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到这里来跟大家介绍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改革的话题，这一节本来是讲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是讲宏观的，但是由于我做了几十年的宏观研究，现在终于发现做宏观研究没什么用，最近两三年我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在微观经济的研究上。
我对宏观经济研究得越多，就越对它感到失望，以至于现在怀疑在经济学科中是否需要宏观经济学，我建议在中欧商学院取消这门课。做企业的、做微观的可能会感到赞同。也许我的路子走得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尝试的，宏观分析实在意义不太大。
如果说它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时刻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对宏观政策的预期不要太高。要高度关注宏观政策，特别是长期的依赖宏观政策，来驱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时，它有可能造成的系统风险，特别是宏观政策所导致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债务风险，以及现在正在积累的房地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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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始终认为是由于美联储在2000年初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货币滥发造成的房地产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引起的金融海啸。美联储的政策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所以对于宏观政策，我的期望不是很高。
经济学中研究的两大议题，一个是资源的静态配置的效率，另外一个是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的动态的效率。
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经济静态的效率是远远比动态配置的效率更为重要的议题.经济增长是经济效率提高的结果，人为地去确定GDP增长目标，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宏观经济研究半天，我对自己，对这个学科越来越失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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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制定什么经济增长目标，农业改革、城乡经济改革，国退民进，那个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前十几年，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宏观经济政策，我有幸在出国之前还参与了一些改革的工作，那个时候真的不懂，就是很质朴的从现实出发，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用邓小平的话说，如何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就怎么去干。
那时候没有什么宏观政策一说，那时候天天研究，在发展中心工作的时候，天天跑基层、做调研，调研之后写方案，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写的那些方案，实在是笑掉大牙。但是就这样，中国经济居然实现了接近10%的增长。
我印象中宏观调控、GDP增长目标是从1997年之后开始不断地得到支持，不断地强化。1999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执行主动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当时我们讲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那是我们第一次有意识的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那一轮的政策大概执行了三四年，到2002年的时候就基本退出了，下一次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2009年，以4万亿为代表的。从1999年之后，用宏观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的做法就越来越频繁，力度越来越大。
2009年4万亿以后，有2012年的4万亿2.0版本。最近这一轮刺激不知道叫3.0还是叫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官方说法。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越用越吃力，越用这个政策，经济增长速度越低。我们要想一想到底是为什么。
以至于到今天，中央提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既不是V形也不是U形，而是L形，这个L到不到尾巴，有没有触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认为它是否到底，这L这一横要走多长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回到经济增长的本源上来，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个经济效率的提高粗略来讲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来自市场的扩大，我们知道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随着市场的扩大，经济的效率一定是提高的。
我特别赞同刚才世锦主任讲的要素市场的培育，我们搞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精力都集中在产品市场上，要素市场上长期被忽视。
要素市场是指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虽然我们现在的要素市场还有，但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是极度扭曲的，是政府在要素市场中强干预，扭曲了市场机制，在误导型的价格信号指导下，要素的流动不能够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这是我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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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来自效率的提高，而除了市场的扩大以外，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企业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问题，并不是L形尾巴要拖多长，并不是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大概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而是要问我们如何去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请注意，不是辅助作用，不是主导作用，而是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市场，而不是缩小市场。扩大市场就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增长的源泉，一个是市场的扩大，第二个是企业效率的提高。企业效率的提高靠什么？靠创新。我想在这里做出一个澄清，所谓创新不一定需要高技术。
我最近跑了一些企业，我看到传统企业的创新做得很有特色，但是他们自己信心不足，他们说我做的这是创新吗？我怎么没用大数据、互联网呢？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怎么也没有用到人工智能？
我说咱们的智能已经挺好的了，为什么要用人工智能呢？我们已经能解决问题了，为什么要用人工智能？小数据、中数据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要用大数据？你手头上的电脑计算能力已经足够了，你为什么要用云计算呢？所以创新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用那些当今最前沿的技术。
创新的定义是两个，一个是你向市场提供了别人没有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这就叫创新。乔布斯是创新，他提供了智能手机，这是别人没有提供的。贵州省的老干妈辣酱也是创新，因为他卖的辣酱是其它的厂商所不能提供的，其它的厂商也卖辣酱，但是就是没有他的味道好，这就是产品创新。
所以不要枉自菲薄，我们用低技术照样可以创新，只要你在市场上向你的客户提供了其它的厂商尚未提供，或者不能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这就叫创新。
第二个创新的定义，你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实现了比别人更低的成本，这也叫创新。所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是广义的，不要太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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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经济学讲的最基本的原理，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讲到今天的，讲了200年，中间出来了一个凯恩斯，告诉我们亚当斯密那些事情都不重要，我跟你说的这个最重要，政府政策最重要。现在我感觉需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回到经济增长的本原。
创新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私有产权的保护，没有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就没有创新，因为创新需要承担风险，创新需要进行长期的投资，如果我不能预期我的投资能获得回报，我能拿到它，我不可能投下去很长的时间，投十年二十年进行技术积累。
所以你要想让中国的企业家进行创新的投资、研发的投资，必须保护私人产权。我们私人产权保护得怎么样，我们看看人民币的币值就知道了。
人民币为什么在贬值？因为资本流出太多了，为什么资本流出？有经济的原因，有法律的原因。经济的原因，中国经济在下行，所以资本到海外寻找更高的投资回报的项目。另外一个资本外流的原因就是缺乏信心，对自己的产权缺乏信心。所以我一再呼吁在这个时候要坚定信心。
坚定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司法改革，保护私有产权。司法改革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四中全会上，司法改革的方向都已经指出了，我们就按照四中全会的要求，稳步地推进司法改革，来保护民间产权，鼓励人们进行研发的长期投资。
创新需要的制度，第二个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你的管制太多了，你就阻碍了创新，现在炒得风风火火的打车软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案例，它向我们很清楚地表明管制如何阻碍创新。
第三个方面是全面减税，企业的税负太重了，要全面减税，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去支配，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去支配。至于应该在哪些方面创新，在哪些技术上投资，不用我们这些学者指出，也用不着政府官员去做规划，你如果稀有一个发达活跃的市场，市场可以给企业家指出方向，你到哪里去投资，你到哪里去创新，这个不用我们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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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争论很激烈的产业政策，我认为产业政策基本上没什么必要，产业政策的作用从实践中来看也是不好的，发生了大量的企业和政府官员勾结，骗取国家补贴的事情。
宏观的情况不是很乐观，但是我在基层的观察告诉我，往往是宏观形势越不好，微观越好。因为穷则思变，宏观上政府的政策现在已经没指望了，因为政府已经很清楚地宣示经济增长新常态，我认为是正确的。
这个经济的走势将是L形，意味着政府不会再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企业怎么办呢？企业现在只好去做升级换代，只要去做研发，去做创新。
正是由于宏观形势的不好，反而倒逼企业进行创新，一旦企业行动起来，中国的企业家资源很丰富，中国的企业活力是很强的，你给他一个环境，你断了他这个强心针的念想，他就会在技术上，在产品上发力，所以微观层面我看到的一些企业正在发生的变化，使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