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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龄焦虑再次被热议。有人建议废除35岁的就业门槛，创造一个没有年龄歧视的就业市场，甚至明确建议“将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纳入法律”。
其实，从今年初“80后死亡率突破5.2%”的谣言，到今年2月广州一街道办招聘要求环卫工的年龄必须35岁及以下，再到近日一大学招聘宿管阿姨也要求年龄40岁以下，
年龄焦虑已从个人心态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年龄歧视和年龄焦虑相伴相生，35岁成神秘分水岭。明明正值壮年，甚至有不少才毕业几年，就面临裁员、再就业机会渺茫等种种问题。
有人难免迷茫：不再青春洋溢，就一切为时已晚？
年龄焦虑不是新词。以某零后为划分点评价一代人，更不是原创。
“80后是垮掉的一代”“90后是废掉的一代”“00后是躺平的一代”……年轻时，不同代际，无一例外，都曾被贴满标签。可能因为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年轻人不在乎，用行动撕标签。
当广大“80后”“90后”成为社会中流砥柱，那些声音，也自然不攻自破。
但撕下一个标签，别的标签就挤了上来。打开社交软件，“最累的一代人”，竟从“50后”到“00后”全覆盖。人云亦云的文案，换个年龄直接套用，视频批量生产、精准分销——观者是什么年龄，就推什么年龄，俨然成了“情绪产业”，主打一个拿捏。
众多情绪产品中，“焦虑”最抢手；而众“焦虑”中，“年龄焦虑”因时光无法倒流的客观原因，更独占鳌头。尤其对于从小就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80后”“90后”群体，一直以来的叙事，永远是“明天会更好”。
当新一轮经济周期来临、职场打拼和育儿养老深度胶着，年龄焦虑的“免疫防线”一击即溃。
年龄焦虑不仅是“贩卖”出来的，更是歧视出来的。
“35岁门槛”频频出现，甚至年龄不断提前。各用人单位用严苛的招聘要求和淘汰机制来定义“能力”——仿佛35岁后，人就自动丧失了工作能力。
有人说，压力就是动力。这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赶路思维一致。适当的压力，可以让人更早行动起来，比如近些年，年轻人的职业规划不断提前，甚至早在中学，家长就开始为孩子的人生事业选择做铺垫。
但物极必反，一个社会过多强调年龄门槛，其实是自设牢笼。
有人年纪轻轻，就“不服老不行”。
在年龄的刻板印象下，“思想钢印”的时针根根分明，人生不过是“掐表前行”。于是每一步，都赶着deadline（截止时间）前匆匆入场，精准无误。人生没有容错率的后果是，一旦越过“门槛”，有人因焦虑打乱节奏，有人则干脆“破罐子破摔”。身体素质下滑，职务没起色，就感叹机会渺茫，不再争取、不再创新，消极躺平、得过且过。
社会陷入年龄焦虑陷阱，影响更甚。
人生只有站点，没有终点，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积累和优势，然而，从公务员招聘要求年龄35岁以下的规定，到一些单位和企业甚至“加压”到30岁以下。
“一刀切”给年龄画框框，看似框的是别人，实则框的是自己——
任人唯贤，才能最大限度找到最合适的人，否则，等人才断层，悔之晚矣。
唯年龄论的个人失去发展可能，畏首畏尾不敢尝试新赛道、难以安心做长远职业规划；唯年龄论的公司更是压榨青春、囿于内卷。长远看，这道人为设置的“35岁分水岭”，把短视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前不久，刘晓庆在一档综艺中朝气蓬勃，网友直呼“74岁正是闯的年纪”；成都美术馆热展的“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则展示了“老顽童”黄永玉在近百岁高龄时的鲜活笔触；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张凯丽更直言“我62岁还在拼，凭什么35岁就被判‘职场死刑’？”花甲古稀尚是当打之年，更不用说35岁。个人年龄观错误，是对自己不负责；社会年龄歧视，则是对行业对社会不负责。
在人均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企业用工普遍更需高技能人才的今天，“35岁门槛”显然早已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也和老龄化社会的趋势背道而驰。
“如此漫长·如此浓郁——黄永玉新作展”现场
法治亮剑，刺破年龄歧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促进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坚决纠正各类就业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没有针对年龄提出明确条款。针对年龄限制，法律不妨明确亮剑。还要建立和畅通劳动者申诉途径，让纠正年龄歧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