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 | 《棉花帝国》树立了全球史研究的标杆

法意导言：

本期推送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王希教授为《棉花帝国》一书中译本撰写的序言。文中对该书和全球史研究的动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介绍。感谢“云里阅天下”授权转载，感谢王教授的授权和支持。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中文版序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教授的著作《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于 2014 年在美国出版，随即获班克罗夫特最佳美国史著作奖， 被《纽约时报》列为十大重要著作之一，三年内被译成至少九种文字出版。[1] 后浪出版公司推出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以飨国内读者，再度扩大本书的读者范围。在推特和微信的时代，一部六百页厚重的史学作品能拥有如此的阅读人气，实属罕见。

贝克特教授原籍德国，在汉堡大学接受本科训练，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攻读美国史，博士论文研究的是 19 世纪纽约市金融资本发展史，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以《金钱大都市：纽约市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成型》出版。[2]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贝克特前往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任教，在资本主义史和全球史两个领域内同时发力，成果丰硕，成为学界翘楚。《棉花帝国》是他多年跨国研究的结果，也是上述两个领域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与斯文是先后同学，我比他入学早，选课时不曾相遇，但因同属 19 世纪美国史方向而相识。后浪出版公司史文轩编辑来信，约我向国内读者介绍斯文的作品，我感到很荣幸。碰巧的是，本书译者之一徐轶杰博士也是老朋友。我们 2005 年夏在北大美国史讲座上认识，讨论的话题正是 “ 美国史研究的全球化 ”。我与斯文、轶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结识，不曾想到有一天斯文的写作会将我们连接起来。在感叹世界变小的同时，我对他讲述的棉花经济全球化的故事也有了更切身的理解：将不同时空中原本互不关联的人事网络连接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共时性（synchrony）新秩序，这也许就是全球化的内容，而发明和不断更新这种“新秩序”则是资本主义在过去数个世纪的工作。

《棉花帝国》写于当代，谋篇布局却处处透出一种古典史诗的宏大气势。故事从古代的棉花种植开始，穿越欧洲创造的三个“棉花帝国”时期，一直写到 20 世纪棉花产业重返亚洲时结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贝克特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者，在本书十四个篇章中讨论了诸多问题， 但他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组：（1）棉花为何在过去三百年中成了世界经济中最为成功的一种商品？（2）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为何能够借助棉花而生长成为一种全球性经济体制，不仅制造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南北大分流， 而且还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大多数人类的行为方式？（3）棉花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什么？棉花经济的全球化是如何发生的？推动它发生和演变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换言之，贯穿《棉花帝国》全书的是三个关键词：棉花、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其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写成一部历史，《棉花帝国》也的确讲述了这三种历史，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拼装或叠加，而是一部将三种历史交融为一体的、具有自身逻辑的新历史。贝克特称，他讲述的是“一个欧洲主导的棉花帝国的兴衰故事”，[3] 但隐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却是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

书写这样一部历史，作者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是史料的突破。《棉花帝国》的时间跨度上千年，主要集中在 17 至 20 世纪之间的三百年，空间覆盖则将除南北两极之外的主要大陆和海洋包括在内；内容上，除了棉花种植、棉纺工业和棉产品市场的世界历史之外，本书也覆盖了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与运作；除此之外，作者当然没有忽略被卷入到不同“棉花帝国”网络中的参与者—包括被贩卖到美洲的非洲奴隶、被强行驱逐离开家园的土著印第安人、武装押运奴隶的远洋贸易商、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明家、欧洲棉纺厂的厂主与工人、棉花交易市场的金融投机家、殖民主义国家的官僚、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贫苦棉农和当地的“民族资本家”等。所有这些群体的经历都是棉花帝国故事中不可被简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为了写作这部著作，哪里有棉花，哪里有资本主义，作者的研究足迹就必须抵达哪里。我们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在史料收集、筛选、分析和组织方面的工作量之巨大。《棉花帝国》英文版约四分之一的篇幅（140 页）是注释，有些注释写得非常详细，本身就是一篇专业论文。纵观全书呈现的不同时代的棉花经济信息，纵观作者对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原始材料和学术史的梳理和使用，令人不能不对他的知识功底、语言能力以及对新史料的想象能力表示由衷的敬佩。对于全球史领域的同行来说，《棉花帝国》树立了一个研究质量的标杆：真实的全球史研究必须要有全球性范围的史料的支撑。

方法论的创新是《棉花帝国》成功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全球史的叙事框架给了贝克特一个有效的视角，帮助他把棉花资本主义的叙事带出国家史和地方史的局限，但并没有割裂新叙事与国家史和地方史之间的深刻联系。相反，当我们熟悉的一些历史发展——包括地理大发现、欧洲帝国对美洲的争抢、跨大西洋贩奴贸易，英国和欧洲的棉纺技术革命、资本主义贸易和金融体制的形成、近代无产阶级的形成、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在全球南方的兴起等——被“统合”到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叙事框架之下时，我们看到了这些“地方性”（local）的历史与全球史之间的联系，也看到了它们相互之间在一个更大网络中的相互关联。贝克特把呈现“资本主义的大转型”设定为他的写作目标，全球史叙事框架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目标。[4] 在这个框架下，棉花帝国的故事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章，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旋律下，各种相关的历史变奏曲都在其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演绎。

对“资本主义”概念的改造是本书方法论上的另一个亮点，也是贝克特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原创性贡献。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看重“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以至于人们也时常将之认为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唯一或全部内容。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介绍了两个新的概念：“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和“全球资本主 义”(global capitalism)，分别用来描述 18 到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 前后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具体说，“战争资本主义”指从 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到 18 世纪后期棉纺技术革命开始之前这一时段的资本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则用来描述 19 世纪后期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侵入到 20 世纪中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一时段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处理意义何在？一些熟悉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论述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贝克特的两个新概念分别与马克思讲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列宁的“帝国主义阶段”相重合，新瓶装旧酒，并无特别的新意。我不这样认为。我更愿意认为这是贝克特对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上的改造。当然，将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 全球资本主义排列在一起，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种不同形式的“棉花帝国”相呼应，为《棉花帝国》创造了一种有效的叙事逻辑。我认为，贝克特的用意远不止于如此。他的更深用意在于展示，资本主义的历史要比我们理解的更长，也更复杂，而且资本主义的历史远未结束。通过新概念的使用，我们看到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共同分享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包括暴力的使用、对外部领土资源的占有、对不同空间的劳动力队伍的重组、跨国网络的建设以及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盟等。这些特征并不是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而是起源于战争资本主义时代，并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继续得以使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贝克特的新概念还扩大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参与者队伍，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都纳入到叙事中，一 方面展示为先前那种“看似更为高尚、更为纯净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所排斥的内容，[5] 另一方面也展示棉花帝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和在各种层次上的冲突与斗争。

强调“国家”在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贝克特方法论的另一个亮点。对利润的追求无疑是棉花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但“棉花帝国”必须依附一定的“国家”体制才能运作。在贝克特的叙事中，无论是在棉花帝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能看到“国家”的身影，也总是看到“国家”与资本的结合。早期欧洲帝国对美洲殖民地的占领和瓜分，为欧洲定居者和商人积累财富创造了条件。同样，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国家也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获得了非西方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与此同时，“国家”对内建立法治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创造带有保护性的经济秩序，对外则采取野蛮方式，无视他人的利益。资本主义与“国家”的联姻与互动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西方国家得以转型的前提条件。正如贝克特所说，“随着国家开始扮演越来越中心的角色，越来越以延续性最坚韧、权威最为强大的和发展最为迅速的体制出现的时候，”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合便越来越成为双方都需要的选择。因为有“国家”的“有形之手”，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才能后来居上，在世界经济的“大分流”中成为拥有特权的发达国家。当“国家”内部的政治构成发生变化的时候——譬如工人阶级获得参与政治的机会，或殖民地国家的精英要求获得独立等——“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也将发生变化。所以，在棉花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是“棉花帝国”的建构者和参与者，也可能成为它的终结者。“国家”和“国家行为”是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的关键。

在这样的语境下，贝克特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长资本主义”（long capitalism）的故事，而居于这个故事的中心位置的是棉花。为什么是棉花而不是其他东西？为什么是“棉花帝国”而不是其他什么帝国？贝克特称，棉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将不同大陆连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性网络”。棉花将“看似对立的各方带到统一平面之上”，促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产生。这个被贝克特称作“多元统合”（unity  of  the  diverse）的过程就是棉花资本主义秩序得以建立的过程。[6] 原来散乱无序的不同网络被统一到棉花帝国的中心网络中来，从而建构起一种利润生成和利益共享的新体制：英国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的股市与美国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园主的收入、新罕布什尔州或达卡纺织工人的未来与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的铁路的修建等因为棉花而被连接起来。但棉花帝国并不是稳定的或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它始终处于变动、不稳定和矛盾之中，正如贝克特指出的，“世界经济空间组合的变动不居是过去三百年来的一种普遍特征。”正是因为如此，棉花帝国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世界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构成，它所背负的巨大不平等的来源以及资本主义为何和如何始终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学”。[7]

“多元统合”是一个有效的概念，贝克特在全书中多次使用它来描述“棉花帝国”和资本主义的运作。棉花资本主义从 16 到 20 世纪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全球政治与经济背景，位于这种背景之中的不同的资本主义网络通过“多元统合”建构了一种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经济网络，在这些网络的基础上，不同的“棉花帝国”得以产生，并反过来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发生。

《棉花帝国》的第一至第五章集中描述第一个“棉花帝国”在战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创建和运作。古代的棉花种植起源于南亚、中美洲和东部非洲，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8] 但无论是种植、纺织生产还是使用，都是在相互隔绝的环境之中进行的，没有产生跨区域的影响力。即便在种棉技术于 12 到 14 世纪传入欧洲之后，因为欧洲人无法控制原棉的生产与贸易，棉花也没有成为“全球商品”。

15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建立开启了“战争资本主义”时代，改变了棉花的命运。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企图进入亚洲内部，创建一个交易网络，然后将此扩展到亚洲之外，但并不成功。另一方面，欧洲帝国在美洲开启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掠夺”，[9] 凭借对远洋航行技术的掌握和武装航运的暴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连接美洲、欧洲和非洲的贸易网络。跨大西洋商业网络的创建是一次对不同空间的劳力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也是对全球市场的重塑，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组织化的、具有全球规模的等级分明帝国”。[10] 跨国贸易网络并非只是敢于冒险的武装商人的创造，它同时也是帝国争霸的结果。欧洲帝国一方面用暴力强占印第安人土地，准允和保护跨大西洋的贩奴贸易，另一方面在内部致力于建构保护私人产权的法治，通过开启保险业、金融业和运输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运作的环境。

这种战争资本主义的双轨制实践为塞缪尔·格雷格（Samuel Greg） 在 18 世纪后期的棉纺工业技术发明展示其潜在的革命意义奠定了基础。格雷格对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的使用成倍地提高了效率，为英国棉纺工业革命的起飞提供了技术支持。技术革新与战争资本主义创造的全球贸易体制相结合，推动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的生长，[11] 也赋予了格雷格为自己和英国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的特殊权力。只有读到这里，我们方能理解贝克特为何花大量篇幅去讨论战争资本主义和强调“多元统合”的重要。英国（以及欧洲）的率先“崛起”，除了拥有武力、经验和知识之外，还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组织化的、被监管的和被控制的生产过程”。[12] 英国和欧洲对不同的资源和为控制这些资源而建立的不同网络—包括加勒比海的棉花种植园、从非洲强行贩运而来的奴隶劳动力、大西洋沿岸的市场、组织化的远洋运输、国内棉纺工业、银行和金融行业等—的统合和控制，对其成为工业革命的领袖至关重要。

战争资本主义创造了第一个“棉花帝国”——准确地说，是支撑棉花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网络，与此同时，棉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棉花帝国”中各个部分的发展。美洲大陆的欧洲殖民者对不断攀升的棉花价格和急速扩大的市场做出迅速反映，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也将更多的非洲人强行卷入到棉花经济中来。当“工业化生活的需要和节奏”通过棉花帝国的网络“传播和强加于世界各地的农村地区” 的时候，[13] 战争资本主义完成了世界经济分工的第一步，非洲被锁定在为美洲种植园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英国人则将自己从种植原棉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棉花帝国不仅改变了非洲的命运，也改变了美国的命运。贝克特在第五章中对美国与“棉花帝国”的关系做了新的解读，也树立了一个在全球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国家史的样板。18 世纪末美国建国，正是棉纺工业技术革命发生的时候，1787 年的制宪妥协使得奴隶制在宪法的保护下合理生长，并将美国变成了外部“棉花帝国”网络中的关键一环。1793 年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19 世纪上半叶的领土扩张和国内贩奴贸易的兴起， 都为美国奴隶制的飞速蔓延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和技术支持。这种网络在美国内部的“统合”促成了“棉花王国”（Cotton  Kingdom）在美国内部的兴起，并使美国在 1860 年内战爆发前夕成了英国棉纺业最大的原材料提供者。因此，19 世纪上半叶的领土扩张不再是“天定命运”的杰作， 而是一场与战争资本主义相似的“巨大的土地抢夺”，利用联邦军队强行迁移印第安人部落是利用“国家”权力为白人定居者腾出兴建棉花种植园的空间，“棉花王国”在南部引向单一经济作物发展模式的时候，更是将无数美国奴隶的后代投入到“第二次奴役”的深渊之中，并极大地威胁了其他白种美国人的自由。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多元统合”以及第二个“棉花帝国”的建构是第六章至第九章的主要内容。贝克特认为，18 世纪的工业革命是欧洲国家“集体”创作的结果，但“英国的企业家、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工匠 [在其中]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4] 战争资本主义留下的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多样化的”网络（a  great  diversity），但受到国家鼓励与保护的“工业化项目”（the  project  of  industrialization）则企图在无序的多样性中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市场秩序、规范和体制，唯有“拥有特权的地方”才有能力创造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体制”，英国正是其中的胜出者。[15]  贝克特称，将战争资本主义的遗产、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具有前瞻性眼光的资本家的积极行动以及一个具有强大行政、司法和军事能力并愿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的国家“统合”起来，正是英国成功转型的“秘诀”。这些因素的同时存在与成功统合也是资本主义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真正发明”。[16]

新的棉花帝国的有效运转需要两支新的支撑力量：全球性的劳工队伍和全球性的商品交易体制。两者都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进行动员和重组，也将更大范围的人群和社会卷入到棉花资本主义体系中来。新棉花帝国的劳工队伍同时包括了美国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劳工、欧洲和北美棉纺厂的工人（尤其是童工和女工），以及其他空间中的各式劳工。他们被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秩序组织起来，分享无产阶级的共同身份，但被限制在棉花帝国网络的不同环节中，生活和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围绕机器生产的旋律转动”。[17] “国家”则通过官僚机器和法治体制，强制实施低工资制，并对劳工阶级的反抗进行暴力镇压。然而，资本主义对“国家”的依赖也为自己埋下了破坏性的种子。当欧洲工人阶级最终获得政治参与权并对“国家”施加压力时，“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也不得不做出妥协。贝克特所称的“最终资本家对国家的依赖将变成劳工的最大力量所在”的含义正在于此。[18]

全球化市场则由金融商人通过交易和信贷体系来建构。位于英国利物浦的棉花交易中心左右着全球的棉花生意。信贷网络中的经纪人取代了传统的商人，直接负责检查产品质量，评估产量与市场，并开始将还未播种的棉花当成未来商品进行预期销售和交易。用贝克特所说，这些交易商人“构成了市场”，成为棉花资本主义的“有形之手”。[19] 信用的发明给棉花帝国带来新生，后者本质上变成了一个“信贷帝国”（empire of credit），[20] 金融和贸易商人俨然成了“全球化的推动者”（globlizers），完成了将棉花的种植者、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的“多元统合”，还将不同形式的劳动体制（奴隶制、工厂工资制、运输体制的劳动等）连接起来，完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多元统合”。棉花商人的最终成功不只是远程运送产品， 而且将工业生产的节奏带入到更大范围的乡村生活之中。这个过程也是在 “国家”提供的法治环境中进行的。

1861 年美国内战的爆发终结了第二个棉花帝国的历史。这场看似因奴隶制而起的内部流血冲突在全球史叙事框架下，也可以解读为是美国南北精英群体围绕美国与“棉花帝国”的关系发生的一场不可压制的冲突。南部奴隶主为棉花种植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一种农业工业（agricultural industry）——棉花在内战前夕占美国对外出口的 61%——而感到骄傲的时候，北部的自由劳动论者则担心，任由奴隶制的蔓延会将整个美国变成“兰开夏郡的种植园”，作为“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美国内战也是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半殖民地位而发生的。[21] 无论如何，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带来了美国奴隶制的废除和北美最大奴隶群体的集体解放。美国内战打断了第二棉花帝国的原材料供应链，迫使棉花资本主义在新的空间寻求新的“多元统合”，这正是贝克特在本书第十章到十二章讲述的故事。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 20 世纪中叶，棉花帝国完成另外一次重建和转型。美国内战暴露了棉花帝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大宗投资的失败迫使棉花资本家从其他地方寻求廉价的棉花，从而引发了对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市场的又一次重组，第三个“棉花帝国” 的世界网络和与之相伴的全球资本主义应运而生。新棉花帝国的建构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个现实使得“国家”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处于转型之中的西方国家兼具民族国家、工业化国家、殖民主义国家的多重身份，棉花经济因而变成了一种国家利益，导致“国家”更深地卷入，棉花经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竞争。在新一轮的“多元统合”中，棉花帝国将空间范围延伸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全球南方的乡村地带，那里的乡村人口变成了种棉人口，并同时被界定为工业化国家棉产品的潜在消费人群。“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棉花资本家和殖民地政府官员也意识到，“限制棉花生产的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22] 所以，对全球南方劳工的改造成为棉花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内容。贝克特详细讨论在印度、埃及和原奥斯曼帝国的乡村改造情况，并指出，英国人在印度制造出一个与美国南方的分成制佃农相似的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不是奴隶，但也不完全自由”。[23]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棉花工程与国家荣誉和财富锁定为一体， 成为一种国际项目。但这种以谋求自身利润为出发点的努力对全球南方国家原有经济体系和商业网络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西方棉纺资本和技术对全球南方国家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强行取代，在贝克特看来，是一种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24] 西方国家的商人在新的博弈成了“棉花王”。他们将棉花生产、销售、运输等高度一体化，利用母国对合同法和财产权法的保护，借用铁路等新技术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权力，为西方国家的工厂主提供直通全球南方国家乡村地区的直接通道。殖民地政府则通过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打击殖民地的本土产品，为本国商人开辟市场。殖民地的基础建设也以满足宗主国的需要优先考虑，并不考虑殖民地人民的需要。全球南方国家成了棉花帝国网络中的原材料提供者的初级环节。

然而，新棉花帝国不再像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那样只有一个中心，而是一个多国竞争的松散体系。而外部的政治经济背景对棉花帝国的运作也颇有影响。新资本主义与奴隶解放同时出现，工业现代化速度加快， 自由劳动成为普遍体制，殖民主义官僚体制面临殖民地的抵抗，农业科学的发展等，所有这些对殖民地的统治都有重要的影响，基调仍然是控制，但稳定（pacification）也成为殖民主义统治者追求的目标。[25] 因为棉花变成了一种国家工程，在国内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 国际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盟。殖民地棉花象征着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强大的国家工业的共生。这一观念也为后“崛起”的国家所接受。俄国和日本在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之后，也力图摆脱“对原材料的依赖”的困境。[26]

新棉花帝国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游戏规则仍然不变：西方国家仍然要控制关键的生产环节，维持对棉花经济的世界分工，全球南方国家的殖民地不仅生产棉花，还必须成为西方棉产品的消费市场。在这个等级分明的棉花帝国主义秩序中，位于顶端的西方国家将始终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和收获最大比例的利润分成。“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作用十分明显和重要，因为国家在推进棉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推进自身的建构，而因为国家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全球棉花帝国比从前更加依赖于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帝国”。[27]

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建构的棉花帝国网络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丢失了世界工业的领导地位，西方国家的棉花工业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所取代，亚洲的棉花种植和棉纺业生产在三百年之后重新崛起，贝克特在第十三章中用“全球南方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Global  South）来形容这个转移。对于这个新的阶段，贝克特不再使用“棉花帝国”来描述，而是称其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28] 贝克特认为，有两支力量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化和全球南方国家本土资本家的崛起。[29] 劳工政治和内部政治的改革迫使原来支持资本主义势力的国家做出让步，殖民主义政策也难以为继。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美国那样一个内部的“全球南方”（指贫穷的美国南方）来进行产业转移，[30] 相继丧失了对棉花经济的控制权。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崛起中，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并结合和利用了内在的文化和经济基础（包括廉价的本地劳动力和严酷的低工资制度），其发展路径也与战争资本主义不尽一致。譬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获得了一个权力集中、管理现代化的体制，日俄战争后又获得海外殖民地，低工资的劳工待遇与政府的信贷支持对其棉纺业的起步非常重要，而其特殊的政治体制则剥夺了工人争取权利的机会。[31]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