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dlou 生于 1988 年的伊朗德黑兰。他才刚三个月大，他的父亲就死于两伊战争。
他被送到战后丧亲儿童集中就读的学校里学习。在那里，神权的影响很深远，学校上下宗教氛围很浓厚，孩子自我表达的欲望被强烈地抑制。久而久之他对生活里的一切都很愤怒，家庭、学校、宗教、政体，一切。
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给他听了一首林肯公园的歌，"Numb"。
乐队主唱愤怒的嗓音给 Saadlou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从歌词里得到了极大的共鸣。他成了狂热的 Linkin Park 粉丝，甚至暗下决心学好英文，将来要到美国生活。
他还结识了德黑兰一帮同样喜欢林肯公园的孩子，十几个青少年，定期在咖啡馆角落里碰头，听歌讨论。这是 Saadlou 人生中第一次从生活里感受被理解，和被认同感。
前年 Saadlou 成功来到了美国，开始作为一个作家追逐他的美国梦。这个励志故事于是被媒体报道了出来，林肯公园的另一个灵魂人物 Mike Shinoda 读完之后转发了，说我一定要见见这哥们儿。
那篇报道的最后，Saadlou 说，他准备去看林肯公园 7 月 27 日在俄亥俄州的演唱会。这是他第一次看偶像的现场，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对他个人，也算是替那群被林肯公园从孤独中解救出来的伊朗小伙伴们完成了梦想。
就在演唱会的一周前，7 月 20 日，林肯公园主唱 Chester Bennington 自杀身亡。
01
5 个月前的这一天，是 Chester 的 41 岁生日，但那天他什么都没做。
他甚至懒得起床。漫威的新剧《铁拳》评分并不高，他愣是躺在床上看了 4 个小时，直到妻子给他做好牛排晚餐。孩子给他送上蛋糕和冰淇淋，他都吃了，然后又自己回到房间里，看了两个小时的功夫电影。
这是 Chester 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镜头采访时告诉记者的。他的团友，林肯公园另一位灵魂人物 Mike Shinoda 补充说，
“这对 Chester 来说应该是个很棒的生日。他平时都 4 点起床，健身、工作，照顾家人和朋友，做饭给 20 个人吃什么的。他可不像我睡那么多，他一天能做非常多事情。你一天睡多少来着？5、6 个小时？”
Chester 笑着回答，如果哪天他能睡够 6 个小时，估计起来会有点发懵。
Chester 这两年的生活有点失控。前年开始，他一个朋友和继父都因癌症去世，他的脚骨折需要做好几次手术，还必须修养一年。他的抑郁症开始复发，也重新开始喝酒。简而言之，他崩溃了。
“不是那种‘啊我想休息一阵子’的崩溃。是那种 fuck the world, fuck all of you 的崩溃。你只想躺在这儿，然后死掉。你也不想自杀，你就是想躺在这，吃点东西，不跟任何人说话，直到死去。”
“我不想面对任何人和事，没有东西能让我开心。我跟我一个医生说，我不想再‘感受’任何东西了。她问我的意思是不想做人了吗？我说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有时候我感觉，我的颅骨中间这儿，有个坏邻居。另一个 Chester。他一直想干掉我，所以我不敢和他独处。当我沉浸在丈夫、父亲、朋友、乐队成员的角色里，一切都好说。但当我独自一人时，我整个就是一团 mess。”
过去半年他向不同媒体袒露过几次这样的心声。但很显然，这些求救一般的信号，我们并没有太当一回事。
我们总是忘记摇滚明星也是血肉之躯。
Chester 从 7 岁开始被年纪比他大的男生性侵，长达六年不敢跟任何人提起。11 岁那年他父母离婚，他开始学会抽大麻，之后常年在药物和酒精里挣扎着。他因为酗酒失去了 9 年的婚姻，他被疯狂的黑客粉丝盗取了住址电话邮箱等所有个人信息并长时间骚扰。
歌迷都觉得他在为我们嘶吼，却忘记了他很多歌的创作来源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创伤。02 年他对滚石杂志说，写 "Crawling" 这首歌时，感觉身体里有东西正在摧毁自己。“那首歌没有提到一个‘你’字，因为我觉得之所以这样，原因只在我自己。”
对 Chester 来说，很少人能真正理解他。今年 5 月自杀身亡的声音花园主唱 Chris Cornell 算是一个。
他们一样有着不幸的童年。Cornell 13 岁抽大麻患上恐慌症，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好多年，直到碰到同样玩音乐的好友 Andrew Wood，但后者几年后用药过量去世了。
他们一样习惯在生活里弱化阴郁，把苦痛留给自己。Cornell 自杀前的几个小时，还在台上演出，演完还发了推特纪念，回到家也对妻子、孩子无比温柔。
Cornell 自杀那天是今年的 5 月 18 日。清晨 Chester 醒过来，一旁妻子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一边哭，一边在推特上写下了纪念好友的文字，然后又在当天傍晚，准时出现在了 ABC 电视台 Jimmy Kimmel Live 的舞台上表演。
因为第二天就是林肯公园新专辑的发行日了，他必须振作起来，继续和团队跑宣传。
乐队的几个人都穿了一身黑，Chester 戴着墨镜。那天他们本来准备唱另一首歌，但为了纪念 Chris Cornell，临时决定换成演唱 "One More Light"。台下粉丝听到偶像们要唱新专的同名主打歌，欢呼成一片。
对歌迷来说这只是一次表演，对 Chester 来说不是。
02
伟大的摇滚歌手被抑郁症逼上绝路，这件事情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Chris Cornell 的声音花园乐队，在 90 年代的 grunge（垃圾摇滚）风潮里，被称为四巨头之一。但四巨头中最著名的自杀事件，应当还是 1994 年 Nirvana 涅槃乐队主唱柯本 Kurt Cobain 的死。
“柯本之死”，到今天都是摇滚迷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 90 年代西雅图这批 Grunge 乐队干掉金属，成为美国音乐的中流砥柱之后，柯本和 Nirvana 的声望一时无两。
但随着他从一个创作者变成了极具商业价值的明星，他需要在公司的指令下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当时为了专辑能上架沃尔玛，公司把他一首叫 Rape Me 的歌改成了 Waif Me。
更大的痛苦来自于，他想传达的东西不被大众理解，反而不断有人过度解释或者歪曲他的本意。
于是他开始沉迷在毒品里，甚至和老婆在家里当着女儿面吸毒，不断惹事儿，甚至偷过车。他开始憎恨自己的软弱，和音乐圈的虚伪，最后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在遗书里写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讽刺的是连这句话也很多文艺青年印在背心和 T 恤上，被商业化为另一个 icon 式的标签。
柯本死的那年，正好是 27 岁，迈入了“27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的成员，包括 Brain Jones，滚石乐队的创始人之一；Jimi Hendrix，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手之一；Jim Morrison，大门乐队主唱；Janis Joplin，著名摇滚女歌手等等。
他们全都死于 27 岁，这个本应是音乐人黄金年龄的年纪。
另外，到今年为止，当年 grunge 四巨头的四个主唱，也全部都去世了。除了声音花园的 Cornell 和涅槃的 Cobain ，还有珍珠果酱的主唱 Andrew Wood，在 1990 吸毒过量去世；囚徒爱丽丝乐队的主唱 Layne Staley，在 2002 年吞枪自杀。
这些摇滚世界里的伟大名字接连离我们而去。他们的具体死因基本上不是自杀，就是吸毒过量。更本质的原因，大多都是长年的不被理解带来的抑郁。
能创作出打动人心音乐的摇滚歌手，好像永远离不开痛苦。柯本曾经在采访时提到过，胃痛长期折磨他，但痛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我希望永远摆脱这疾病，但又怕因此失去创作灵感”。
而 Chris Cornell 生前说过，他认为“西雅图之声”的这批乐队，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危机，就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说服自己去顺应当下的商业趋势，
“也许我们可以安慰自己，我们的诞生只是为了满足‘玩黑暗的、无情的音乐’的设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是为糟糕的当下而创作配乐的人。”
“真朋克”大张伟老师，几年前接受采访，谈起自己为什么不做朋克音乐了。他说两方面，第一是确实要挣钱；第二，是自己不如窦唯、朴树那些人那么勇敢，能在这么恶劣的大环境里，在非常少人理解和认同的情况下，孤独地坚持自我。
“我如果坚持以前的音乐，现在我有仨结果，一个是改行，一个是自杀，一个是变成神经病。”
03
大老师其实总结得挺对的。钱，和创作被理解，两个条件总得满足一个，摇滚人才能坚持下去。
国外那些伟大乐手，其实大多都是有了还不错的物质基础，他们抑郁根源，主要是创作上不被理解所带来的孤独。而国内的很多摇滚乐手更可怜一些，大概是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崔健、许巍曾经的御用鼓手张永光，外号鼓三，是中国鼓手的鼻祖。许巍介绍他为良师益友，而崔健演唱会返场时，观众喊的都是“三儿来一段”。
他在两年期那因为严重的抑郁症，自杀身亡。
张永光曾经说过，“不想总和歌星合作，想做自己的音乐，可以没有商业和市场考量”。为了保护他，很少人对媒体提起过，但圈内都知道他曾经因为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染指过毒品。
许巍自己也身患过抑郁症。那年他刚发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但是反响很一般，他在北京连生存很难维持，“到处蹭饭吃，吃了中餐不知道晚餐在哪”。
随即他回了老家西安修养，而且必须有人陪着。他的经纪人说，那时候他差点就跳下去了，靠着不停吃抗抑郁药物“百忧解”度过了那一阵。许巍自己说，他曾经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但到北京做了两张专辑之后，变成了一个特别自卑的人。
转机出现在他的第三张专辑，《时光 · 漫步》。这是一张更符合流行口味的专辑，没有了以前的愤怒和喧嚣，也不再咏唱孤独，满满都是灿烂的能量。
于是他的东西开始能卖，但随即而来的，是老乐迷们关于“许巍不摇滚、不愤怒”的批评。
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痛仰主唱高虎身上。2006 年痛仰发布了自己的第二专辑，《不》，跑了一圈全国巡演。然而专辑卖得不怎么样，巡演结束之后，乐队就没了经济来源，生活就又回到他 90 年代末刚到北京时，在摇滚音乐人聚集的郊区“树村”生活时的窘态。
郁郁寡欢的高虎在 2007 去了一趟西藏，回到北京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足不出户。第二年痛仰发布了《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专辑封面从之前一张的拔剑自刎的哪吒，变成了双手合十的哪吒。
从这开始，痛仰开始变得平和。这张专辑是痛仰和以往的自己告别的证据，但也让他们的部分早期粉丝给他们戴上“重型音乐的叛徒，摇滚乐的逆子”这样罪名。
这几乎是摇滚乐世界里最大的悖论：
在一个摇滚乐手穷困的时候，他有无尽的动力和创造力去表达，寻求站上更高的舞台，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一旦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又会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曾经让他们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成为老乐迷严重那句“你变了”。
但钱和创作二者当然不是不可得兼的。何勇在 13 年前就说过，摇滚乐的衰落从来不是因为商业，而恰好是背后没有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商业规则。
于是摇滚世界和商业世界间的裂缝，只能靠摇滚乐手个体去弥合。成功弥合的人，也许能像 Bob Dylan 那样，可以一边咒骂着“你所赚到的钱永远无法买回你的灵魂”，一边和星巴克、亚马逊和汽车厂商合作赚取大量钞票，再自嘲一下“不知道一代人的声音是什么鬼”。
当良性的商业体系迟迟无法被建立时，那些没有超强个人能力去弥合裂缝的摇滚人，只能成为下一个柯本、Cornell 和 Chester，或者“死了的张楚、疯了的何勇、成仙了的窦唯”。
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北京乐与路》，讲的是北京树村那帮摇滚人的故事。
其实电影最早叫《北京乐与怒》。Rock and Roll 最早在香港被音译成“乐与怒”，Beyond 1993 年发的专辑就叫这名字。但报批的时候，北京的领导觉得，大首都和怒字放在一块儿，不是很合适，于是改成了路。
现在看，改成“路”挺好的。对这一代的摇滚乐手来说，寻求出路可能比表达愤怒更重要。
那部电影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主要是摇滚圈的人觉得故事没有反应真实的北京摇滚，依然把摇滚停留在乐器、穷困、愤怒这几个标签上，“是商业文化工作者对地下音乐一如既往的误解”。
但其实那里面一些台词还是意思的。比如男主那句被很多人记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挣窝囊钱，不喝跌份酒，不抱小骚货”。
以及当被吐槽“要不是跟你了，我才不挣这冤枉钱”时，秃顶的脱衣舞剧团老板说的，
“不窝囊能挣到钱，我他妈的没听过，你闻过不臭的大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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