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抛一组新财富的独家统计数据：
1）民营资本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数量——200家；
2）民营资本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近26万亿元；
3）单一民资掌控的金融资产最高额——5.44万亿元；
4）单一民资控股的金融机构数量之最是——23家；
5）单一民资持股的金融机构数量之最是——44家；
6）掌控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超万亿者——3家；
7）掌控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超5000亿者——9家；
8）入股10家金融机构以上者——6家；
9）入股5家金融机构以上者——29家。
以下进入正文：
2017年6月22日，梅州客商银行获批开业，这是自微众银行2014年7月24日获批以来，拿到批文的第17家民营银行。
按照国务院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设限额。银监会按照“成熟一家、批设一家、办好一家”的原则，对民营银行的批设也正逐步走向常态化。
金融领域无疑格外受民营资本垂青，但其实这并不是民营银行的开端，更不是民营金融的破冰。早在1986年，便诞生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家民营金融机构——爱建信托。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业从来都是由国有资本绝对主导，民营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地位，从来都是模糊的、非量化的，甚至颇为隐秘的。
时至今日，民营资本究竟占据了中国金融业多少份额？究竟有多少金融机构由民营资本实际控制？谁是控制金融机构最多的民资代表？又是谁掌控的金融资产最多？这些问题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民营金融成为焦点议题的背景下，对中国金融业的民营化程度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无疑有着格外的意义。
为此，新财富进行了一番沧海觅珠般的数据收集。除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我们追踪了全国近800家金融机构的股东情况，查阅了金融机构年报1000+份，统计范围涵盖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农商行（部分）、保险、信托、证券、基金、期货、财务公司、金融租赁等典型持牌金融机构，汇总了相关金融机构的前十大股东数量超过4000家，以期探究中国民营金融的整体格局。
中国金融业民资份额——占比约10%
若按资产规模排序，中国的金融子行业中，银行业居首，接下来顺次是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期货业。根据银监会的数据，2015年全国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高达150.94万亿元，而这其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占去了82.32万亿元，此部分金融资产基本与民营资本无关。
除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成为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统计近800家金融机构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涉及超过4000个数据，新财富在进行数据统计之时，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尚未发布2016年年报，因而我们的统计按照如下口径进行：非上市金融机构以2015年年报数据为准；A股上市金融机构以2016年三季报数据为准；港股上市或新三板挂牌金融机构以2016年半年报数据为准。
按照新财富的统计数据，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资产总额约42万亿元，十大股东中民营份额占有6.5万亿元；全国城商行资产总额约23.7万亿元，十大股东中民营份额占有4.64万亿元；全国保险业资产总额约17.3万亿元，十大股东中民营份额占有4.13万亿元；全国信托业资产总额（包含自有资产及信托资产）约16.4万亿元，十大股东中民营份额占有2.98万亿元；全国证券业资产总额6.83万亿元，十大股东中民营份额占有0.74万亿元（图1）。
这五大细分金融领域，前十大股东中的民营总资产份额接近20万亿元，仅相当于2015年全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0%，占全国金融业资产总额的比例就更低了。从绝对金额来看，十大股东中民营份额最高的无疑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是从相对比例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以总资产为口径，新财富分别统计了这五类金融机构前十大股东中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份额比例（图2）。
从五大金融领域前十大股东的不同所有制份额对比来看，无一例外都是国资占比最高，民营资本次之，外资占比最低。这说明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金融业内，国有资本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民营资本和外资处于从属地位。民营资本相对份额最高的是保险业，前十大股东中民营资本占据了23.85%的比例，最低的是证券业，十大股东中民营资本的份额仅占有10.79%。
图2中信托业前十大股东的不同所有制占比情况，基本反映了整体情况，因为该行业股权相对集中，其前十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已经高达97.39%。其他四个细分领域，民营资本的份额或多或少都存在被低估的情况。
中国的金融机构，普遍呈现出“国资当控股大股东、民资做参股小股东”的混合所有制格局，因而，未进入十大之列的股东中，也应当以民营股东居多。所以，民营资本在各类金融机构中的实际数量和份额，要比上述统计数据高一些。
特别是在城商行领域，民营资本的份额甚至有可能超越国有资本。由于城商行股权普遍高度分散，前十大股东的整体份额仅有61.61%，其中，国有资本仅占34.86%，民营资本则占有19.63%。十大股东之外的份额近40%，这部分股东虽无法逐一统计，但基本可以肯定大部分属于民营性质。城商行应是中国民营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细分金融领域。
民资股东地域分布——北京、浙江、广东居前三强
根据新财富的统计，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保险、信托、证券五类金融机构的前十大股东中，民营法人股东数量为1371家（含重复出现者）。
全国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十大股东中，民营股东数量总计为762家。从民营股东的地域分布来看，排在前三位的省份分别为浙江、辽宁、山东（图3）。浙江以108家居首（占比14.17%），辽宁103家（占比13.52%）、山东80家（占比10.5%）紧随其后。而北京、上海、广东等向来被视作金融发达的省市，由于城商行数量少，银行类民营股东的数量也仅有33家、22家、39家。各省份银行类民营股东数量的多寡，大体与该省市的城商行数量的多寡直接关联。比如，河北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由于其拥有多达11家城商行，因而该省进入银行业前十大股东的民营企业数量也高达67家，全国省市区排第四位。
全国保险业前十大股东中，民营股东的数量为316家，地域分布位居前三位的省市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图4）。北京以70家居首，占比22.15%；广东53家，占比16.77%；上海32家，占比10.13%。由于全国的保险机构总部注册于北京、上海、广东深圳者占据相当比例，因而这三个省市的民营企业入股便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民营金融业发达的浙江同样表现不俗，进入保险业前十大股东的数量为28家，排第4位。
全国信托业前十大股东中，民营股东的数量较少，仅有80家，地域分布位居前三位的省市是北京、上海、辽宁（图5）。其中北京与上海皆以18家并列居首，占比同为22.5%，辽宁以10家居第三，占比12.5%。信托业的民营股东数量少，与其民营化程度直接相关，该领域是国内民营化程度最低的一个细分金融领域，国有资本控制着超过3/4的产权份额。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民营资本对信托业的投资热情并不高，仅有5家民营股东进入了信托业的前十大股东。当然，也许因为浙江民资大规模进入了银行领域，功能近似银行的信托机构，对他们而言就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了。
全国证券业前十大股东中，民营股东的数量为213家，地域分布位居前三位的省市与保险一样是北京、广东、上海（图6）。其中，北京与广东以40家并列首位，占比18.78%，上海以32家紧随其后，占比15.02%。
如果将前述五个细分金融领域前十大股东中的1371家民营股东汇总，则其地域分布情况又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北京以161家位居第一位，浙江以152家紧随其后，广东以139家位居第三位，而上海则以104家落到第五位（图7）。这个地域分布图显示出浙江省的民资对挺进金融业的强烈诉求及动力。相较浙江而言，虽然北京排在首位，但由于其作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聚集的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资本（包含浙江的民资注册于北京的投资平台），而非北京本地所属。
除了民营股东总规模的考察，民营资本对金融业的跨地域投资情况，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指标，这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域民营资本的金融渗透能力。新财富统计显示，前述五大细分金融领域的1371家民营股东中，从事跨省金融投资的仅有486家。这说明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本地民资投资本地金融机构，只有部分运作能力较强的民资，方能进行跨省的金融业投资。
这486家跨省进行金融业投资的民营股东的地域分布情况，颇值得解读（图8）。从数量上来看，跨省投资者分成了四个梯队：北、上、广、浙处于第一梯队，数量分别为92家、77家、63家、41家；江苏、福建、四川等处于第二梯队，数量介于10-25家；内蒙古、陕西等处于第三梯队，数量介于5-10家；其余5家以下的省份为第四梯队。
从跨省投资的民营股东占该省民营股东总数的比例来看，则呈现出与跨省投资数量不尽相同的状况。海南以100%的跨省投资位居首位，上海、天津、西藏分别以74.04%、73.33%、71.43%位居二、三、四位，北京则以57.14%的跨省投资占比排在第六位。
特殊区域之一：北京。虽然北京以92家位居首位，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作为资本的聚集中心，注册于北京的民营股东，其资本不少来自于全国各地，因而跨省投资于全国各地金融机构的数量最多也不意外。
特殊区域之二：上海。上海从事跨省金融业投资的民营股东77家，表面看似乎并无异样，但是，上海一地进入金融机构前十大股东的104家民资中，就有77家是跨省投资到外地去了，仅有27家投资于上海本地的金融机构。这不仅显示出上海民营资本的辐射能力，应当也与本地金融机构中国有资本占据绝对的强势地位，民资的空间较小，以至于上海民资不得不跨省寻找机会有关。
特殊区域之三：浙江。浙江民资进入金融机构前十大股东者152家，其中跨省投资者41家，这说明浙江金融机构中国有资本并不强势，本省的民资得以大量进入，并且本省的金融机构还无法满足其投资需求，以至于溢出部分大规模向外投资。
特殊区域之四：海南。海南民资进入金融机构前十大股东者15家，而其中跨省投资者竟然也为15家。一方面可能因为海南本省的金融机构匮乏，另一方面，海南从事跨省金融业投资的民营股东，追根溯源基本都出自海航系。
特殊区域之五：西藏。西藏从事跨省金融业投资的5家民营股东，实际并非西藏本地的资本，而是外省市民营资本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迁址到西藏的。比如，肖建华麾下曾持有太平洋证券股份的两家企业“拉萨泰山祥盛实业有限公司”、“西藏世纪鼎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从山东迁至西藏，中国平安三家员工持股公司迁至西藏同样属于这种情况。
特殊区域之六：山西。山西煤老板钱多这是众所周知事实，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批常常被外界形容“土豪”的资本并未转化成金融资本。山西全省范围内的民营企业进入了金融机构前十大股东的，仅有28家，而这其中跨省投资了外地金融机构的仅仅2家。这与明清时期民营金融业中执牛耳地位的“山西票号”有着天渊之别。
民资股东行业分布——地产、投资、商业服务位居前三
从进入金融业前十大股东的民营法人股东的行业分布来看，呈现出如下特征（图9-12）。
其一，地产业民资成为入股金融机构最多者，无论是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地产类民营股东数量皆进入前三。这似乎与地产业天生对资金的渴求有关。
其二，银行业的民营股东，行业分布较为均衡及多样化，主要因为银行业民营股东数量较多，各行业的民资皆有对银行的入股欲望。
其三，除了银行业之外，保险、信托、证券三大类别的民营股东中，皆以投资类的企业居首，而且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冠之以“投资”名称的民营股东，具体可分成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主要是一些综合实业类的民营资本专门设立的投资控股公司，这类股东的资本来源相对清晰；第二种情况，主要是一些无实业背景的民营资本，以股权投资和项目投资为主，这类股东的资本来源相对模糊，但大体可以辨别；第三种情况是，虽然名称冠之以“投资”，但该等公司几乎无任何公开资料可查，其资本来源也就无法追溯。
其四，金融机构中还有众多属于“其他”类别的、无法确认行业特征的民营股东，他们多冠之以“贸易”、“科技”、“实业”、“咨询”、“控股”等名称，这些民营股东大多属于几乎没有公开资料可查的“影子股东”。它们没有任何知名度，也没有任何商业经营的痕迹，却悄然成为了金融机构的前十大股东之一。
民资控股金融机构：数量200家，总资产规模26万亿元
在对800余家持牌金融机构前十大股东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新财富绘制出了第一份相对完整的“民营金融时局图”，包含了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期货、财务公司、金融租赁等八个细分领域的民营金融机构（表1）。新财富的统计数据显示，由民营资本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了200家，具体包括：银行33家、保险42家、信托15家、证券23家、基金18家、期货42家、财务公司23家、金融租赁4家，其2016年末合计的资产规模高达25.75万亿元。
（点击图片可查看大图）
这近26万亿元资产总规模中，民营银行板块以12.57万亿元占据半壁江山，其次是民营保险板块以7.43万亿元占了近3成，民营信托板块则以3.84万亿元占比15%，位居第三（表2）。而数量多达69家的民营期货、财务、金租资产总规模仅1370亿元，占比仅0.5%，不过由于财务公司及金融租赁是以注册资本为统计口径，因而其实际资产规模缩水了。
如果不做翔实的系统性梳理，或许无人能准确说清楚，中国的民营金融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名单中的200家金融机构，已然成为中国金融业不可忽视一方重要力量。自改革开放以来，这200家金融机构及其背后的发展史，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民营金融阵营从破冰起步到步履蹒跚，再到树木成林的全部轨迹。
在中国，金融牌照是被严格管控的稀缺资源，民资中能够斩获牌照者，大多是大佬级民营巨头公司，比如中国平安、安邦集团、蚂蚁金服、海航集团、恒大地产、中植集团、泛海控股等等。
某些民营巨无霸的体量已经几乎处于央企同等级别，那么，央企所控制的金融机构与民营阵营相比又是如何？
根据新财富的统计，实业类央企所控制的金融机构总数为66家（不含央企财务公司），具体包括：银行5家、保险13家、信托14家、证券8家、基金12家、期货14家（表3）。可见，实业央企阵营的金融机构数量远低于民营阵营，其最为欠缺就是银行牌照。
如果将财政部/中央汇金系统（以下统称“中央汇金系”）控制的金融机构以及省级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再纳入进来，与民营阵营及央企阵营横向对比，又将是怎样的一番格局呢？
中央汇金系直接、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包含五大国有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四大中央资产管理公司、三大中央保险集团、中信集团与光大集团等金融央企，及其控股的下属金融机构。
省级政府系统麾下的金融机构，则包含各省财政厅、国资委、省属国企所直接、间接控股的金融机构，而不包含省级以下的市、区所属的金融机构。
由于央企及省级国企的财务公司并未纳入统计范畴，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我们也将民营企业的财务公司去除。
新财富的分类统计数据显示，中央汇金系金融机构总数为88家，截至2016年末合计的总资产为135.84万亿元；全国省级政府系金融机构的数量为193家，同期资产规模合计为42.19万亿元；民营系金融机构（不含财务公司）数量为177家，资产规模合计为25.68万亿元；央企系金融机构（不含财务公司）数量为66家，资产规模合计为13.54万亿元（表4）。
从总规模来看，中央汇金系无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135.84万亿的资产总规模，即便省级政府系、民营系与央企系金融机构加总的规模，也仅及其60%。此外，省级政府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也远大于民营系，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约60%。民营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虽然是央企系的近2倍，但是由于其数量远低于民营系，其单家金融机构的平均资产规模（2052亿元）反而明显高于民营系的单家平均资产规模（1451亿元），而与省级政府系金融机构的单家平均资产规模（2186亿元）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一句话总结：民营系金融机构虽然从数量上来看相当可观，但其资产总规模仅大约是中国金融业总规模的10%，即便其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目前依然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
民营金融机构变身路径
那么，目前的民营金融机构又是何时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变身为民营金融机构的呢？
新财富对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四个主要细分领域金融机构的民营化路径进行了逐一梳理，发现其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
银行的民营化路径特征
从33家民营银行变身的时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首家民营银行当属王钧创办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该银行的前身是1993年6月设立的仅有“2间租赁小屋、7名员工、100万注册资本”的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其设立时即为100%的民资。按照该行2016年年报数据，其总资产已突破1200亿元，其第一大股东为职工持股会（占比19.52%），其余股东也皆为民营股东。在该行设立3年之后的1996年，被冠之以“首家民营银行”的民生银行才发起设立。
在此之后直至2014年的近20年时间里，所诞生的所有民营银行，几乎全部都是通过改制、增资扩股或者受让的方式，由国资变身为民资控股。在此期间民营资本对银行的渗透，有三大潮流特征（表5）。
第一波是1998年开始的借助于全国城信社大规模整合重组为城商行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为满足不同层次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全国一度批设了数千家城市信用社。1995年，国务院决定撤并城市信用社，吸收地方财政、企业入股，组建城商行。包商银行、泰安银行、营口沿海银行、宁波东海银行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通过改制增资的方式实现民资控股的。
第二波是2004年之后，各城商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资扩股，从而吸纳了大批民营股东。当时的政策背景是，中国加入《巴塞尔协议》，国内所有银行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要求。受此影响，国内城商行开始了新一波增资扩股潮。哈尔滨银行、辽阳银行、烟台银行等，即是在此背景下完成民资控股的。
第三波是2010年开始的借助于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机会，民营资本增资扩股进入一些较为优质的农商行。中国的农信社之数量规模一如改制前的城信社，甚至更加庞大。2003年，国务院决定推进对农信社的深化改革，符合条件者可吸收社会资本组建农商银行。于是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并且于2009年开始逐步走向批量改制的快车道。2011年，明天系和安邦分别控股沈阳农商行及成都农商行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
自2014年7月起，官方认定的“民营银行”正式批量开闸，该等银行清一色都是由民企主导发起设立。银监会截至目前批设的17家民营银行，占了民营控股银行总数的一半。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的银行机构总计2462家（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1家邮政储蓄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33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民营银行、859家农村商业银行、71家农村合作银行、1373家农村信用社）。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合计的资产规模而言，这33家民营控股的银行，无疑仅仅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保险业民营化的路径特征
从时间线整体而言，与民营控股银行“前阶段基本靠增资扩股渗透、现阶段靠全新发起设立”的路径特征不同，民营保险主要是靠发起设立的方式，而且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几乎贯穿全程；保险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股权受让的方式逐步演变成民营控股的，只是其中一些穿插点缀。这说明，国家对于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保险机构，基本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即便期间有松有紧），所以民营资本进入保险业不需要像进入银行业那样，通过“潜行”与“渗透”的方式进行（表6）。
此外，险资的民营化还呈现如下一些典型的路径特征。
其一，由于长期受单一股东持股上限20%的政策限制，民营保险机构发起设立时都呈现股权分散的格局。单一民资若要获得保险机构的控制权，就必须朝两个方向突围：要么在发起设立时，通过关联持股非关联化的方式，隐性拿下控制权；要么在设立之后，通过受让、增资等方式（伴随股东之间的博弈），逐步聚集筹码最终拿下控制权。
前一种方式的典型代表，比如，华夏人寿、国华人寿、前海人寿、珠江人寿、易安财险等等，都是同一实际控制人在发起设立时即化整为零，通过多家影子公司拿下控制权。后一种方式的典型代表，比如，民生人寿、君康人寿、富德生命等等，股东之间皆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股权争夺，最终由某一方胜出并拿下控制权。
其二，一些国有控股或者第一大股东是国企的混合所有制保险公司，经过数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之后，民资的比重逐渐提高，而国资比重不断稀释，最后实现民营控股。比如，平安保险的民营化历程，早在1992年职工持股会入股时就开始了；2002年，华安财险的数家国有股东将其所持股权悉数转让予特华投资，后者从而获得控制权；2004年成立的安邦保险，除上汽集团、中石化这两家国有股东一度是第一大股东之外，其余股份皆由民营资本分散控制，且在安邦保险日后数轮增资扩股中，两大国有股东的股权不断被稀释并边缘化；2010-2011年，明天系通过若干所控制的公司，从不同国资股东手中受让了天安财险的大比例股权，之后又对其增资扩股，从而获得了控制权。
其三，还有几家民资掌控的险企，系由外资保险或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变身而来。比如，海航旗下的新光海航人寿以及复星旗下的复星保德信人寿，皆由民资及外资各占一半股权；恒大人寿及中法人寿，则是恒大集团与鸿商控股各自从国资股东与外资股东手中受让股权从而获得控制权；民安财险（现“亚太财险”）及国泰财险，先前都是100%外资保险公司，海航与蚂蚁金服分别通过受让及增资扩股的方式，各自获得该等保险公司的控股权。
从数量来看，民资控股的41家保险公司，占目前157家（人身及财产）保险公司总数的26.11%。
信托业民营化的路径特征
从新财富的统计数据来看，民营信托的数量仅有15家，几乎是所有细分金融领域民营数量最少的，但在现有68家信托机构总数里，占比也有22.06%。虽然民营信托机构的数量少，但第一家民营性质的金融机构却是诞生在信托领域——1986年成立的、民间性质的、上海爱建基金会背景的爱建信托。
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信托，即是邓小平委托荣毅仁于1979年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其当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面向国际融资，解决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从此开始，中国的信托业迅速膨胀，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乃至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省、市分行，纷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高峰时期全国共有超过600家信托机构。
但由于当时对信托业的管理过于宽松，监管未能及时跟上，整个行业产生了大量的坏账及不良资产，于是国家又对信托行业进行了4轮大规模的清理整顿，信托机构的数量也急剧压缩。
1995-2001年，国家先后颁布《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等法规，从法律上规定了金融各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于是，伴随信托机构脱离商业银行、将信托业的证券业务剥离，在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下，截至2004年前后，全国仅剩下55家信托机构。此后，国家一直严控信托机构的新设，即使到2016年末，信托机构的数量也仅略微增长到68家。
在这种政策严控的背景下，民营资本要申请一张信托牌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只能通过受让或者增资扩股的方式，逐步获得信托机构的控制权。从时间线来看，信托机构变身为民营控股，可以2004年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表7）。
2004年以前变身为民营信托的，主要是借助国家对信托业的治理整顿，从而获得入股的机会。比如，1996年，平安保险以受让的方式接盘了工商银行珠三角金融信托公司的股权，并将其更名为平安信托；1998年，新产业投资受让了工商银行重庆信托投资公司，并将其更名为新华信托；2002年，中植集团通过受让+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了哈尔滨国际信托的控制权，并将其更名为中融信托；2003年，万向集团受让了浙江省工商信托，并将其更名为万向信托。
2004年之后变身为民营的信托机构，则主要是借助信托机构因规模扩大而需补充资本充足率的机会，或者是地方政府出于做强本省金融业的需要而将控制权出让给民营资本。比如，2007年海航集团以受让+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河北省国际信托的控制权；2010年宏达集团参与四川信托的改制并获得该信托的控制权；2012年，明天系以受让+增资扩股的方式获得江西国际信托的控制权，并将其更名为中江国际信托。
此外，信托业的民营化路径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案例——疑似实现MBO的华信信托。公开信息显示，华信信托前身为工商银行大连市信托投资公司，1997年因金融分业经营之规定，工商银行大连信托公司剥离划归大连市政府，并更名为大连华信信托。而华信信托董事长董永成的公开履历显示，其早年曾任工商银行大连市分行技改处副处长，后调任下属的工商银行大连信托公司总经理，并且一直任职至今。而今，华信汇通集团已经实现对华信信托的控股。而华信汇通集团成为华信信托控股股东之后，其自身的上层股东结构也经历频繁变更，变化翻天覆地。截至目前，华信汇通集团由共计16家股东分散持股，持股比例最高者9.87%，最低者仅0.06%。这16家股东中，除了5家国资背景股东少量持股之外，其余90%以上的股份由剩余11家民营股东持有。而这11家民营股东，往上追溯是层级繁多、叠床架屋式的交叉持股甚至循环持股，其中部分可追踪至华信信托董事长董永成。
证券业民营化的路径特征
按新财富所统计的24家民营控股证券公司计算，占现有111家证券公司的比例为21.62%。如此看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主流金融细分领域，后三细分领域的民营控股机构数量的占比大体都相当，唯独民营银行的数量占比极低。
从变身为民营的证券公司来源而言，大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各地财政局当年主要为了促进国债（民间称之为“国库券”）交易而设立的财政证券公司；第二类，是在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之前，信托或者保险机构内部设立的证券业务部门；第三类，是伴随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设立，由各地方政府主导成立的证券公司（表8）。
各地财政证券公司在与政府脱钩的过程中，其股权或由民营企业受让，或民营资本以增资的方式获得控制权。比如，长春市财政证券、大连市财政证券、沈阳市财政证券等，改制由民营资本控制之后，分别更名为恒泰长财证券、大通证券、网信证券。
信托、保险内设的证券业务部门，也是在分业经营的监管背景下，在剥离证券业务部门重新组建专业证券公司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实现了民营化。比如，早年平安保险内部设立的证券部门，相关业务资产剥离出来之后重组为平安证券；明天系参与包头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门的改制，将其重组并重新发起设立为新时代证券。
各地方政府主导设立的证券公司，其中不少因在2001-2005年的大熊市中挪用、亏空了客户保证金而陷入破产重组境地，于是吸收民营资本注入资本金从而变身为民营控股证券公司。
除了改制、重组、受让、增资扩股等方式变身为民营控股的证券公司，通过全新发起设立的民营证券公司只有唯一一家——复星系于2003年发起设立的德邦证券。
从时间上来看，表8所列的最早的民营证券公司，系1996年重组而来的平安证券，但其实这并不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民营券商，上世纪90年代一度风光无限的民营券商如大鹏证券等，在2001-2005年的罕见大熊市中，早已灰飞烟灭，徒留茶余饭后各种谈资。■
《新财富》杂志2017年7月号封面故事《民营金融时局图》系列文章未完待续，敬请关注后续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一键下单《民营金融时局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