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4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极大的变化和成就。12月28日，在2018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从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架构角度，剖析了信息系统对金融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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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交易和定价大量都建立在信息系统基础上，因此信息系统架构跟金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周小川表示，“金融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信息处理行业。日常处理的资产90%都是计算机里的账户信息，属于信息的处理。另外，金融的许多工作，比如客户关系管理主要也是信息关系。”
那么，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构建新的信息系统，又应该如何处理金融和信息技术的关系？
周小川认为，从银行和企业角度看，信息系统架构和金融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几乎所有重要信息包括金融信息、客户信息，都可以变成公共信息。 即银行开展业务所需要的信息几乎都可以在公共信息资源中找到。同时，由于信息交换要求，银行做完的业务必须上传到公共信息系统。在此情况下，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不存在企业控制银行，也不存在银行对企业有控制力。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业务关系服从市场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征信系统有高度重要性。但征信系统如果把很多中小微企业纳入，信息尽管都是共享的，但信息的真实性和基础是没有把握的，这就要求在这方面要有更强的建设。”周小川表示。
第二种模式是强调信息是局部的，即信息在具体银行和具体企业之间分享，多数并不上传公用信息系统，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银行对企业有一定的控制力。
“银行在选择客户上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在金融业务、定价等方面都更有优势，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并不那么强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企业出了问题，银行一般倾向于先救企业，因为这是它的客户。”周小川表示。
第三种模式则是在前两种模式中取得一个平衡点。“一般来说，大型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融资主要靠股权融资和发债。债券市场是透明的，信息也都是公开的，比较像公用信息系统。对中小微企业，如果靠公用系统，是否最经济、是否有必要？他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能够局部解决的就不用集中到最上层去解决。有可能的一种结构是大型公众公司依靠信息系统架构，而小型的、社区的、局部的企业和银行之间更多是比较紧密的关系，其间有一些不共享的特殊信息。”周小川表示。
此外，周小川还表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冲击需引起高度注意。
“信息系统的发展导致信息技术成本大幅降低，存储量大幅增加。既然数据都可以共享，是否没有商业银行作为中介也可以？如果有商业银行，就需要各种传导机制，出现货币政策传导等问题，所以“脱媒”跟信息系统、科技演变和架构变化是有关系的。”周小川表示。
第一，如果所有东西都依靠处理共享信息来决定，也许金融架构就会出现明显的转变。信息尽管可以集中，可以实现低成本，但是存在刚才说到信息真假、信息牢靠度问题。
第二，信息有时还连着经济活动激励机制。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也不是信息系统能够解决的，而是通过价格机制进行传导的。
第三，传统计划经济中有关层级的考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以及镇、村等各个层次体系，如何实现有效传导，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即便是信息高度集中、共享成为可能，但还存在是否能够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计算问题。到目前为止尽管信息可以收集，但是是否能进行优化计算，也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说明在机制上解决不了，还是需要向市场经济改革转轨。
第五，尽管说信息技术使得信息处理、传递、存储的成本大幅降低了，是否真的降低到了零，这也不见得，因为信息除了可以收集，可以传递以外，它还要把很多非结构化数据变成结构化数据，需要有大量的工作。刚才也提到了，出错也要纠正，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
周小川认为，目前主流的声音是向信息共享方向呼吁，即建立大型的社会经济信息体系，建立强有力的、全覆盖的征信系统，中大小金融体系都可以访问该系统。但对这个问题需理清思路。应对当前经济形势，如果想把金融工作做得更好，需要“三段式”，两个极端模式，中间还有一些混合模式，关键是各占多大分量。
“现在经济波动是经常性的，行业转换与行业间的结构变化，特别是供给侧结构的演变比较剧烈，企业遇到困难需要转型，需要重组供应链的情况经常发生。有困难的时候究竟是有紧密的关系更好，还是完全松散的关系更好，这些问题还值得仔细研究。”周小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