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上半年靓丽收官，国内外唱空中国所谓黑天鹅事件的喧哗平息许多。但不知不觉间，另一个洋词——“灰犀牛”成为中国财经媒体的热议话题，引发部分人对中国经济趋势性恶化的担忧。
所谓“灰犀牛”源于美国作家米歇尔·渥克所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比喻经济中发生概率大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跟“货币战争”“黑天鹅”一样都是经济学家预言的大危机型“动物”。这不禁让财经“吃瓜群众”一头雾水，经济学家们难道都在动物园里寻找灵感？
2017年7月17日，我国主流媒体首次引用“灰犀牛”概念——《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提及，“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随后7月27日，中财办在新闻发布会中也对“灰犀牛”概念做解读：“灰犀牛”一般指问题很大，也早有预兆，但视而不见，没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导致后果严重的问题或事件;并列举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五大类问题，并提出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官方及主流媒体对“灰犀牛”的解读无疑是客观的，再次把焦点引向现实的改革挑战，而非吸引眼球的词汇。但值得投资者擦亮眼睛的是，“货币战争”“黑天鹅”等财经词汇均源于国外媒体，讨论的经济发展背景显然与我国并不相同，社会观念更是千差万别。中国普通投资者的财富积累时间不长、经历的经济周期有限，媒体如果盲目套用“灰犀牛”等概念来过度强调我国现阶段存在的趋势性风险，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不利于稳中求进的改革节奏。
况且从技术上讲，所谓“灰犀牛”并非仅存于我一国范围之内，而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治。
任何经济体都存在趋势性风险，政策制定者解决长期问题的首要前提是保持全局稳定。2013年至201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达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017年上半年依然延续稳中向好的态势，GDP实际增速达到6.9%;2013年至2016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看空中国者期待了五年的“货币战争”“黑天鹅”并没发生。
趋势性潜在风险属于经济的供给侧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逐层梳理。这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客观现实出发，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重要成果。政府少花钱去刺激经济，短期确实会形成经济下行压力，但对化解潜在经济长期风险无疑是有利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国企高杠杆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及衍生出房地产价格泡沫，本质上属于“四万亿计划”的后遗症，解决这些问题不可期待一蹴而就，如果过急过快地去杠杆，除了股市崩盘，更会造成经济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大量的财富损失必然引发财富外流。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的治理就已开始。2016年初至今，“三去一降一补”改革依然是对前期治理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的延续和深化，符合“连贯、一致、长期”的宏观治理原则。因此，不是外媒聪明地发现了中国“灰犀牛”，而是这些问题早在改革菜单上，且已初见成效。
外部环境也有利于中国避免“灰犀牛风险”。2017年是美国次贷危机十周年，受益于中国“四万亿”刺激计划，美国已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甚至富士康都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液晶电视，“再工业化”引发就业预期不断向好，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有了底气，自2015年12月以来已进行四次加息，并将很快开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进程。欧洲的2017年复苏形势甚至好于美国，一季度欧元区GDP季调后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创2015年二季度以来的新高，这促使欧央行也开始频频释放货币政策收紧信号。
当然，中国对抗趋势性“灰犀牛”最大的底气还是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特别是消费升级和消费细分的巨大潜力。2017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0.4%，增速依然让欧美国家望尘莫及。结构性的改善也是近几年强化供给侧改革、弱化需求端刺激的成果，在支出法统计GDP中，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远超资本形成的贡献;从税收的角度看，2017年上半年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娱乐等行业税收分别增长64%、34.9%、24.9%和15.6%，远超全国总体税收收入8.9%的增速。
我国与欧美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经济发展实践问题也存在差别，学者媒体应在扎实调研和理性思考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对中国改革问题提出务实的解决方案，而非盲目套用一些炫酷概念去简单唱空中国经济。而且，改革者不是圣人，媒体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切不可单纯批评甚至讽刺，而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鼓励各方在对问题调研梳理后提供建设性意见。
一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不是开“动物园”，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样才能真正确立起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自信和经济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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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维鸿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重庆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央视特约财经评论员，《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讯网等财经媒体专栏作家。曾就职于英国路透集团、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法国外贸银行集团巴黎总部。2008年回国后，加入国都证券，曾任研究所所长、宏观经济首席研究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宏观经济、国际化背景下的新兴市场发展模式、国际中小企业发展模式比较、中国金融和银行体系、中国债券市场建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