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耆旧记》是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除《汉晋春秋》之外的又一力作，是中国最早的人物志之一，其中保存了许多正史不曾为之立传的人物资料，在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校补者黄惠贤先生以丰富的学识和扎实的工作为基础，对目前所存《襄阳耆旧记》的残本进行了补足，并将历代误入《襄阳耆旧记》的《南雍州记》等书条目加以辨析，独立辑补成篇，对于梳理汉晋时期的襄阳地方史颇有助益。
本书条目均较为短小，以故事为主，语言明白易懂，可读性强。其中对汉末、三国、晋代等时期的人物事迹的记载，更可与《三国演义》等小说家言及稗官野史、民间传闻相对照，极富趣味。
《校补襄阳耆旧记（附南雍州记）》
[东晋]习凿齿 撰 黄惠贤 校补
丛书名：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装帧：32开 平装
书号：9787101134636
定价：24.00元
《襄阳耆旧记》五卷，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撰。记载自周至晋襄阳地区的人物牧守、山川城邑，保存了较为丰富的襄阳地方史料。本书校补者黄惠贤先生在《心斋十种》本所保存的《襄阳耆旧记》三卷残本基础上，遍检史料，对另二卷的内容加以补足，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襄阳耆旧记》原本的面貌。
《南雍州记》是继《襄阳耆旧记》之后又一种颇具价值的地方史志。从目前保留下来的条目来看，有郭仲产、鲍至撰两种，另有作者难以确定的部分内容，本书均予以仔细的辨别并加以整理。
习凿齿（？—383），字彦威，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后人。博学广闻，以文笔著称，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等。
位于襄阳的
习凿齿雕像
黄惠贤，湖南省南县人，1931年生。1954年9月至1958年8月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58年毕业后留校执教，任副教授、教授，曾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前身）主任。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等，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黄惠贤先生主攻三国魏晋史暨隋末农民战争史，著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并撰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文数十篇。此外，还整理出版《辑校〈邺中记〉》，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分册》《中国俸禄制度史》《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等史学论著。
黄承彦
题注
黄承彦条，据《心斋十种》本，《说郛》本全同。据《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初学记》卷一九，《太平御览》卷三八二、四九六，《墨娥漫录》引《襄阳耆旧传》及《襄阳记》校订。
黄承彦，高爽开朗[一]，为沔南名士。谓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面[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校注
：
[一]高爽开朗 此句《三国志》注及《墨娥漫录》作“高爽开列”。
[二]黄头黑面 “面”《三国志》注作“色”。
活国城
题注
活国城条，吴庆焘称据《渊鉴类函》补。按《渊鉴类函》本据《北堂书钞》卷一六〇。今以《北堂书钞》为本，用《太平御览》卷五五六校订。
山都县活国城，临沔水，有大石激。宅欲为水所毁，其人五女，皆大富，共敛钱作激，全其家宅也。
初，佷子家訾万金，而自少不从父命。父临终，意欲葬山，恐儿不从，曰：“葬我著渚下石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今当从此一语[一]。”遂尽散家财，作石像冢，积土绕之成一洲[二]，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冢石皆如半榻许数百枚[三]，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汉时人。[四]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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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当从此一语 “今”原作“令”，据《太平御览》改。
[二]积土绕之成一洲 “成”字原无，据《太平御览》补。又“洲”原作“州”，据《太平御览》改。
[三]今冢石皆如半榻许数百枚 “半”原作“羊”，参考《水经·沔水注》改。
[四]《太平广记》卷三八九引盛弘之《荆州记》云：“固城临（洱）〔沔〕水，水之北岸，有五女（墩）〔激〕，西汉时，有人葬（洱）〔沔〕北，墓将为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激〕以防墓。”又称：“一女嫁阴县佷子，家资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渚下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取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积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如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因活国城条多有缺漏，录此以供研究者参考。又《水经·沔水注》亦载此事，不注出处。
各本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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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卷五五六《礼仪·葬送》引《襄阳耆旧记》
有佷子者，家訾万金，而自少小不从父语。临亡，意欲葬山上，恐儿不从，到言：“葬我著渚下石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从，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冢，积土绕之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佷子，前汉人也。
《太平御览》卷六六引《荆州图记》
武当县西北六里江中，名恨子潭，潭中有石碛洲，长六十丈。世传恨子未曾从父命。临终，欲葬山上，故谬曰：“葬我水中。”恨子唯从此命。习凿齿《记》云，恨子是汉时人，家在山东五女（侥）〔激〕。
《襄阳耆旧记》，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撰。《隋书·经籍志》称《襄阳耆旧记》，两《唐书·艺文志》又称《襄阳耆旧传》，均载明五卷。南宋初，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其卷九载《襄阳耆旧记》五卷，晋习凿齿撰。其书“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又称：“《隋经籍志》曰《耆旧记》，《唐艺文志》曰《（载）〔耆〕旧传》。观其书纪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高宗绍兴六年（1136），曾慥编撰《类说》，卷二有《襄阳耆旧传》十一条，其中“呼鹰台”及“三公峰”二条，既非转录他书注引，亦不见于三卷本之《襄阳耆旧传》。元人脱脱奉敕撰《宋史》，《艺文志》称《襄阳耆旧记》，五卷。是则在宋、元之际，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五卷本，尚行于当时。
赵宋时期，除《襄阳耆旧记》五卷本外，尚有三卷本之《襄阳耆旧传》行世。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尧臣等奉敕编纂《崇文总目》，载《襄阳耆旧传》，三卷，习凿齿撰。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襄阳太守吴琚（字云壑，襄阳人），“刻于郡斋”，这是《襄阳耆旧传》有刻本的最早记载。但是，据说这一刻本“泯灭久”，在襄阳郡“无得而觏焉”。直至明神宗时，襄阳宜城人胡公价（字玉如），“初令临海，得于学士先生梓以归”。胡玉如从临海带回的《襄阳耆旧传》刻本，于万历癸巳（即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襄阳郡翻刻，这个刻本前面有鹅湖陆长庚的序，它记载了这个翻刻本的渊源。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震泽任兆麟以家藏的明神宗时郡斋刊本（即明万历本），补正数处，再行翻刻，并收入其《心斋十种》中。《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即现在所能见到的《襄阳耆旧记》的最早刻本。该本三卷，“不载山川、城邑”。追根溯源，可能即北宋以来传世之三卷本。其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当得力于吴云壑首刻于绍熙，陆长庚翻刻于万历，而任兆麟再版于乾隆。
《心斋十种》本，对万历本“补正数处”，任兆麟都一一加注，计：据《渊鉴类函》补卷二人物邓攸一条；据《三国志》注校正卷一人物庞德公条九处，补卷二人物向朗条十五字。因此，可以认为它基本上保存了万历本、也很有可能是南宋绍熙本的面貌。
《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三卷。前两卷为“人物”：周一人，汉二十六人，晋五人，共计三十二人；后一卷为“守宰”：汉一人，晋九人，共计十人。任兆麟称，《襄阳耆旧记》“中列时代，以晋继汉，以汉继周，居然春秋笔法”。这与《汉晋春秋》“黜魏帝蜀”一样，都反映了习凿齿的著史思想。其次，《襄阳耆旧记》所载四十二人中，晋人十四，其中除李重、邓攸为后人误补外，其余十二人中，十人今本《晋书》有传，而《襄阳耆旧记》即是《晋书》有关本传（或附传）的依据资料之一（有的文字全同），且《心斋十种》本《耆旧记》溢出之处尚多；至于蒯钦、习嘏的事迹，《晋书》几乎没有提到。《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所谓“汉人物”所载二十七人，其中半数是《三国志》、《后汉书》不曾为之立传的，但它们却保留了很多有用的历史资料。在经济史方面：提及别业、田宅的有三处；客、客户、兵家的有四处；奴、奴婢的有三处。政治史方面：提到吴的大公平，晋的大中正、州都；吴的校事，蜀的五部兵家，晋的都战帅等等。社会史方面：有冠族、豪族、庶民、渡民、下户、卒家、隐士等。宗亲史方面：如诸葛亮与庞山民、蒯祺、黄承彦；黄承彦与蔡讽、蔡瑁、刘表、张温；李衡与习竺等等。此外，还有民族、民俗、民谣等诸方面的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有的不仅不见于正史及注，即使像南北朝以后的类书也没有摘引。因此，我们推证，《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虽有后人辑补过的种种痕迹，但它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南宋绍熙郡斋三卷本的残本。
东晋时期，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为巴蜀地方通史；《襄阳耆旧记》是同一时期襄阳本地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所撰著，虽不如《华阳国志》涉及面广，且《心斋十种》本又多残讹，但它和《华阳国志》一样，仍不失为研究汉末、三国、两晋史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在魏晋时期保存下来的原始记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重新整理出版《襄阳耆旧记》，应该更具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万历本《襄阳耆旧记》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有关“山川、城邑”的两卷全部散佚；二是在传钞、翻刻、流传过程中的疏漏、残损；三是后人误补（如李重条）和将后人续作误入习氏文中（如《南雍州记》之羊祜、杜预条）。因此，对万历本《襄阳耆旧记》确实存在着校勘和辑补的问题。前面说过，任兆麟在重刊《襄阳耆旧记》时，曾补入邓攸条及校勘两条共十处。虽然邓攸条又系误补，但总的来说，任氏在重刊时，就已经注意到万历本《襄阳耆旧记》有校勘、辑补之必要。
光绪己亥（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襄阳人吴庆焘（字宽仲）在《心斋十种》本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辑补、考订工作。首先，他“搜辑群书”，“网罗散佚”，“得若干事，厘为二卷，以补任本山川、城邑之阙”；其次，他又“补入人物、牧宰者复数事”；第三，对于“一事而征引各殊者，别为考异一卷”（参见本书附录一吴庆焘序）。经过吴庆焘的努力，《襄阳耆旧记》又恢复到五卷本的轮廓。
吴庆焘氏搜寻虽勤，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吴本《襄阳耆旧记》（附《襄阳四略》）仍存在着两个较突出的问题：一、资料方面的欠缺。在辑补中，吴本多据《渊鉴类函》，而《类函》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该本篇幅浩繁，编纂粗率，所据资料全系转引，且少有斟酌，讹误甚多。而唐、宋重要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孔六帖》等，都未能涉及。二、考证方面亦多失误。吴氏一方面指出，《南雍州记》非习氏书文，力主删削；另一方面又将郭仲产书引入以补习文，以致自相抵牾。或者出于追求数量，吴本不仅未能将李重、邓攸等后人误补条订正，而且吴自补条中又有五条复属讹误，误补情况更加严重。
这次校订、辑补《襄阳耆旧记》，在“人物”、“守宰”的三卷，以《心斋十种》本为底本。参考吴庆焘本，着重于校勘；“山川”、“城邑”二卷，参考清人王谟辑习凿齿《襄阳记》和吴本，着重在于辑补，附带作点校勘。
为了弥补万历本、《心斋十种》本的缺陷，也是吸取吴庆焘本的经验教训，在资料搜集方面，着重注意南宋及此前的史注、类书和丛书，计从《三国志》裴注中辑出二十条；《后汉书》注、《续汉志》注中辑出八条；《世说新语》注中辑出二条；《水经注》中辑出一条；《初学记》十条，《艺文类聚》十一条，《北堂书钞》二十六条，《昭明文选》注三条，《白孔六帖》三条，《太平广记》二条，《太平御览》四十九条，《太平寰宇记》四条，《类说》十一条，《山谷诗内集》任渊注一条，《职官分纪》三条，《墨娥漫录》三条，《舆地纪胜》四条。另参考《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全同）、《名胜志》、朱谋㙔《水经注笺》、杨守敬《水经注疏》，以及《渊鉴类函》，明《（天顺）襄阳府志》、《（万历）襄阳府志》、清《（乾隆）襄阳府志》、《（同治）襄阳县志》、《（光绪）襄阳府志》等书。
在校勘方面，本书各条均按条出“题注”，说明本条底本及参校各书及卷数，以便查考。各条末作“校注”，除少数条目为缀辑者分句注其出处外，均以一本为底本，他书为之校勘；字句变动或有抵牾处，除无关史实、文义者不注外，一律出校记。另为研究方便起见，在辑补的第三、四两卷（即山川、城邑部分）每条“校注”之后，立“各本辑文”，将辑得各书文句，全数原样附上。有其他相似记录，亦作收集，以资参考。
通过校补，本书计新补卷一“人物”三人，卷二“人物”二人；删去误入卷二“人物”一人，卷五“守宰”一人，“山川”、“城邑”五条。
此次中华书局出版本书的繁体直排本，在原整理的基础上，对一些文字、标点等存在的讹误进行了修订。
虽志在勘误补缺，但由于水平不够，用力欠勤，缺漏谬误，必然不少，恳请方家指正，以利修改。
整理说明
卷一 人物
周
宋玉
汉
习融子郁
秦丰
王逸
王延寿
庞德公子山民、孙焕
庞统
庞林妇习氏
蔡瑁
杨虑许汜
杨仪
繁仲皇
习询习竺
习承业
习蔼
习珍
习温子宇
习桢子忠、孙隆
黄承彦
胡宠
秦颉
