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一种集体理性的表现，关键是成本大于收益。
在LinkedIn上，我看到这个话题。一位同行在那里发的一篇文章中说，现在中国大城市中年轻的新中产阶级不应该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是孤立主义者。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可能只通过小心翼翼地管好自己就过上富裕而且不受恶意打扰的生活。
这个观点我是基本赞同的。从更泛化的经济学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法律惩罚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市场，如果违法的获益大于违法被逮到的概率与违法受到惩罚的乘积，那么人们就会选择违法。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会有效提高违法成本从而降低违法率。虽然政府在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但只顾自己的中产阶级并不能被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高效的行政系统完全保护起来。
这是因为在惩罚市场之外，人的很多行为具有经济学里所说的“外部性”。举个例子，在电梯里，一个感冒的人没有遮住口鼻就打了三个大喷嚏，这大大增加了你感冒的概率，可能比一个小偷偷走你200元钱造成的伤害还要大，但他并不会受到惩罚。惩罚市场无法对这种外部性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定价。打喷嚏当然是比较小的事，还有更可怕的外部性事件，例如化工厂排放废气造成的雾霾。整个社会充满了这些外部性事件，每个人遇到的概率都非常大（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任何人都有不做孤立主义者的必要。
不过，应该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也许你可以感知到，身边的孤立情绪越来越重——这些城市孤立主义者的特点是他们喜欢用钱在正常的市场上解决自己的麻烦事；对其他人的事尽量少管；面临用钱也解决不了的事的时候就会陷入绝望。在中国超级城市中，很多人选择不结婚、不生小孩并不是因为他们缺钱，而是他们觉得这些不能用钱完美解决的问题，自己宁愿远离。
这种社会日渐被孤立主义者分裂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里统计了二战以后到2000年代美国人参与社会民主生活的活力迅速降低的情况。
《独自打保龄》描绘了二战以后到2000年代美国社会日渐被孤立主义者分裂的现象。
由于美国是新移民国家，早期移民定居点的居民很多人之间都有同乡亲戚之情，所以美国人对社区社会生活的高参与度被认为是立国之本。法国人阿利克西·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的民主》中曾认为，由于居民对社会的高参与度，美国的民主在当时是最有效的。
但是，在帕特南的统计中，这种社会资本在二战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衰落了。中国在2000年代之后这种衰落也非常明显，而且速度似乎更快。
这种衰落可能是一种集体理性的表现。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通过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原来人们需要动用社会资本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很轻易地通过某类服务公司解决，而且成本更低。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叫做自助化的社会。
在自助化程度高的社会可能出现一个问题——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关注那些外部性问题所付出的成本会高于他动用社会资本积累所获得的利益。所以，自助化社会中的居民会拒绝干这种亏本的事。
社会的孤立程度是不是不可逆的？我觉得这不一定。就像前边说的，如果社会违法管理体系能更精确地量化负面外部性事件的程度，并对这种行为作出精确地处罚，那么负面外部性行为就会减少，人们就可以更舒适安全地孤立下去。
又或者，社会管理体系可以更公平地对待正面的外部性事件，比如以可量化的标准奖励那些给社会成员带来外部性好处的人，社会的孤立性就会逆转。
不过要实现上面这两点都需要社会管理成本大幅上升。这是人们接下来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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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鹏
一个价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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