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宇分析，本次诺奖获得者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
其一，这标志着发展经济学家们不再热衷于为落后国家开出整体发展战略的药方，而是更具体地来看待一个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减贫政策。其二，“随机实地实验”的方法对经济学领域内的因果推断方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三，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科，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研究机构和扶贫机构，给全球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带来了希望。
而前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贫困”问题，已是20年前。
陈玉宇分析，“二战”以后，总体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增大。全球还有六、七亿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之下，更有1亿儿童因营养不良而发展迟缓。
在全球经济面临衰退、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今天， 诺奖的颁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三位得主都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为帮助欠发达国家挣脱贫困枷锁，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往往针对这些国家提出整体发展战略，有人提出搞工业化，也有人提出搞出口导向型经济、搞进口替代等等。方法虽多，但争议不断。争论的焦点便在于，没有人清楚这些战略，对这些国家到底有多大作用。
幸运的是，改变正在发生。
在三位诺奖得主以及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近20年来，发展经济学不再盲目热衷于宏大叙事，去开出整体“药方”，而是更具体地去看待一个又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减贫项目和政策，涉及教育、健康、小微金融、学校管理、政府治理等方方面面。这些更小、更精确、更易于把握的问题，又通常可以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经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来得到最好的效果评估。
比如，在印度，诺奖得主的一项直接研究成果，让500多万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有效的补习辅导方案；在肯尼亚，他们发现打蛔虫能避免孩子们互相传染疾病，提高集体出勤率，最终带来了世界上6000万孩子得到免费的驱虫治疗......
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让发展经济学焕发生机，也让减贫更“接地气”。
他们采用的最核心的方法就叫做“随机实地实验”，也就是“随机田野实验”。为得出一个政策对经济的因果性影响，经济学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将实验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通过实验干预和一段周期的观察，找到两组之间的差异。随机分组保证了这些差异都可以归因于干预措施。
宏大命题，往往更需要在细微处着力。
陈玉宇认为，这种方法就像强有力的武器和工具，它让数以千计的扶贫政策的结果得以量化，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学科，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扶贫机构，得到了广泛认可。
并且，未来它还有更大的潜力，去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穷人群的生活，去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进而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可能。
随机实地实验，早在10年前那场猪肉保卫战中就得以应用。
200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蓝耳病让中国养猪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在中国，能繁母猪的小规模散养方式增大了其患猪瘟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母猪死亡率较高。这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是很大的风险。在猪瘟流行期间，国务院出台政策鼓励农户养母猪，主要方法就是向农户提供有政府补贴的保险，农户只需支付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农户仍然面临一些风险，因此投保意愿不高。那么，通过鼓励政策来提高参保率会有怎样的效果？
陈玉宇与几位教授，用随机实地实验给出了一个答案。
他们将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的480多个村庄分为三个组：对照组、低激励组和高激励组。他们通过为乡村畜牧工作人员（这些人有责任鼓励农户投保）随机地提供不同的业绩激励方案，来操控农户的投保率。这样，“投保率”就成了一个外生变量。
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观察，他们发现获取正规的小微保险能够影响农民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结果表明，鼓励更多农户投保，能够显著地提升农户养殖母猪的数量，且不会减少其他牲口的养殖数量。此外，这种正向的激励效应在此后几年都依然有效。
这一实验结果，对于地方政府鼓励出台激励农户投保的政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相关结果也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经济与统计评论》(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上。
该期刊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主办，拥有100多年的办刊历史，主要刊发实证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