘起于1938年其所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西安迁往陕南城固，遂结合“联大教授及本邑学界人士”组成“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黎锦熙特别说明，“凡此皆名誉职，其有给者，名‘专门技术员’，大抵联大毕业生为之”。对此，黎锦熙也乐观其成，还明确提出：“抗战建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在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修志工作开始后，黎被推负责草定“续修工作方案”，由此还成就了《方志今议》一书，“泛陈现代新修方志之要旨及其方法”。该书关注的即是“新方法”如何“入志”。黎锦熙明确表示：“今修方志，先明‘三术’，即‘续’‘补’‘创’是也。”重点则落在“创”字上，强调“居今而修方志，决非旧志之旨趣与部门所能范围”。所谓“创”，指的即是“事类新增者”：

例如地质、气候、公路、卫生等，固可云创；即旧方志曾有者，如关于自然之山水、物产等，关于经济之食货、储恤等，关于政治文化之学校、风俗以及方言等，或宜更易故称，用符实际；或则悉换新质，仍循旧名：皆属之“创”。

民国时期新派学者希望新修志书能展示“事类新增者”，自有其考量。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省志，沿袭旧志体例的明显占据多数。这也留下可资检讨的问题——地方志的编纂该如何“存史”？按照“有史”的方向修志，之所以难以实现，既有操作上的因素，但未尝不是地方所发生的“变”，并不像一些方志学者所期待的那样。

1934年出版的《续修陕西通志稿》，所以用“续修”之名，原因在于，“前志为卷一百，为类三十二，纲举目张，允推详尽”，尽管“时代有须略为变通者”，但也只是“更定门类二十有八，细目略有变易”，而“大端无改前编，总期不失赓续成书之意”。该书断限为“始于乾隆，终于宣统”，也便于按照“旧志”体例编纂。1949年出版的《新纂云南通志》，有“新纂”之名，却无其实。该书也言明：处今之际，地方志之编纂，“非博采资料，扩充门类，无以破宿昔之固陋，导人士以开明”。然而，实际之成书也多参考“旧志”：“一自云南文化初开截至清宣统三年止，参考旧志，补阙订讹，勒成一书，计二百六十六卷，一自民国初元起，网罗事实，别具长编，分别纂修，以为新志。”

与之相应，较为“趋新”的通志却是未完成的居多。1940年成立的江西通志馆，拟编纂新的《江西通志》，最终只留下稿本十编。主持此事的吴宗慈重点考虑的是“古今方志”之别，颇为关切新志“所汇记之史迹，能否随古今事变而不失其进化之步骤”。尤其还述及：“今修方志，应注意全国性，期为此后全国一统志，永远继续之统计底册。”《广西通志》的编纂也试图更多展示“近代事物”：“旧志之阙略者既应补编，而近代事物之必须记录者，又复不可胜数。”大致按照地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党史、抗战、胜迹、宦绩、人物列传、大事记、附录分为各编。最后完成的，也只有稿本十八册。

按照“新例”编纂而成的省志，最终完成的并不多。究其原因，既是因为“近事”难以甄别，编纂体例也不无影响。黎锦熙在参与《洛川县志》的工作时，试图按照新志编纂，强调“方术要点，首在解散旧体，悉依新轨”。结果却发生了令黎锦熙意想不到一幕，该书采照《方志今议》拟出20余种调查表格，却“未见一纸之填报”。更值得检讨的是，“新轨”所展示的内容，是否能配合地方之“变”呢？对照《洛川县志》所制订的篇目，可以发现要呈现其中之“有”，困难重重。如“卫生行政”方面，1933年洛川县政府“始有卫生助理员之设”；1940年成立了中心卫生院，负责“各项卫生事业”；后因新县制实施，1941年中心卫生院改为县卫生院，“设医师、助产士、卫生稽查、护士各一人，卫生员、事务员各二人”。以这样的人员构成，显然无法真正落实一县之防疫、医疗、保健、宣传、医药管理、人才培植等工作。而这样的“卫生行政”，是“有”还是“无”呢？

上述较为“趋新”的志书在编纂体例上渐渐趋同，更淡化了地方的“差异性”；而其所展示的“变”，是否实实在在发生，并构成历史之“主调”，也值得检讨。地方志既以“存史”为目标，则自应守护地方本身。以国家政权建设为维度，或以新史学主导的史观为出发点，不仅难以呈现所希望的“有”，而且还不能展示“无”所映射的以往之“有”。因此，在旧志的基础上做一些“加法”，倒是可取。黄炎培主持编纂的《川沙县志》即是值得肯定的例证。该书承袭光绪五年（1879）所修《川沙厅志》而来，主要增加了实业、工程、教育、卫生、议会、慈善、司法、警务、故实等新类目。朱希祖也注意到通志体例的规划或“式遵旧史”，或“别裁新制”。依其所见，“二者各有所长，未可偏废”。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也强调：“兹定体例，聿遵旧式，新制之作，俟乎通人。”

毋庸讳言，近代以降虽然产生了“不一样的地方”，但如何“变”，其程度究竟如何，难以一概而论。梁思成等人1941年留下的广汉县（今四川省广汉市）的影像资料，就揭示出从空间维度看，尽管地方的事务发生了改变，但地方的建筑仍沿袭以往，“变”与“不变”交织在一起。即便立足于“变”，其两面性也应当重视。最基本的，国家政权建设未必能完全覆盖以往由地方承担的事务，甚至还可能导致某些地方事务的弱化。据此也应考虑，过往由地方承担的事务，哪些渐渐消失了？而地方事务的承担者，又如何发生改变？“地方性”与“时代性”，是朱士嘉思考地方志编纂提出的要点。这正是最难以平衡的，因为占据上风的往往是“时代性”，“地方性”则常常被忽视。当然，对于“地方”的观察，依托各分科知识进行研究也难以避免，谈不上有什么不妥。

进入近代以后，地方历史的“有”与“无”或许更为突出，短时间里也难以趋同，仅结合政府行为书写地方历史，突出“变”的一面，未必合适。重点在于，地方近代史所揭示的是“地方”的“近代史”，而不是“近代史上的地方”。对比过往，自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各地方之“不一样”，并不因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加强而当即消除。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针对山西太原士绅刘大鹏进行个案研究，曾道出其体会：“真实的人从不是典型的。”受此启发，论者也强调，真实的“地方”也从不是“典型”的，所谓典型性或特殊性的地方，通常遭受研究者过度的诠释，很难说是历史上真确存在过的“地方”。“地方”作为更小的“历史研究的单位”，需要以特别的方式呈现，正是因为存在着差异。因此，对地方近代史的观察，如致力于呈现历史的“有”，甚至与“通史”“专史”的架构渐渐趋同，自是问题多多。消除了“差异性”的“有”，不免是放大的，乃至是牵强的，反倒是被忽视的“无”的一面，或更能展示地方的历史。结合历史进程所昭示的“有”与“无”，即可看出症结之所在。

晚清以降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的浮现，不仅重塑了“中国之过去”，更奠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然而，史学观念以及编纂体例的“趋新”，未必能完全反映历史进程本身，仅仅展示与此相关的“有”，很容易遮蔽“无”所昭示的另外的“有”。结合此一时期国家政权建设“自上而下”的推进，尤其是叙述近代中国历史至今仍沿袭的“现代化”这一框架，不难看出，历史书写所呈现的“现代化”之种种“有”，未必占据“主流”，或者反倒是“低音”，而被舍弃的“无”，也许才是“主调”。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或也应当避免以未必有实际成效的“有”，遮蔽“无”所昭示的更具意义的“有”。

如何成长为一个现代国家，乃近代中国的基调所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政权建设在各个环节均有所拓展。与此相关，“现代化”问题也引起关注，而中国社会的不平衡问题一开始就成为思考的重点。1930年《大公报》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国家现方在新旧过渡时期中”，“其间文化技术之程度，往往距离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以上，而同时并存，新旧兼容焉。于此固足以表现中国之大，又正可证明其改革之难”。因此，“平衡发展实为必要条件”，“一有畸形，便生弊害”。1933年7月，《申报月刊》还曾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将此作为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追溯到“西方势力进侵”，以及中国遭受的“鸦片战争的挫败”，表明“中国现代化”甫提出，就与中国近代史结合在一起。在“国难”背景下，中国现代化之“幼稚落后”也受到重视：

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面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却都好像淡焉若忘。

或许是此一时期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太多“歧义”，“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胡适更愿用“建国问题”来表述“当务之急”，似乎认为“现代化”还谈不上是当前的大问题。他相信，“近两年的国难，似乎应该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梦了。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孟森同样主张，“国是之为国是，有超乎现代化与不现代化之上者，谓之‘先决问题’，则专言‘现代化’，似不足包括”。尤为特别的是，如何防止“中国化”也引起重视。周木斋就指明：“百年来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化’的过程。”言下之意，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失败，正是缘于“未注意怎样的防止中国化”，“要现代化首先要防止中国化”。陈序经也结合教育的事例说明，所谓“中国化”，“骤然看起来，好像非没有她的道理；然而细的去考察，实在是一种很大的错误”。

略说与近代中国历史叙述颇为相关的“现代化”论述的浮现，尤其是掺杂的各种声音，不难发现，尽管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已引起重视，但还难以成为“主调”。这自是因为“现代化”在实践层面的推进还乏善可陈。既如此，以此作为近代历史书写的基本架构，自当考虑，是应该展示“现代化”之“有”还是“无”呢？此一时期所关注的“现代化”，往往以卫生、教育、法制等环节的建设作为指标，对此略加分析，可发现立足于“有”加以展现，问题不少。“有”未必构成“主调”，尤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首先来看卫生行政上的推进情况。1928年行政院颁布的《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表明国民政府试图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卫生行政系统。由于考虑到当时县一级的卫生行政系统毫无基础，故特别说明“县卫生局未成立以前之卫生事宜暂以县公安局兼理之，县公安局亦未成立时，得于县政府设立卫生科”。1940年实行新县制，行政院又公布《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提出县各级当设立下列卫生机关：县为卫生院，区为卫生分院，乡（镇）为卫生所，保为卫生员。成效如何呢？1943年担任行政院卫生署署长的陆润之对此进行总结，仍将改善卫生行政的努力指向“卫生行政系统强化及连络”，表明进展远不如预期。

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俞松筠也注意到，至1943年，后方各省除绥远、青海两省尚未设置县卫生机关外，其余15省1297县中，设立县卫生院者，计798县（尚未调整仍称县立医院或县立医务所者，计157县）。其余357县，或因人力、财力限制，或因沦为战区，尚未设置县卫生机构。而在县以下的卫生机构，仅有县卫生分院140所、乡镇卫生所1357所。最为匮乏的是医务人员。截至1945年6月，共登记医师12956人，护士6008人，助产士5153人，药师918人，药剂生4290人，牙医师352人。这些医务人员，“能参加县乡卫生工作者，恐不及全数三分之一”。1947年《统计月报》发布的“县（市）卫生机关”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县（市）卫生行政及各类卫生院总计不过2795所，其中县卫生院1305所，县卫生所17处，设治局卫生所22处，特种区卫生所4处，区卫生分院371所，乡镇卫生所983处，市级各类卫生机构93处。而地区差异尤其突出，青海、热河、绥远、宁夏四省均只建起几家县卫生院；山东、辽宁、新疆、台湾、西康、江苏、山西、安徽、甘肃、福建等省也仅建起几十家县卫生院。即便是在卫生行政建设有所推进的地方，事实上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1947年检讨重庆卫生行政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本市县有卫生所十四所，分布于城郊各区，但以本市人口之众，区域之广，此十四所卫生所势难顾及周全。”

如此明显的地区差异，表明卫生行政呈现的实际是“有”与“无”的状况。作为“模范省”的广西在卫生行政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1933年颁布的广西省建设纲领中，就包括“筹设各级卫生机关”，经过十年的发展，到1943年“已有良好之成绩”。但有些地区的卫生行政的状况却很不理想。1937年贵州省政府民政厅编印的《贵州省卫生行政概况》，述及“本省各县极少医生药店，疾病发生，则多听其自生自灭，或迷信巫卜，致传染流行，遍及城乡”。该省1935年也曾部署在各县设立医务处，结果只有14县成立医务处，其他66县“皆因此项所长人选，境内及邻县均难物色，无法成立”。事实上，截至1937年，《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颁布已近十年，贵州仍是这样的情形，自然难说地方卫生行政有成效。而作为贵州省会的贵阳，1943年的情况仍很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